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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1011—1067），字君谟，号莆阳居士，仙游县慈孝里（今属仙游县枫亭镇）人，后迁居莆田蔡土宅（今属城厢区霞林街道办事处）。
《茶录》是蔡襄创作的一部园艺著作，也是继陆羽《茶经》之后的我国又一部茶叶专著。
《茶录》分上下两篇。在上篇的“茶论”中，主要叙述茶的色、香、味以及藏茶、灸茶、碾茶等，见解精辟；在下篇的“器论”中，主要论述茶焙、茶笼、砧椎等茶器的功能、特色及使用方法。全书可概括如下：
①藏茶（茶笼、茶焙）→②灸茶（茶钤）→③碾茶（砧椎、茶碾）5→罗茶（茶罗）→⑤候汤（汤瓶）→⑥温盏（茶盏）→⑦点茶（汤瓶、茶匙）
这是一个完整的斗茶过程，每个环节都有器具一一对应。在这样一个完整、系统的论述中，将民间与宫廷的不同方法和用器做对比，又用色、香、味来观照各个环节，还提出了斗茶胜负的评判标准。
蔡襄认为“烹试”活动是一种艺术形式，除了要讲究技巧外，更要讲求艺术美感。因而，《茶录》特别强调色彩美。对茶叶的色泽，他提出了“茶色贵白”的观点。当时的茶饼为了增加光洁度和延长保存期，要在其表面上涂上一层膏油。膏油的厚薄不同，茶叶的品质不同，就会出现黄、紫、黑等不同的颜色。自然，这种颜色的辨别判断就显得很重要。因此，蔡襄提出“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视人气色也，隐然察之于内，以肉理实润者为上。……以青白胜黄白。”
在斗茶时，他提出：“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并着重论述了茶色与盏色的对比效果。茶色尚白，而白的对比度最大的就是黑色，用绀黑的兔毫盏，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显示茶色之白，显示黑白变化层次的丰富性，这两种朴素的色彩如同纸和墨一样，通过斗茶者的手，显现出奇妙的变化，造成了一种阴阳交替、虚实相映的抽象艺术的审美意境。
他还强调求真。真是美的基础，《茶录》十分突出地求真色、求真香、求真味。如前所述茶色以白为贵，其实就是以显其真色为贵，灸茶就是为了显其真色。蔡襄说：“茶或经年，则香色味皆陈，于净器中，以沸汤渍之……若当年新茶，则不用此说。”灸茶是为了“发新”，新，便是茶之本色，宋代有“茶贵新”之说，从艺术和审美观来看，就是“贵真”。此外，蔡襄还提出要有“真香”，即茶叶本身的香气。宋代之茶，特别是贡茶，多掺以龙脑（即冰片）等，以助其香。但蔡襄反其道而为之，“皆不入香，恐夺其真”。此观点对后世饮茶观影响甚大。
因此，与其说《茶录》是茶叶技术的专著，倒不如说是一部茶艺专著更为恰当。
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为《茶录》写了后记。他说，宋皇年间，任福建转运使时，每年进贡福建的龙茶，深受仁宗皇帝的赞赏。在《茶录》序言中，他说了写作的原由和目的：“陛上谕臣，先任福建转使，日所进上品龙茶，最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承陛下知鉴，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也。”他认为，“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制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因此，他“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
蔡襄在当时，除了精心制作了“小团茶”，使建茶一步登天驰名全国外，又鉴于陆羽的《茶经》，未能把闽产指出，使建茶淹没不彰；而丁谓所著的《茶图》，仅论及采制，没有说明烹试的方法，于是，蔡襄将他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写成《茶录》一书，共二篇，800多字。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都属于烹试的方法。凭他丰富的经验，独特的见解，再配以当世优秀的书法，使这一著作，堪称“稀世奇珍，永垂不朽”。宋代建茶能名垂天下，与蔡襄的提倡和推荐是分不开的。据说，当时论茶者，没人敢在蔡襄面前发言，恐班门弄斧，自讨没趣。《茶录》除了上进给皇帝鉴赏外，还勒石以传后世。这不但对福建茶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日本具有美学艺术的“茶道”和世界茶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十七世纪初，中国茶叶输入欧洲及其它地区，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并且有日渐风靡之势。
在下篇论茶器中，主要论述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和汤罐。他从制茶工具、品茶器具等方面进行论述，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蔡襄不愧是宋代辨味品尝茶叶的专家，他的《茶录》，对福建茶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前人评曰：“建茶所以名垂天下，由公也。”（公是指蔡襄）今人也加以肯定：“十一世纪中叶，对福建茶叶生产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当推蔡襄。”现在流行的茶文化，也不能不提及《茶录》的文化和科学价值。蔡襄的芳名与他的农艺名著《茶录》，将千秋万代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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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teac.com/news/cydt/teahuman/2005-1-8/200518145045539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