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
《秧歌》，作者张爱玲，1953年写于香港，《秧歌》写的是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政治变化，写得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中国农民。让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悲伤地感叹的是，小说描绘的一个村庄的谎言、恐惧和饥饿不久就变成全中国的现实。《秧歌》已被称为“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提问 编辑摘要
张爱玲 《秧歌》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这部长篇小说是张爱玲到香港后以Eileen chang为笔名发表的，最初是写给英语圈的读者看的，后来翻译成中文。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二十世纪早已落幕，对于世界文学来说，“流亡”绝对是一个描述那个世纪文学最痛心的关键词，东西方许多作家都曾生活在这个令人惆怅的词语里。那些本可以流亡海外，但留下来观察、期待美好改变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的在1958年后被整肃，打成右派的有55万之多，其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活下来，因为后来的运动劫难实在太多了，根本无法全部躲过。而在这些暴风雨将要发生的6年前，写出《倾城之恋》 、《金锁记》等小说的上海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已经黯然退场，离开中国大陆，她的作派是悄无声息的走，不告诉任何一个人，连她的唯一的弟弟张子静都没有告诉。这就是张爱玲的吊诡作派，对于世事演变，她世故而又具有天生的预感，同她外曾祖父李鸿章一样通融而达练。
1952年7月，她以完成抗日战争中断的港大学业为由，于深圳罗湖桥出境前往香港：“自从罗湖，她觉得是个阴阳界，走阴间回到阳间”（《浮花浪蕊》），这是她离开中国大陆后借小说女主人公洛贞的想象。事实上，她出境去香港出奇的平常、顺利。但在小说里，她极尽虚构申请出境之难，申请者日夜焦虑，惟恐得不到批准，可见张爱玲是如何惶恐的日日面对出走前的日子和焦虑心态。她甚至写自己护照上的名字是自己的笔名，因此出境时紧张万分，生怕被拦截在“阴界”这边，而民兵居然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张爱玲，她战战兢兢的回答后，就放她过去了。小说女主人公洛贞目睹了其他离开“阴间”的人，在过海关后，还不放心的在“阳间”奔跑，洛贞受感染也紧随其后，走出许多路时才停下歇脚，说：“好了！这下不要紧了。”
1949年后，“中国”是“阴界”的概念，牢牢的攫住了她的意识，使她在小说叙事上被这种恐惧感的意念笼罩着，得不到半点轻松。这在她后来的两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里，还有情绪性的意念蔓延。
《秧歌》侧重讲的还是女人的故事，叙事也是用女性视角来叙述的，这是张爱玲的强项。小说一开始，两个女人就要“归来/离去”，在上海城里帮佣三年的月香在“鼓励劳工回乡生产”的号召下告别城市，回到山乡，暂时的被“乡下跟从前不同了，穷人翻身了。现在的政府是老百姓自己的政府”豪言壮语激动着，憧憬回到山乡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她的丈夫是“新社会”的劳模老实人谭金根，一个只看到地契上写有自己名字而忽略其它主张，忍气吞声的青年农民。在嫂子归来的时候，金根的妹妹金花要出嫁到邻村的周村去了。
香在回来的当夜就发现回乡完全是错误的决定，是被宣传鼓动的盲目回乡：“现在我才晓得，上了当了！”，因为她看见山村到处蔓延着无边无际的“饥饿”，尽管长辈谭老大、谭大娘还小心翼翼的竭力掩饰，并说一些口号和标语式的话，但月香已经看破玄机了，她开始后悔。现在连金根最疼爱的女儿阿招都在嚷着肚子饿，因为，但凡有一口吃食，金根会毫不犹豫的给阿招，这个时间出嫁相依为命的妹妹金花，也是因为贫困与饥饿逼迫的。
很快，月香就被借债的乡亲们包围住了，连她亲娘和亲戚谭老大也来借钱，显然，月香微薄的钱很难让所有人满意，尽管他们开借的仅仅是城里一副油条早点的数字。现在，比饥饿更难堪的，就是让村干部王霖偶然看见中午吃稠粥，这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和恐惧，因为在目睹过“土改”的金根看来，所有人都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稠粥”意味着“三反之一”（地、富、右）的“富农”行径。王霖是某种党机器教化的化身，他是失意的青年老干部，在各种权利运动倾轧中求得缝隙生存，他是一个没有多少感情的冷漠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在乡间不在少数，第四章里描述的收麻的合作社干部恶魔行径就是冷漠的注脚。
尽管，饥饿与恐惧攫住了所有人的内心，但大家见面还都笑哈哈的，并时不时讲一些时髦的标语口号，这以积极分子谭大娘最为拿手。但她指使媳妇金有嫂第一个来借钱时，就已道出实情：“收成虽然好，交了公粮就去了一大半。现在那些苛捐杂税倒是没有了，只剩一样公粮，可是重的吓死人。蚕丝也是政府收买，茶叶也得卖给政府，出的价特别低。”。
饥饿笼罩着山乡，但似乎大家有化解的“精神胜利法”，甚至“风里飘来咚咚的锣鼓声……•这两天村子上天天押着秧歌队在那里演习。”。小说的主轴意象“秧歌”，这时是以这样的情境出现的，张的“荒凉”和“倩笑”意味也明朗清晰起来。
饥饿的现实如此逼仄，已经使月香只有无奈的顺从，因为她已经没有退路了。但这时还有人到哀鸿遍野的饥饿里来寻觅所谓的“乡村神话”，以便到更大的空间去宣示、布道这里的优越性，一个城里文联的电影编导顾冈，来此收集资料体验生活，小说又多了一些穿插，也多了另一重视角来观察饥饿世界里的“人造神话”。他被安排住在积极分子谭大娘家，顾冈也看穿了房东大娘是王霖“最得意的展览品”。王霖虽愤愤不平鄙视接待这些“‘解放后’才加入他们阵营的投机分子”，但觉得可以借他们“体验”出的“神话”来换取政绩，以使自己离开这穷乡僻壤。而顾冈也觉得王霖如此资深的资历却在山乡当一个村干，肯定是一个被“清”掉的危险分子，接近他对自己不利，也疏远他。张爱玲让两个各自来自基层的小人物都从政治角度来考量、鄙视、猜疑对方，将时代特征烙在他们冷漠而麻木、萎琐的内心上。
顾冈面对“这里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锅稀薄的米汤，里面浮着切成一寸来长的一段段的草。”的饥饿世界，“报纸上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的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馑。他有一种奇异的虚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他知道城里派他下来是要编造一个“乡村神话”，而不是来写写饥饿真相场面的，这一点，顾很清楚。所以，顾想臆造一个不存在的水坝故事。张爱玲刻意要让顾在饥饿现实面前，还编造假故事、假剧本，显然是要借此讽刺当时文学读物的“神话性”来源。
年关到了，饥饿已经到了悬崖边沿了，山村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却还要承担军属的年礼：“每家摊派半只猪，四十斤年糕，上面挂着红绿彩稠，由秧歌队带领，吹吹打打送上门去。”。或折成现金，限一个日子交齐。王霖带领人上门索取，金根怒不可遏，拒绝捐献，面对王霖强硬的姿态和不顾死活的盘剥，悲愤的说：“等不到秋天，我们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月香为了息事宁人，就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拿给狂暴的王霖，请他去置办爆仗竹，半只猪，但王还要他们置办四十斤年糕，金根被月香的妥协激怒了，他隐隐觉得那个贪婪的盘剥黑洞永远不会填满的，为此，他对自己深爱的月香大打出手。
金根还是在满腔愤怒中蒸了自己都没有尝过的年糕以作捐献，并在第二天去村公所缴纳捐献。终于，金根在王霖的言语激衅下，忍无可忍的带头反击了，暴动终于发生了，村民冲击粮仓准备抢粮食，与守卫的民兵发生冲突，乱枪之下，阿招被践踏至死。金根身受重伤，但借助月香之力得以逃脱，由谭村去往周村。月香只有求助于金花，但金花权衡兄妹、夫妻利弊，最后也放弃了收留这个“反革命”兄长，金根也不忍连累月香，自己找一个隐秘的地方悄然死去。月香发现时，金根已杳无踪迹了。最后，她悲愤的回到谭村，用满腔怒火将自己当作火种，烧掉了屯着金根缴纳粮食和蚕丝的粮仓，自己也随之化为灰烬。
最后，张爱玲还不忘揶揄那个满脑子拼凑“时代典型神话”的顾冈，他甚至想：“一个强壮的惊心动魄的景象，作为我那张影片的高潮。只要把这故事搬回去几年，就没有问题了，追叙从前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农民怎样为饥饿所逼迫，暴动起来，抢粮烧仓。”。当然，在那个顾冈白日梦似的影片里，细节、原由、结局都被演绎篡改，月香成了剥削阶级的漂亮地主姨太太，因不满政府纵火而纵火焚烧粮仓。——总之，谎言就是这样出笼的，张爱玲结合自己两年多在上海观察、听闻的事例，看出了蹊跷的正面宣传影片大约就是这样被制造/编造出来的。而王霖认为：农民暴动是“间谍”在作祟。同前者一样，这都是张爱玲深刻的讽刺手法。小说结局是第二天一早，村民扭着秧歌簇拥着年礼照常拜年去了。
张爱玲是写过电影剧本《未了情》 、 《太太万岁》的，她深知电影镜头语言的一幕幕拼接，她在《秧歌》里用电影镜头一一扫过村落小镇街道，以确定和预设她要描述故事的悲剧性基调前奏，让“秧歌”的喜庆喧嚣成为一种张爱玲式的冷冷嘲笑。
《秧歌》写的是土改后的江南农村社会，时间在1950年到1952年之间，故事发生在一个典型的上海周边村落，有水道和铁路连接着上海，与繁华的上海滩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一脚踏进小镇就闻到露天茅厕发散的臭气，“走过这一排茅厕，就是店铺”，两者相连着，不分彼此，街市肃杀之余，连脏水也似乎要“泼出天涯海角，世界的尽头。”，“每一爿店里都有一个杀气腾腾的老板娘坐镇着……使过往行人看了很感到不安。”、还有“李丽华、周曼华、周璇，一个个都对着那空空的街道倩笑着。……更增加了那荒凉之感。”、“太阳像一只黄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小说叙事就在这样一种末日般哀颓、凄伤场景中上演了，气氛极具阴魅感，人还没有出现，但“倩笑”与“荒凉”的阴界感觉已经氤氲出来。
书题“秧歌”的喜庆意象则完全找不到踪迹。在《秧歌》里，这种乡村集会的自发民间舞蹈，现在已被赋予政治胜利/阶级狂欢的递进式外化仪式，是强制群体演出和张看的流动道具。这在小说的后面会有深刻的隐喻和无奈的暗讽。
无疑，“《秧歌》是一部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残的记录”。《秧歌》也证明张爱玲是一个留意观察变革中乱世社会，并把握其本质，用人道关怀的“大我”境界直面人生的残酷悲剧，将渺小如金根、月香最后被投入绞肉机过程作了回访式的展露，对秧歌原生意象的剥离，苦笑的淋漓尽致的呈现另一种“死亡之舞”，有着入木三分的玩味。
《秧歌》整部小说都在一种梦魇式的可怕的鬼域里展开，特别对王霖战前、战后几次住在阴间式大古庙（关帝庙）里进行渲染，“党在战争期间是比较肯妥协的，所以他们驻扎在这座庙里，并没有破坏那些偶像，也容许女尼继续居留。”，而一旦打下江山，就“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王霖曾经居住的庙里，神像早已经被全部砸毁。这只是一个预兆，张爱玲先见性的借庙宇的变迁来洞穿这个政权的残忍、骗局实质，后来的1958——1976年的近廿年间，当局还发动了砸烂旧世界的一系列运动，几乎将中国千年文化遗产毁坏殆尽。
小说甚至还安排王霖新婚及此后都是晚上与妻子沙明同宿，“她永远是晚上来，天亮就走。”，两人因为战乱走散后，还在一个城市看见鬼魅一样飘忽的昔日妻子，这些，都是张有意为之的隐喻。另外，《秧歌》的叙事结构也是饶有意味的，一条叙事线是 “饿鬼” 金根们的挣扎、消身，受到残害、肢解的人生，写实性较强；一条叙事线是虚无缥缈的，用心理活动和回忆来呈现王霖、顾冈这两类被“雇佣”灵魂，说谎、下意识、惯性化的思维和行动，特别是顾冈这类无耻的小文人对月香纵火的嫁接式构思。张爱玲是全知视角和高悬审视他们灵魂的审判员，一如她在《半生缘》里对结局构设的那样冷峻。
1952年下半年到1955年11月，离开香港流亡美国纽约这三年时间里，张爱玲最有成就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先后在《今日世界》连载和在纽约用英文出版，这两部小说至今为止都是被文学史家攻击的对象，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这端，集团式的谩骂之声从未停止。那是因为张爱玲被破天荒的写进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夏志清以前所未有的篇幅谈论她，大大超过鲁迅的篇幅，并称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超前成就”、“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台湾1956年就已经开始神化和介绍她，这与夏志清的赞誉是分不开的，张在台湾得到的传承也远远大于和早于大陆，大陆八十年代始认识张的价值。
张爱玲在《秧歌》前写的小说很少直接干预当下，对现世进行赤裸裸的批判，大多是写一个特定阶级和特定人群的无奈、苍凉、错位、变态、阴森、凄哀的境遇，有时也瞄准灰色、世故的小人物，挣扎在现世权力与金钱、世俗的罗网中，承受着时代的负荷，实现她参差对照的阴性荒凉美学、阴性书写。状写乱世年代的人的流离和疏离状，还有一种陌生性的美感，现实主义的歌功颂德和批判干预、道德批评，绝少在她的小说中直接出现，但在流亡途中，《秧歌》和《赤地之恋》表明了她的干预当下和揭橥谎言的勇气。
中国小说史上不朽之作
《秧歌》已被称为“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一代中国自由主义宗师胡适1955年就对此评价：“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以题作‘饿’字，——写的真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夏志清和胡适当然不是信口开河的只以“反共”为职志而臧否作品，他们这两代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的开创性工作，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今天看来，张爱玲的《秧歌》，无论从现实主义角度和公共知识分子良知的维度，都是一部杰出的小说，并不逊色于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代表作，它们是对中国两个领域的关怀，《秧歌》、《赤地之恋》的出现，反而显现张在关注民生痛苦和被凌辱的大多数群体方面有了出色的并列。
揭露和预言中国极权社会的伟大的政治小说
《秧歌》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小说。这部小说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国极权制度对是怎样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根基，毁灭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描绘了中国农民以及普通人民在这个制度中的无权无势的地位。这部小说，也许比中国迄今为止发表的任何小说都更深入和微妙地揭露的中国极权统治的本质。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令人震惊的。因为这本书出版于1955年，在饿死3800万人的人类史最大的饥荒还没有开始，在毁灭了中国的基本道德的文化革命还没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十多年之前。这部书是不久就成为现实的中国社会巨大悲剧的谶语。一部小说成为一个时代的预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除了《红楼梦》之外，还没有一部书可以做到这点。
《秧歌》这本书证实了艺术的穿透力和伟大的政治小说的力量。把这本书放在人类的政治小说历史上看，这部书是中国作家张爱玲对人类政治小说的伟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