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
《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离骚”二字，古来有数种解释。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曹忧作辞也。”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这两种。因司马迁毕竟距屈原的年代未久，且楚辞中多有“离尤”或“离忧”之语，“离”皆不能解释为“别”，所以司马迁的说法最为可信。《离骚》的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而被怀王疏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也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
《离骚》
《离骚》《离骚》的写作年代，汉代的刘向、班固、王逸、应劭和清代的王夫之认为写于怀王时代，后世学者普遍认为写于顷襄王时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屈原放逐，著《离骚》。”则当作于放逐以后。今人对此说法不一，有说作于怀王世被疏以后，有说作于顷襄王世被放以后，有说作于怀王末顷襄王初，有说始作于怀王时而作成于顷襄王初，迄无定论。
《离骚》的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而被怀王疏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也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
《离骚》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这首诗本身找证据是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大忠实于史实，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古今各家说法不一。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释为“离忧”。班固在《离骚赞序》中释为“遭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释为“别愁”。后人多各从其一说。近世学者，则有人据《大招》“伏戏《驾辩》，楚《劳商》只”及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认为“劳商”与“离骚”均系双声字,“离骚”即“劳商”之转音,因而推论《离骚》本为楚国古乐曲名。
《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现了诗人的极度苦闷、难以排解的心情，为下面情绪的抒发定下了基调。“余虽好修姱以羁兮，……又申之以揽茝”，写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而原因竟是自己太注意修身!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屈原同周围群小之间的尖锐冲突，也可以看到君主不分贤愚忠奸的昏庸。对此，作者坚定地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竞周容以为度”，写群小对自己的诬陷以及周围风气的败坏。“众女”“时俗”两词，说明当时社会环境一团糟，人们的行为没有准则、尺度可言，一味投机取巧，钻营逢迎。面对如此污浊的、看不到希望的环境，作者爆发出痛苦而无奈的浩叹：“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忳”和“郁邑”都是忧愁烦闷的意思，两个词连用，表现了作者忧闷之深。清代朱骥在《离骚辨》中说：“此句无限神情，在‘独’字、‘也’字内，盖大夫遥想从前一片婆心，满腔热血，不意今日到此地位。”这一句是整首诗中最长的诗句，作者似乎将胸中郁积已久的愁闷尽情倾吐出来，震动人心。然而，作者虽然为自己的遭际悲愤万端，却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节操，他声明：“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接下来，“鸷鸟之不群兮，……夫孰异道而相安”，进一步指出自己和群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对自己之所以不见容于朝廷的原因有了清醒的认识后，“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虽然抑郁难平，但情绪趋向平稳，并坚定地表白自己的信念——“伏清白以死直”。“固前圣之所厚”，表现作者以前贤为榜样，同时它也透露了作者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离骚》里也称引了不少诗史或传说材料，可见作者对历史很熟悉，前世的明君贤臣就是引导他追求进步政治理想的活生生的例子。
痛定思痛，作者对此前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怀疑。他后悔当初没有认清形势，选准道路，那么现在赶紧抽身退出还来得及吧!当然，由进到退是要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和斗争的。“延伫”“步”“止息”等语，让我们看到一位犹疑、彷徨、苦苦思索的诗人形象。“兰皋”“椒丘”的意味，正如唐代吕延济说：“行止依兰椒，不忘芳香以自洁也。”终于，诗人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这一句既含有让步，又带着倔强。只求洁身自好，这是碰壁之后的让步；“复修”“初服”，全然不顾自己获咎之由正是自己太“好修”了，这是不计功利得失的倔强。以下“制芰荷以为衣兮，……芳菲菲其弥章”从各方面写自己衣饰的高洁。作者不惮繁复地描述种种衣饰，意在表明他修身之严。读起来，这几句诗给人无限郑重的感觉。其中，“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和前面的“复路”是相应的。最后，作者再次重申自己“独好修以为常”。“独”字表现出作者认定自己的原则是正确的并甘愿为之付出的自觉态度，带有一点自豪的味道。“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坚信自己，至死不变。
《离骚》前一部分作为对往事的追忆,偏重于叙写现实;后两部分作为对未来的探求，偏重于驰骋想象,最后则以回到现实结,束全篇。诗中通过这样的抒写，塑造了具有崇高品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反映了诗人实施“美政”、振兴楚国的政治理想和爱国感情，表现了诗人修身洁行的高尚节操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并对楚国的腐败政治和黑暗势力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斥责。司马迁评论《离骚》说：“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又引刘安《离骚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基本上道出了《离骚》作为政治抒情诗的精神实质和不朽价值。
《离骚》《离骚》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诗中无论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一些事物特征的描绘，诗人都大量采用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展开了多彩的幻想的翅膀，更加强了《离骚》的浪漫主义气韵。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
《离骚》的形式来源于楚国人民的口头创作，诗人又将之加以改造，构成长篇，使之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的语言精炼，吸收了楚国的不少方言，造句颇有特色。《楚辞》收集战国时代楚国屈原、宋玉等人的诗歌，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作章句。这些诗歌运用楚地的诗歌形式、方言声韵，描写楚地风土人情，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
《离骚》是屈原被贬后写出来的。本诗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因为诗人也称“骚人”。
《离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可以说，屈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拟弃妇而抒情的，所以全诗在情感上哀婉缠绵，如泣如诉。以夫妇喻君臣不仅形象生动，深契当时的情境，而且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观念里，就把君和夫、臣和妇放在同样的位置，这一观念可能影响了屈原的创作。《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
《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望舒先驱，飞廉奔属、凤凰承旗、蛟龙为梁，在这些神圣形象的支持下，屈原显得如此从容、自由，他伟岸的人格也更加光辉灿烂。这里显出了对自己信念的执著，表现了对世俗的蔑视。因此，这两次远逝，既是一种象征，又是屈原形象的一种折射。周流求女一节，历来诠释最多。从《离骚》的全诗来看，屈原所痛感的，一是君王昏庸，一是佞臣当政，屈原在现实中同时遭到昏君佞臣两者的排斥。也正是在这种绝境之中，屈原才开始“上下求索”的历程。求女失败之后，灵氛用“两美必合”鼓励他往别处寻觅。一次次求女不遂，是屈原的现实遭遇在诗中的投影。所以，求女在诗中应该象征着对明君贤臣的向往，也表现了屈原虽在绝望之中，仍不放弃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九歌》是巫术祭歌，是楚地“信巫术，重淫祀”（《汉书·地理志》）的文化习俗的反映。《九歌》的基本情节是“人神恋爱”，往往以人神恋爱的成功来象征祭祀的成功，而人神交接的艰难，又使《九歌》充满了悲剧色彩；香草作为献祭或巫神取悦对方的饰物，在表层意义上是一种追求爱情的象征，而它的内核又暗示着宗教的诸种情境；《九歌》既然描述的是人神之间的事，其中自然就假想了许多驾龙骖螭的飞升情节。屈原显然是熟悉楚地民间祭祀文化的，民间文化中这些成熟的文学意象，必然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离骚》中最耐人寻味的“求女”，与《九歌》中人神恋爱的情节颇有类似之处。至于香草和飞升的细节，与《九歌》也很相似。这些较为原始的楚地民间文化中的文学意象不但被屈原借以描述现实，同时也帮助屈原进入古代神话或原始宗教的情境之中，通过对来自历史和人类心灵深处的自由和激情的体验，达到对现实的超越。
相对于《诗经》，屈原的作品在形式上也有新的特点。《诗经》的形式是整齐、划一而典重的，而屈原的作品则是一种新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骚体”。这种形式是建立在对民间文学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屈原以前，楚地流行的民歌句式参差不齐，并且采用“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如《越人歌》（《说苑·善说》）。而与《离骚》有直接关系的则有《九歌》。显然，《离骚》学习借鉴了楚歌的形式特点。不仅如此，《离骚》还吸收了大量的楚地方言。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并且还举“些、只、羌、谇、謇、纷、侘、傺”作楚语的例子，举“顿挫悲壮，或韵或否”作楚声的例子。《离骚》中的楚地方言还有很多，屈原采用这些楚地方言，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同时，对“兮”等语助词的多种方式的使用，促成了句式的变化，这些句式和委婉轻灵的楚声相结合，很适合于各种不同情绪和语气的表达。楚语还使《离骚》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增加了生活气息。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是一篇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它在艺术上具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
《离骚》楚辞出现以前，中国诗歌还基本上属于群性的创作，一般说来，它们内容比较单纯，句式和篇幅也比较短，特别由于是群众创作，因而还缺少全面反映诗人性格的作品。何其芳在〈〈屈原和他的作品〉〉一文中曾评论说：“《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不能说那些作品没有作者个性的闪耀，但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和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上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的烙印的人，却还没有。”屈原出现以后，中国文学史上才出现了伟大诗人的名字，出现了集中反映诗人全部思想感情和个性的诗篇。屈原的〈〈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通过这篇富有个性的诗篇，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爱国激情，具有崇高政治理想和峻洁人格的庄严而伟大的诗人形象。
（二）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
《离骚》是一篇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吸收和发展了古代人民口头创作——古代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不是按照现实的本来样子去描写现实，而是更多的表现作者由于社会现实的刺激而迸发出来的激情，表现作者对理想的强烈追求和反抗现实的叛逆精神。而屈原伟大作品《离骚》正具有这样一些显著特征。离骚的前半部分，着重与诗人对于自己经历和遭遇的描写，但湿润在表现手法并不是完全实写的，而是把自己生活上的经历和感情升华为一种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以新奇的比喻，夸张的描写，表现善与美的崇高，恶与丑的卑鄙龌龊，表现了光明与黑暗的势不两立，从而把一个时代的面貌整个呈现出来，启发人的认识，给人以正确的爱憎，激励人的心灵。在后半部分，诗人更完全采用幻想的形式，虚构的意境，写出了他的深刻的内心世界。诗中用上天下地描写，希望和失望的回旋反复，尽情地吐露了诗人的郁闷，表现了湿润周围环境的黑暗和冰冷，表现了卓绝的苦斗精神。在这一部分，诗人特地从神话传说中汲取丰富的形象，通过奔放不羁的想象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构成了层出不穷生动情节和美丽的画面。在诗人的笔端，曦和
（日神）、望舒（月神）、飞廉（风伯）、丰隆（雷师）以及凤凰、飞龙都供他自由驱使；县圃崦嵫、咸池、天津、不周，都是他所到的地方，其想象之大胆、丰富，古今罕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运用这些古代神话传说是并不受原故事的拘束，而是通过一番自由想象把原有的神话结撰成新的情节，并使它服从于一个新的主题，成为诗人表达思想感情总的艺术构思的一部分。这种表现手法，无疑使幻想更自由。如诗歌最后一段，写他驾着鸾皇，风鸟，一路车马喧闹；当转道昆仑，行经流沙，指向四海时，突然驻足在楚国上空不忍离去，把全诗推向高潮，有力地表现了诗人的爱国思想和情操。这样的艺术效果，如果不借助于神话并把神话素材加以重新改造和构思，是很难达到的。
我国古代诗歌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的主要特点是所谓的“触物以起情”和“索物以言情”，
总括起来就是借物抒情。这一手法和特点，前人在研究《诗经》时已有所发现，把它概括为“比
兴”。屈原则对它作了重要发展。首先，它开始把物与我，情与景开始糅合，交融起来，扩大了
诗歌的意境和表现力。因此，屈原作品中的比兴，不再是简单的以某物比某物，或触物以起兴，
而更多的是把物的某些特质与人的思想感情，人格和理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物具有象征的
意味，使情具有更具体的附着和寄托。在《离骚》中的比和兴，从形象本身看来，它是虚构，是
想象，但从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来说，又完全是现实的。这就开辟了后世的“寄情于景”，
“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有着极大影响。
《离骚》的形式吸收和借鉴了南方楚地的民歌而成，但它有吸收了当时蓬勃发展着的新体散
文的笔法，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把诗句加长，结构扩大，既增加了内容含量，又增强了表
现力。它采用了大量的口语方言入诗，用得最普遍的“兮”，便是在当时民间诗歌，特别是楚地民
歌中经常出现的口语，这一词语既增强了诗中咏叹的抒情气氛，又极大地增强了诗句的节奏性和音
乐美。
《离骚》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王逸《楚辞章句》），说的就是这一艺术特色。而且其中的比喻，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因而又含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离骚》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统篇隔句句尾用“兮”字，句中则往往配以“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也有全句不用虚字的。这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为《诗经》以后兴起的骚体文学奠定了基础。
《离骚》中又多用对偶。据统计，全篇对句在百句以上；并已出现了错综对，如“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在一句中,还往往以双声配双声,叠韵配叠韵，前者如“□郁邑而□傺兮”，后者如“聊逍遥以相羊”，等等。这就形成了《离骚》的诗句在错落中见整齐，在整齐中又富于变化的特点,读来节奏谐和，音调抑扬,具有一种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同时，《离骚》又大量运用楚地的方言词汇，如“汨”、“搴”、“莽”、“冯”、“羌”、“诼”、“□傺”、“阊阖”等,并常将状词冠于句首，带有浓厚的南国情调和地方特色。诗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也十分恰切并具有新意，如“□□”写云霓翻腾之貌，“岌岌”喻高冠耸然之势，“蜿蜿”状神龙游动之态,都可谓循声得貌,曲尽其妙。《离骚》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曾赞之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二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汤汤，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从构思上说，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凤、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这同《聊斋志异》中《席方平》篇写阴间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经过由人到鬼的变化才到另一个世界，而《离骚》中则是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这种构思更适宜于表现抒情诗瞬息变化的激情。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通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而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诗人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雄伟的，瑰丽的。其意境之美、之壮、之悲，是前无古人的。特别地，诗人用了龙马的形象，作为由人间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间的工具。《尚书中候》佚文中说，帝尧继位，“龙马衔甲”。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动物龙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骏马。《周礼》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吕氏春秋》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在人间为马，一升空即为龙。本来只是地面与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骏变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则高空便成了天界。诗人借助自己由人间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间的情节变化，形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从外部结构言之，全诗分三大部分和一个礼辞。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自叙生平，并回顾了诗人在为现实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以及惨遭失败后的情绪变化。这是他的思想处于最激烈的动荡之时的真实流露。从“女媭之婵嫒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部分。其中写女媭对他的指责说明连亲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由此引发出向重华陈辞的情节。这是由现实社会向幻想世界的一个过渡(重华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贤，故向他陈辞便显得“虚”；但诗人又设想是在其葬处苍梧之地，故又有些“实”)。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宫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挣扎与不断追求的顽强精神。从“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为第三部分，表现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读之令人悲怆!末尾一小节为礼辞。“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文字不多，但表明诗人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美政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全诗到高潮之后的画龙点睛之笔，用以收束全诗，使诗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使诗中表现的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显示出更为明确的流向。诗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历程。而后两部分则以色彩缤纷、波谲云诡的描写把读者带入一个幻想的境界。常常展现出无比广阔、无比神奇的场面。如果只有第一部分，虽然不能不说是一首饱含血泪的杰作，但还不能成为像目前这样的浪漫主义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两部分而没有第一部分，那么诗的政治思想的底蕴就会薄一些，其主题之表现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既含蓄，又明确；既朦胧，又深刻。
《离骚》《离骚》的语言是相当美的。首先，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强自身修养，佩带香草喻保持修洁等。但诗人的表现手段却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第四句中的“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来，是照应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来形容“情”的。所以虽然没有用“如”、“似”、“若”之类字眼，也未加说明，却喻意自明。其次，运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称来象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念，不仅使作品含蓄，长于韵味，而且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再次，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最后，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等，将“兮”字去掉，对偶之工与唐宋律诗对仗无异。
三
从屈原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但以他的巨大的创作成就来说，他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背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同时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汉儒曾说，《离骚》与《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他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总之，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区别，楚辞较之《诗经》，已有显著的进步。因之，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阝比］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九歌》 《招魂》 《天问》 《九章》 《卜居》 《渔父》 《国殇》 《少司命》 《大司命》 《云中君》《天问》 《九章》 《九辩》 《春秋》 《左传》 《礼记》 《孔雀东南飞》 《盐铁论》 《汉书》 《赵飞燕别传》 《吹剑录》 《唐宋传奇集》 《柳毅传》 《霍小玉传》 《古文观止》 《离魂记》 《柳氏传》 《榴花梦》 《全唐诗》 《花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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