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孟东野序》
韩愈像《送孟东野序》，唐代文学家韩愈赠序作品中代表作之一。在本文中，作者提出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与时代、人生的密切关系，道理深湛，见解非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善鸣者”不受重视、陷于不幸的深切的同情，表达了不满统治者压抑人才的情绪。全文由古及今，层层深入，论述寄托感慨，叙述寓有讽谏，深刻雄健，一扫六朝文章浮靡之气。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野，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言哥)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
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以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
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何为乎不明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东野之役于江南野，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孟郊像大概所有事物不得其平就要鸣，草木没有声音，风吹触动它而鸣。水没有声音，风吹荡它而鸣。水波涌起，是被外力激起的；水流急速，是由于受到阻塞；水的沸腾，是由于用火煮它。钟磬本来没有声音，敲击它而鸣。人的发表言论也是这样，有不得已的感受而后言论，他的歌唱是有思绪的，他的痛哭是有所怀抱的。所有从口中发出的声音，大概都是由于有不平的吧！音乐，是把郁结于内心的向外倾泄，选择那些善鸣的器物而利用它们来鸣。钟、磬、琴瑟、箫、笙、埙、鼓、木等八类乐器，是器物中善鸣的。天的四时也是这样，选择那些善鸣的来鸣。所以利用鸟在春天鸣，利用雷在夏天鸣，利用昆虫在秋天鸣，利用风在冬天鸣。春夏秋冬推移变化，它们必定有不得其平的地方呀！对于人也是这样的。人的声音的精华是语言，文辞对于语言，又是它的精华了，尤其要选择那些善鸣者而假用他们来鸣。在唐尧、虞舜时代，咎陶、大禹，他们是善鸣的，就用他们鸣。夔不能用文辞来鸣，而能自用《韶》来鸣。夏王太康败德，他的五个弟弟用歌来鸣之。伊尹为殷商鸣，周公为周朝鸣。所有记录在《诗》、《书》等六艺中的文章，都是鸣得很好的。周朝衰微，孔子等人为此而鸣，他们的言论影响巨大而深远。解释经义的书上说“上天要让孔夫子成为制作法度晓谕人民的人”，这难道能不信吗？在这之后，庄子用他那广大而不着边际的文辞来鸣。楚国是大国，它灭亡了，有屈原来鸣。臧孙辰、孟轲、荀况，是用儒家之道来鸣的。杨朱、墨翟、管仲、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这一班人，都是用他们的学说来鸣。秦朝的兴盛，有李斯鸣之。汉朝的时候，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最善于鸣的。之后魏、晋时，鸣的人都赶不上古代，然而也未曾断绝。就是其中那些善于鸣的，他们的声音寡味而浮浅，他们的节奏频繁而急促，他们的文辞无节制而悲伤，他们的思想松弛而放荡，他们运用言辞杂乱而没有条理。这是上天厌憎他们的品行而不予关注吗？为什么不鸣他们所善鸣的呢？
唐朝有了天下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用他们的特长来鸣。生在他们后面的孟郊，字东野，开始以他的诗来鸣。他的诗中有的（水平）高于魏晋，努力不懈赶上了古人；孟郊诗歌之外的作品也接近汉的水平。跟随我一起游学的，李翱、张籍就更杰出了。这三个人的鸣确实很好，但还不知道天要调谐他们的声音而使他们鸣国家的兴盛呢，还是要使他们身受穷困饥饿，心思愁苦而自鸣他们个人的不幸呢？这三个人的命运，决定于天意。他们位高又有什么可喜，他们位低又有什么可悲？东野任职到江南，好像心有郁闷而不能释放，所以我用命运决定于天意的话来宽慰他。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中唐著名诗人。他壮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五十岁时被授为溧阳县尉。怀才不遇，心情抑郁。在他上任之际，韩愈写此文加以赞扬和宽慰，流露出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感慨和不满。文章运用比兴手法，从物不平则鸣，写到人不平则鸣。全序仅篇末少量笔墨直接点到孟郊，其他内容都凭空结撰，出人意外，但又紧紧围绕孟郊其人其事而设，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并不显得空疏游离，体现了布局谋篇上的独到造诣。历数各个朝代善鸣者时，句式极错综变化之能事，清人刘海峰评为“雄奇创辟，横绝古今”。
唐代散文大家韩愈以创作散文著名，他的《送孟东野序》又是用力之作，成为他的散文的名篇之—，选入《古文观止》，更为著名。他对孟郊（字东野）特别推重，写了《荐士》诗：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因陵暴。”接下来就介绍孟郊：“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骛。”对这样一位诗人，给他写送别序，自然是很用力的。但对这篇序，却有不同看法，这里试就写作角度来探讨一下。
何悼在《义门读书记》讲《昌黎集》里说：“但吾终疑‘不得其平’四字，与圣贤之善鸣及鸣国家之盛处，终不能包含。此韩子之文，尚未与经为一耳。”就是说，这篇序的主旨有问题。这篇序的开头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那应该指有才能而受压抑的人，感到不得其平而鸣。可是文章里讲了当权的得意的人物，他们在歌颂国家的兴盛。他们不属于被压抑而有不平的人物，“不得其平则鸣”好像不包括他们在内。这是说这篇的主旨同文中所举的例证不合，有问题。但林云铭的《韩文启》里却提出另一个意见。他说：“凡人之有言，皆非无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这不能已，便是不得其平。”“俗眼错认‘不平’为不得用扼腕，何啻千里？独不思篇中言皋陶，言禹，言伊尹，言周公，皆称其鸣之善。其不平处岂亦为不得用而然乎？”他认为当权的得意的人有话不能不说，这也是不得其平则鸣。不得其平则鸣同当权者的歌颂盛明并没有矛盾。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里说：“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为多。谓凡形之声者皆不得已，于不得已中又有善不善，所谓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这里讲的，先说不平则鸣多数指悲歌慷慨，但这种善鸣又有幸不幸，幸指当权者的歌颂，不幸指被压抑着的鸣不得意。以上三种说法，何体认为不平则鸣就指被压抑者的鸣他的不得意，不能指得意者的歌颂：林云铭认为只要有话不能不说都是不平则鸣。所以得意者的歌颂也是不平则鸣；二吴认为不平则鸣多数是指悲歌慷慨，但得意者的歌颂也可称不平则鸣。
对这三种说法应该怎样看呢？看原文：“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夺，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在这里，打雷是由于雨块带有多量异种电的云相冲击而成，是有不平的，风鸣是由于空气的流动也有不平，鸟鸣虫鸣大概为了求偶，不是什么不平。人们的言语，高兴时发笑歌，得意时发歌颂，都说不上不平则鸣。因此把各种鸣声都说成不平则鸣，是不恰当的。韩愈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要安慰孟郊。孟郊处境穷困，要到江南去做溧阳尉的小官，他的不平则鸣，是鸣他的不得意。韩愈要安慰他，说不平则鸣不一定是可悲的，要是你得意了，进了朝廷，为朝廷歌颂，也是不平则鸣。这样的安慰其实是不恰当的。孟郊的不平则鸣，是鸣他的有才而不得意。假使他进入朝廷，替朝廷歌功颂德，那就不属于不平则鸣了。就“不得其平则鸣”这个主旨说，同文章中写得意者的歌颂相矛盾，是有问题。这个问题却并不损害这篇文章的成为名篇。
读这篇文章，“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个主要论点是激动人心的。这使人想起，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愤激地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个发愤著书的命题，到韩愈笔下，成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把内容扩大了。发愤著书，限于著书，能著书的人比较少。“ 不得其平则鸣”，能鸣的就多了，写诗是鸣，呼号也是鸣，说话来鸣不平也是鸣，实际上是把发愤著书的命题扩大了，普及到所有有不平的人。因此，这篇文章光就他提出这一个命题，就可以成为名句了。这说明写作要成为名篇，就要能提出激动人心的命题来。读者接受了这个命题，自然要读下去。碰到能发挥这一命题的话，自然能打动读者，看到矛盾，不能发挥这一命题的话，自然划过去，不放在心上。经过读者这样去取，矛盾被抛弃了，能说明命题的被记住了，这样，这篇文章在读者的记忆中还是成为名篇。
文中写历代的善鸣者，有孔子之徒，有庄周，有屈原，有先秦诸子；汉有司马迁、相如、扬雄；唐有陈子昂、李白、杜甫等。这些都可证实和加强不得其平则鸣这个主旨，最后归到孟郊。这说明，写文章，除了要提出有力的主旨以外，还需要有丰富的材料来加以证明，文章才有力量。反过来说，要是提不出有力的主旨，人云亦云，即使内容说得很妥贴，读者看过也就忘掉，成不了名文。没有丰富的材料，内容就嫌单薄，缺乏说服力，也不行。
韩愈这篇文章，还有一个特点。他论历代的善鸣者，在先秦诸子中特别推重庄子，超出于其他诸子，把庄子与屈原并提。他这样写：
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
下面列举墨翟、老聃、韩非、孙武等十四人称为“以其术鸣”。这样的写法，正是把庄子突出，几乎把他同当时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和伟大诗人屈原并列了。孟子和其他诸子都退在后面，这是韩愈的创见。在他以前，刘勰《文心雕龙·诸子》里，论到诸子文章的特色，像“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一段，提到管、晏、列子、邹子、墨子等，就是没有庄子，把庄子列在以上诸子之下，萧统《文选》，不认为诸子是文。韩愈把庄子这样突出，是有他的卓见的。再像说：“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把司马迁放在第一，这也是他的卓见。刘知几在《史通·六家》里就尊班固而贬低司马迁，韩愈根本不提班固，而把司马迁列在第一位，这是对司马迁散文的极力推重。后来的古文家接受他的意见，也推重司马迁，但又贬低相如、扬雄。他又推重相如、扬雄，这说明他的散文成就，在辞采方面又吸收了相如、扬雄，做到了“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有他的特点。这是他的散文，同宋代欧阳修的散文平顺通达的不同的地方。下面对魏晋作家，评为“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这也显示了他的独特看法，根本不提人名。这种看法把魏晋作家贬得太低了，但也为后来古文家所接受，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在以上的叙述里，显示出他对历代作家的评价，有他的独特见解。其中像推重庄子和司马迁，更为卓见。这些卓见超越前人，也是这篇文章成为名文的原因之一。在写法上，《古文观止》里评为：“句法变换凡二十九样。如龙之变化屈伸于天。”这是指他讲各种鸣的写法，确实有变化，是句法上的特点。这种变化是同他对历代作家的评价不同结合的。
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里又指出这篇文章的毛病。韩愈称：“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林纾说：“陈子昂诸人，正以诗鸣者也。此数人既以诗名，则说到东野，不应用一‘始’字。”这是用词不当。还有，把陈子昂、李白、杜甫不称为以诗鸣，用来陪衬孟郊的以诗鸣，这样来突出孟郊，不免把孟郊推得过高了。总之，这篇文章有毛病。但仍不失为名篇之—。说明决定文章的能不能成为名篇，还得看主旨有没有创见，叙述有没有提出新的见解来，有没有新的表达法；要是主旨有创见，叙述有新的见解，又有新的表达法，即使文章本身有缺点，还是有可能成为名篇的。
(1)运用比兴手法,从物不平则鸣,写到人不平则鸣.
(2)言在彼而意在此,体现了布局谋篇的独到造诣.
(4)句式错综变化,文章波澜起伏.
[1] 中国文学网 http://www.d1wx.com/
[2] 《唐宋八大家选译注》 山西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