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风·园有桃》
《魏风·园有桃》园有桃，其实之肴。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魏风·园有桃》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有谁知之!
有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枣，其实之食。
心之忧矣，聊以行国。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有谁知之!
有谁知之!盖亦勿思!
果园里面长着桃，果实可以作佳肴。
我的心中多忧伤，又唱歌来又诵谣。
不理解我心的人，说我书生太狂傲。
《魏风·园有桃》莫非他们说得对，你该说些什么好?
我的心中多忧伤，我的忧伤谁知道。
我的忧伤谁知道，何不丢开不去想。
果园里面有酸枣，果实可以作吃食。
我的心中多忧伤，国中周游且消愁。
不理解我心的人，说我书生不知足。
莫非他们说得对，你该说些什么好?
我的心中多忧伤，我的忧伤谁知道。
我的忧伤谁知道，何不丢开莫烦恼。
1、之：犹“是”。《集传》：“肴，食也。”食桃和下章的食棘似是安于田园，不慕富贵的表示。
2、我：是诗人自称。谣：行歌。《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
《魏风·园有桃》3、不我知者：唐石经作“不我知”，一本作“不知我者”。下章同。
4、士：旁人谓歌者。《通释》：“我士，即诗人自谓也。”
5、彼人：指“不我知者”。《郑笺》：“彼人，谓君也。”
6、子：歌者自谓。其(姬jī)：语助词。《集传》：“其，语词。”
7、“彼人”二句诗人自问道：那人说得对么，你自己以为怎样呢?
8、盖：同“盍(河hé)”，就是何不。亦：语助词。这句是诗人自解之词，言不如丢开别想。
9、棘：酸枣。
10、行国：周行国中。这二句言心忧无法排遣，只得出门浪游。
11、罔极：无常。《集传》：“极，至也。罔极，言其心纵恣无所至极。”已见《卫风·氓》篇。
因不被理解而生感慨，由感慨而作歌诗，《魏风·园有桃》正是在表白自己的清正高洁，抒发不平和郁闷，这是书生们常有的心态和做法。这种心态和做法容易理解。不容易理解的是，世间何以难于寻求到理解?人们有时看重的仅仅就是理解，为什么就寻觅不到?
《魏风·园有桃》其实，理解难觅也很容易埋解。人们各自从各自的立场去看问题，各自关注各自的利益，难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更不用说为他人排忧消愁。“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话道出了世间人人各自为阵、各自设防的心态。我们很难说这种心态是好是坏。说它好吧，它却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冷淡，使人与人如同陌生的异乡人，没有温情和人情味，更没有同情和理解。说它不好吧，它又可以避免人言可畏的麻烦和流言蜚语的软刀子，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不落入他人的陷井。
真正困难的是，既想得到同情和理解，又想避免他人的陷害和非难。这种两全其美的境界很难达到。
在一个人人为自己忙碌奔波的陌生的世界上，企图寻求别人的理解，完全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读书人知书识礼，比一般人懂得更多，如果连这点道理都悟不透，也该算作一个不大不小的悲剧。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
《魏风·园有桃》本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我们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目前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陈继揆《诗经臆补》认为：“是篇一气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忧’字。唤醒群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忧之事，所思之故，则俱在笔墨之外，托兴之中。”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确如姚际恒所说：“诗如行文。”(《诗经通论》)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古者《诗》三百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也称《诗三百》。他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
诗经《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祭祀典礼，战争徭役，定都建国，燕飨欢聚，狩猎耕耘，采摘渔牧，君王贵族，将军大夫，君子淑女，农夫商贾，思妇弃妇，游子隐逸，初恋思慕，闺怨春情，幽期密会，洞房花烛，迎亲送葬，怀人悼亡，草木鱼虫，飞禽走兽，莺啼马鸣，风萧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祷祝愿，占卦圆梦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献价值之高，令人惊叹。可以说，一部《诗经》立体地再现了生存环境、事态人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内容在世界古代诗歌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远比印度的《吠陀》与基督教《圣经》中的诗篇要广泛得多。它的主题已不限于宗教性的，或仅仅表达一种虔诚的感情，它也不像荷马史诗只谈论战争与冒险，它歌唱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感情，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说：“卑俗的山歌俚曲，现今日常熟悉的事情，天然的悲苦和伤逝，过去有过，以后还会有。”(选自《孤独的割麦女》)在如此自然，如此朴素，如此亲切地表现普通人民的心声和感情方面，很少有别的诗集堪与《诗经》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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