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囚论》
《纵囚论》
欧阳修像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
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
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 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 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 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 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 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这篇政论文，字虽不过四五百，但立论新颖精辟，议论深刻严密，其写作手法也颇有值得借鉴之处。
文章开始并不直设论点，而是先放开一笔，泛论君子小人之别，为全文的议论树立了一个参照标准；同时也藏下暗笔，以“罪大恶极”暗照太宗释囚不通情理，以“视死如归”暗照死囚自归不合情理。做到泛论不泛，紧扣论题。接着简叙纵囚之事，断以评议，又紧扣君子小人之别。据史籍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亲自审查了三百九十名死囚，放他们回家，约定翌年秋天回来就刑。结果他们全都如期自动归狱，太宗称许他们知诚守信，免于死罪。欧阳修认为太宗以君子最高的标准去要求小人，是不通情理；死囚以小人最劣的品行而超越君子，是不合情理。因此以“岂近于人情”一句反问收紧，为全文定下基调，又为引出论点埋下伏笔。首段一放一收，一叙一议，令人心服地点出了纵因是违背情理之举。
太宗此举用意何在呢？中段作了深入剖析，但也未直论情理，而是拓开一层，先设一难。若论唐太宗。确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文治武功，空前显赫。纵囚一事作为“贞观之治”的政绩之一，颇为人们称誉，白居易《七德舞》诗就写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人们一向认为太宗恩隆德厚，深入人心，小人能变为君子是恩德感化所致。欧阳修则透过现象看本质，一反前人的赞许，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宗此举旨在沽名钓誉。此论精警透彻，后人评谓“喝破太宗一生病根，刺心刻髓”。但旧说未破，则新论难立，下文便转入层层辩驳。首先推勘太宗与死囚的心理活动，道破纵囚与自归的动机各是邀取名声与侥幸求生。这种心理分析并非主观臆测，而是从客观事实的不近情理推断而出，深文曲笔，抉其隐微。清朝乾隆皇帝写过一篇《读纵囚论》，以其统治经验补充说：太宗擅长权术，或会通过刑官狱吏晓以利害，归狱可幸免一死，不归则捕而诛之，累及亲属。双方既然在互相窥测并利用对方的心理动机，以达到各自的目的，哪里有恩德与信义可言。“乌有”一句既是反问，也是感慨，有力地揭露了太宗的虚伪。但还觉意犹未尽，再进一层，将太宗六年深德与一日浅恩相比，深者尚未能感化小人，浅者反倒能改变他们，其不近情理显而易见。此用事实作反证。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太宗纵囚并非出于开恩施德，死囚自归也非出于感恩戴德。文章辩驳往复曲折，愈驳愈快，愈折愈警。至此，旧说已不攻自破，新论也确立不移。辩驳以立起，以破终，所以层层破旧，又句句立新；虽无一字提及情理，但处处不离情理，更以“不通之论”总收此段，与首段“不近人情”正相呼应。这一段运用设难驳诘，正辩反证等多种方法，严密周到地论证了纵囚是邀取名声之举。
统治者违背情理以邀取名声，是否利于治国呢？这是末段议论的重点，也即本文的论题。文章同样没有直涉论题，而是先宕开一问，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与近情理之间的矛盾：归而诛之，如再纵又归，显然不近情理；如再纵不归，无从体现恩德，故以否定收断。再跌进一层，故作退论。旋以归谬收束，也同样揭示了上述这对矛盾：如果这种恩德屡施于小人，那就等于培植他们的侥幸心理，纵容他们杀人放火，更是不近情理。这两层议论一开一合，紧扣上文，开句承接中段，合句照应首段，进一步把旧说驳得体无完肤，从而收住辩驳，从容不迫地步入正面议论，指出纵囚不近情理，非治国之法；不见恩德，非圣人之法。最后水到渠成，自然引出文章主旨。鲜明地表达了欧阳修顺应人情、严肃法治的政治观点。
这篇文章议论纵横而不支离，文字平易而有韵味，全仗作者悉心布局，使章法跌宕绵密，文势曲折流动。每段议论不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而是欲擒故纵，顿挫有致，最后以通段主旨收住。整篇结构也是如此，经过曲曲折折的议论，往往复复的辩驳，最后百川归海，结出文意，将全文推向最高潮。读至篇末，就仿佛游览名山走过崎岖蜿蜒的山路，最后攀上雄伟峻拔的主峰，回首来路，领略更深，眺望前方，遥想万千。再者，全文以情理、恩德为两经，以太宗、死囚为两纬，丝丝衔接，环环紧扣，明承暗接，前伏后应，使整篇议论交织一体，文势流贯畅达。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欧阳修散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贯舒畅，无所间断”（苏洵语）的特色，在短小的篇幅内，或质疑，或答问，步步分析，层层辩驳，写来却从容不迫，纵收自如，竟似有洋洋万言，令人耐读。 （选自浙江教育出版社《古文鉴赏大辞典》俞灏敏 撰稿）
[1] 《读纵囚论》 http://mypage.zhyww.cn/page1.asp?pgid=1833
[2] 《古文鉴赏大辞典》 浙江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