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秀》
《魔鬼秀》美国世纪的黑暗面，那对恐怖主题的迷恋深深地植入美国的文化，恐怖电影成了经济、战争与性的隐喻。作者尖锐地指出，是大萧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些社会和政治的因素催生了卡里加利博士、德古拉、科学怪人、化身博士、畸形人、狼人、等银幕上的魔鬼形象。
卡里加利博士、德古拉、科学怪人、畸形人、金刚……这些银幕上的魔鬼一一被创造出来，刺激和吸引着无数的观众。作者尖锐地指出，是大萧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些社会和政治的因素催生了它们。戴维·斯卡尔让我们看到美国的黑暗面，对恐怖主题的迷恋深深地植入美国的文化，光荣的背后是集体尖叫，梦想负载着恐惧。
恐怖电影是经济、战争与性的隐喻。伴随着大萧条、世界大战和高科技，黑暗世界中的魔鬼们活跃起来。对战争的可怕记忆：《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诺斯费拉图》、《狼人》，大萧条造成的精神创伤：《德古拉》、《科学怪人》、《化身博士》，科技的噩梦：《哥斯拉》、《来自火星的入侵者》、《灵婴》，对同性恋、乱伦和性虐待的暗示：《弗兰肯斯坦的新娘》、《吸血鬼的印记》、《德古拉的女儿》。
《魔鬼秀》既有深刻的社会分析，也有生动的好莱坞趣闻，展示了一幅广阔的文化景观。作者从多方面对恐怖电影进行了阐述：恐怖电影如何把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创伤展现在观众面前；如何表现冷战所带来的关于入侵的噩梦和精神控制；追求人物变换样貌的特殊效果同美容整形业发展之间的呼应；艾滋病的出现与人们对吸血鬼重燃的热情之间的呼应……
西方之所以涌现数量巨大的恐怖电影，和大萧条、世界大战、高科技等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关系紧密。按理说，我们八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天灾人祸也不少啊，但并没有激发起民众广泛的恐怖想像。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神经就强健些还是因为我们道德上就优胜些，半夜不怕鬼敲门？恐怕不是。而是我们对那种怪诞的、分裂的、黑暗的事物和题材，压根儿就不接受。
一个西方学者，叫苏珊·桑塔格的，在《论摄影》这本书里曾说：“我发现中国人很质朴，不理解破斑驳的门扇的美，无序中的别致之处，奇特角度和意味深长细节的力度，废弃物中的诗意。”对西方而言，摄影与观看的间断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在中国，它却仅仅与连续性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有适合照相机的题材，那些积极的、启发性的（样性的活动，微笑的人们，晴朗的天气）和秩序井然的题材，还有适合的拍摄的方式，这些方式来自排斥摄影观看意念本身的空间道德秩序观。”显然，我们的道德感排斥恐怖片，因为恐怖片往往就是一种道德秩序的反常。这也是我们的影片迟迟没有进入现代艺术领域的原因。
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是一种现代症候；而对颓废、怪诞、恐怖的迷恋则完是一种现代心理。卡里加利博士、德古拉、科学怪人、化身博士、畸形人、狼人、金刚……这些《魔鬼秀》中提到的西方恐怖电影形象，让西方人既怕又爱。他们既是战后破碎形象的扭曲反映，又是矛盾的现代心理的化身。从恐怖电影中，从那些超常的魔鬼身上，人们同时看到了自身的无能为力和对这种无能为力的好奇心。正如好莱坞鬼材导演蒂姆·伯顿对《魔鬼秀》作者所说的，“在我们生活的现代，神话故事中蕴含的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落了。人们认为神话故事就是讲给童的，但实际上，神话故事是那些我们对控制不了的抽象事物的真正比喻和象征，那些我们想要控制的事情，比如生和死。恐怖的事物将帮助我们处理这样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讲，恐怖片当然也可以代表一种先进文化，很值得我们琢磨琢磨。因为某种度上，我们从来就不知道“恐怖”或者说“怕”为何物。
[1] 易文网 http://www.ewen.cc/books/bkview.asp?bkid=103747&cid=294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