《鸭头丸帖》

《鸭头丸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在绢上的一件优秀草书作品，也是王献之书法作品中唯一的传世真迹，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共有两行15字。《鸭头丸帖》，墨迹本，无款，传为王献之书。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行草书两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1]

此帖原藏宋太宗秘阁，宋亡后为元文宗藏，后赐柯九思，明重入内府，后又从内府散出，万历年间归私人收藏家吴廷，崇祯时藏吴新宇家，清光绪时为徐叔鸿所得。

此帖卷上钤有宣和诸玺：“双龙”“宣和”“政和”等。文后有“天历之宝”大方印，印下有虞集题记云：“天历三年正月十二日，敕赐柯九思，侍书学士臣虞集奉敕记。”以上印玺及款识均为真迹原配。

在后又拼一纸，为宋高宗赵构赞语：“大令摛华，夐绝千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上钤印“御书之宝”。再后为北宋人柳充、杜昱观款，明王肯堂、董其昌，清周寿昌等人题跋。

对于帖后的宋高宗赞语一纸，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认为系从他处移来，论之甚详，此不赘述。然后又提出以下疑问：“按此为宋高宗赵构所书，庚申是绍兴十年（1140年）。书法极精，确是真迹。但首句‘大令’系挖去原文，该书笔画僵硬，与下文其他字截然不同，但王肯堂刻《泼墨斋帖》时已同今本，可知拼配早于万历年间。”文中对高宗赞语被挖改成“大令”之前的原文是什么，以及拼装、挖改的时间并没有具体说明。本文即就此问题试做探讨。

自宋《淳化阁帖》后，公私刻帖蔚然成风，王献之名迹《鸭头丸帖》也多次被摹刻入各类丛帖中，考查各帖所刻《鸭头丸》版本之异同，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鸭头丸帖》，宋时曾刻入《淳化阁帖》第十及《大观帖》第十，这两种丛帖按刻帖体例均不加刻跋文。又《淳化阁帖》刻于淳化三年（992年），《大观帖》刻于大观三年（1109年），因移装宋高宗赞语的时间必晚于其所书年代1140年，两帖自然也不可能先行预刻。

明时，《鸭头丸帖》刻入《东书堂集古法帖》《宝贤堂集古法帖》《余帖》《玉烟堂帖》及《泼墨斋法书》等集帖中。

《鸭头丸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在绢上的一件优秀草书作品，也是王献之书法作品中唯一的传世真迹，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共有两行15字。这幅作品运笔非常熟练，笔画劲利灵动，风神散逸，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笔锋人纸灵巧而又变化多姿，方笔、圆笔、侧锋、藏锋都有，如“鸭”、“当”两字起笔处是顺着笔锋直接入笔，“故”字起笔是侧锋，“头”、“不”等字与上一字相连，所以是逆锋起笔，但也有以顿笔和

藏锋起笔的，如“明、君”等字。字与字之间气脉贯通，连中有断，如第一行“明当必”，第二行的“集当与”笔画连绵，而“佳、明”，“与、君”等字之间重新起笔，调整笔锋，但暗中还是有呼应，断连结合使整幅字有疏有密，空白灵活。帖中的10多个字曲直结合：横竖较直，有刚劲之美；又有圆转外拓的曲笔，有遒婉之美，用墨巧妙自然，墨色有枯有润，变化丰富。章法上行距很宽，显得萧散疏朗，堪称是一幅不拘法则而又无处不存在法则、妩媚秀丽而又散朗洒脱的草书精品。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晋琅琊临沂人，官至中书令， 人称“王大令”。书法与父齐名，并称“二王”。传世墨迹以《廿九日帖》、《中秋帖》、《鸭头丸帖》等最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