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灾难深重的金融危机，挥之不去的萧条阴影，束手无策的政府，茫然失措的大众，美国怎么了，世界怎么了？
本书没有方程式，没有令人费解的图表，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经济学行话，这是一本所有关心世界经济走向的人都能读懂的书！
但凡思考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那是一场无妄之灾，而不是无法避免的悲剧。他们认为，假如当年赫伯特•胡佛没有在经济萧条迫在眉睫时还试图保持预算平衡，假如当年美联储没有以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来维护金本位，假如当年政府官员迅速向境况不妙的银行注资，以平复1930～1931年间蔓延开来的银行恐慌，那么1929年的股市崩溃将只会引发一场普普通通的、很快被人遗忘的经济衰退。他们还认为，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已经汲取了教训。真的是这样吗？
1929年股市大崩盘，拉开20世纪大萧条序幕；1982年债务危机，第三世界国家遭遇危机后的萧条；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至今仍在萧条中徘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诸多经济体深陷衰退；2007年美国次贷风波愈演愈烈，经济萧条再度袭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前夕，克鲁格曼再次预言，21世纪严重经济衰退无法避免，世界或将遭遇“失去的十年”。
经济萧条从未远离我们，萧条经济学重返历史舞台
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全球化坚定而又机智的捍卫者，继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斯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经济一片大好之时，警告大众注意房价泡沫和经济衰退，被英国《金融时报》誉为“口号和辩论”、“数据和模型”的大师。
导言
第1章 “核心问题已经解决”
第2章 未鉴之警：拉美的危机
第3章 日本的困境
第4章 亚洲的崩溃
第5章 反常的政策
第6章 宇宙的主宰
第7章 格林斯潘的泡沫
第8章 影子银行
第9章 千恐万惧一齐来
第10章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第1章 “核心问题已经解决”
2003年，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做了主席发言。卢卡斯首先阐释，宏观经济学是“大萧条”催生出来的一门学科，然后宣布，这个学科已经走到了告别过去、另辟天地的时刻。他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卢卡斯并不是声称，商业周期，即至少伴随了我们150年的衰退与增长的不定期交替，一去不复返了。但他的确声称，商业周期基本上已经被驯服，针对商业周期的任何进一步的举措带来的益处微不足道。他认为，抚平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波澜，对公众福利而言增益少得很。所以，是时候把关注重点转向诸如长期经济增长这样的问题了。
宣称“预防萧条的问题已经解决”的人，并非只有卢卡斯一个。一年后，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伯南克发表了一篇洋溢着乐观情绪的演讲，题为《大缓和》。当时伯南克已经出任美联储理事，不久后又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他在演讲中发表的观点与卢卡斯基本相同：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解决了商业周期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商业周期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了，它现在基本上只能算一种小麻烦，而不再是突出的议题了。
短短几年之后，一场惨烈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便笼罩了世界大片地区，令人恍若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头看，上述乐观的宣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夸夸其谈。而且，早在20世纪90年代，类似“大萧条”的经济问题其实就曾经在一些国家上演过，包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如此一来，卢卡斯和伯南克的乐观情绪就更加令人奇怪了。
但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与萧条有关的经济问题还没有降临美国，而通货膨胀，这一20世纪70年代的噩梦，似乎也终于得到了良好的控制。这些经济消息令人深感宽慰，而作为其背景的政治环境，也在激发人们的乐观情绪：在将近90年的时间里，世界似乎从未如此垂青过市场经济国家。
资本主义凯歌高奏
本书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经济事件总是在某种政治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如果不考虑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政治事实，就无法理解几年之前的世界面貌。这个基本事实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倾覆。社会主义不仅不再是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理念，它也失去了激荡人心的力量。
很奇怪的是，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颠覆始于中国。邓小平在1978年将中国带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而在短短的三年之前，共产党人还在越南取得了胜利，在短短的两年之前，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者才在中国国内的斗争中失败。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仍然有些难以置信。也许邓小平自己也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条路将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变革；邓小平尚且如此，别国人就不用说了，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明白，10亿中国人已经平静地摒弃了传统思想的禁锢。事实上，晚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聒噪阶层”还根本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巨变；当时的畅销书把世界经济描绘为欧洲、美国和日本“拼死相搏”的竞技场，中国充其量只被视为一个次要角色，也许只不过是崛起的日元区中的一员。
但是，人人都意识到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就是苏联的解体。
没有人真正明白苏联政权出了什么问题。“事后诸葛亮”的我们现在意识到，当时苏联的整个体制已是问题重重，其最终的崩溃是势所必然。但这个政权曾经在内战和饥荒的威胁下维持了统治，曾经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败了纳粹，曾经动员起充足的科学与工业资源与美国的核优势相抗衡。它怎么会如此突兀地消亡，竟然没有伴随着轰然巨响，在一声呜咽之中就倏然而去，这应该是政治经济学上最难解的谜题之一。也许苏联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革命热情似乎至多只能维持几代人的时间，尤其是时间一长，人们就不再愿意以社会公益的名义排除异己。或者也许是由于，苏联宣称资本主义在走向腐朽没落，而资本主义一直都活得好好的，于是苏联政权的根基就逐渐动摇了。我个人有一个没有多少证据支持的猜测：亚洲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兴起以间接的方式深深打击了苏联政权的士气，因为苏联自称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亚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让这个说法更加站不住脚了。苏联打的阿富汗战争毫无获胜的希望，又让国家元气大伤，面对罗纳德•里根主持的军备扩张，苏联的工业也明显不是对手，这些因素显然都加速了苏联的崩溃。不论原因如何，1989年，东欧剧变，而到了1991年，苏联也解体了。
这场瓦解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影响了全世界，而所有这些影响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宰地位。
第一个影响显然是，曾经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生活的几亿人突然变成了公民，并愿意尝试一下市场经济。但有些奇怪的是，从一些角度看，这一影响在苏联解体的诸多影响中是最不重要的。大多数人曾期待东欧的各个“转型经济体”很快成为国际市场的主力，或者成为国际投资垂青的对象。而事实却截然相反，东欧各国大都转型得十分艰难。例如，就像意大利的南部地区一样，东德变成了德国的落后地带，始终低迷不振，并不断引发各种社会与财政问题。现在，苏东剧变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波兰、爱沙尼亚、捷克共和国这几个国家方才有了一丝成功的样子。而且，对于全世界而言，俄罗斯本身变成了一个引发金融与政治动荡的重大源头，其破坏力惊人。但我们暂将此事留待第6章再讲。
苏联政权倾覆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那些曾经依赖苏联解囊相助的政府，现在只能自食其力了。反资本主义人士曾将其中一些国家浪漫化，并将它们当成偶像崇拜，而这些国家突然陷入贫困，从而揭示了它们过去依靠苏联的实情，于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声望遭到损害。古巴曾像一位英勇的斗士，单枪匹马、枕戈待旦地与美国对峙，在那时，对于拉美各地的革命者而言，古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象征，显然要比莫斯科那些老迈的官僚有吸引力得多。苏联解体之后，古巴一片凋敝，此事本身就让一些人的幻想破灭，但不仅如此，这还揭示了一个痛苦的真相：恰恰是由于那些老迈官僚的巨额资助，古巴才能在过去保持那种英勇的姿态。与此类似，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激进人士，尤其是韩国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眼里，朝鲜也具有神秘的魅力。但现在，由于苏联援助的停止，朝鲜人总处在饥荒之中，当年那种震人心魄的力量也就烟消云散了。
苏联解体基本上还直接带来了另一个影响，就是许多激进运动的消失，那些运动虽然声称自己代表纯洁的革命精神，但其实只不过是由于莫斯科提供了武器、训练营地和资金，它们才能维持下去。欧洲人总喜欢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恐怖分子，如德国“赤军”和意大利“红色旅”，与那些腐败、年迈的苏联共产党人毫无瓜葛。但我们现在知道，他们都严重依赖苏联阵营的援助，一旦苏联援助消失，这些运动就无影无踪了。
最重大的影响是，苏联的崩溃粉碎了社会主义梦想。在150年的时间里，对于那些不喜欢受市场之手摆布的人而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理念是一个思想上的集合点。奉行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会摆出各种社会主义理想，作为他们禁止外来投资、拒绝偿付外债的理由；工会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来要求加薪；就连商人在要求国家实施关税或给予补贴时，也会诉诸隐约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准则。即便那些已经基本接受自由市场的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是小心谨慎，甚至有点羞羞答答，因为它们总是担心，彻底听任市场自由发挥作用，不加干涉，会被视为一种冷酷的、不人道的、反社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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