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硪歌嘹亮》
1974年8月,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益阳、湘阴、宁乡、望城四县共同治理烂泥湖。益阳县工程指挥部于下半年成立,指挥部政治处组建“指挥部文艺宣传队”,并为宣传队进行演出节目的创作。县指宣传队由县花鼓戏剧团的8名专业演员和各区抽调来10名业余组成。1974年底宣传队成立,当时,作者孙文辉在一本《解放军文艺》刊物上看到了一个文艺节目《处处有亲人》(1973年演出、1974年发表),它标记的是“二人转坐唱”。谁也没见过二人转,也不知道湖南的坐唱-围鼓戏。作者只能从唱本的提示中去理解“坐唱”这种样式的内涵:它是一组演员坐在一起演唱一个故事,乐手又是演员,人物表演可以进进出出。这种形式使我们很受启发。这年冬天,烂泥湖工地聚集了十余万劳动者,工地上热火朝天,硪歌嘹亮。受十余万农民的热情所激发,坐唱《硪歌嘹亮》的初稿很快就写出来了。专业作曲杨运镇利用硪歌号子和花鼓戏音乐为素材,很快就拿出了音乐稿。整理、刻印曲谱稿时,孙文辉就学着“二人转坐唱”的样式标记为“花鼓坐唱”。由男主角张勇司鼓,其它打击乐由女演员掌握,其它男演员分别用大筒、唢呐、竹笛、三弦伴奏。为了让节目尽快与民工见面,女演员一边以渔鼓演唱,一边学习打击乐。节目排出之后拉到工地演出,反响空前热烈。1975年5月,益阳地区曲艺调演,益阳县花鼓戏剧团组队参加演出,花鼓坐唱《硪歌嘹亮》全部改由专业演员排演参加全区会演。最后,被选定赴长沙参加湖南省曲艺调演。
1975年8月全省调演后,花鼓坐唱《硪歌嘹亮被选定参加1976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曲艺调演。
花鼓坐唱《硪歌嘹亮》进入了艰难的加工修改阶段。
首先,有部分专家认为“花鼓坐唱”不是一个曲种,应该改名;改名并不难,《硪歌嘹亮》曾在《长沙日报》、《工农兵文艺》、湖南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五次发表、出版,先后被专家和编辑们改为“益阳小调”、“花鼓弹唱”、“花鼓演唱”、“花鼓曲牌联唱”等曲种名。然而,改名涉及到了音乐,因此,作曲者杨运镇奉命以渔鼓调或三棒鼓音乐进行改编。结果,效果很差,《硪歌嘹亮》几乎半途夭折。幸好有省群众艺术馆的徐绍今等人干预,《硪歌嘹亮》音乐恢复原貌,以“花鼓坐唱”的形式参加全国调演。
其次,就是内容要改,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要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台词和内容;然而,《硪歌嘹亮》结构严谨、内容完整,怎么也加不进去。最后,专家们一商量,其它赴京的节目都改了,有的还重新进行了创作,留下这一个问题不是很大。于是作品保持原貌,修改作罢。
1976年6月,花鼓坐唱《硪歌嘹亮》在全国调演中获得好评,被选为优秀曲目进行最后的汇报演出,并被定为参加当年10月北京国庆节游园演出的文艺节目之一。
在《硪歌嘹亮》之后,全省、特别是益阳地区,出现了一大批花鼓坐唱的新曲目,如《争当拖拉机手》、《公社花开万里香》、《看茧花》、《巧腾房》、《双过门》、《憨子拜师》、《金凤缘》、《追鱼》、《嫁到谁家谁家富》、《种子发芽》、《中秋月儿圆》、《喇叭缘》、《夜袭遵义》、《拗大妈养鸡》等等。孙文辉也先后创作了《斩阎罗》、《猪八戒寻嘴巴》和《激情花鼓》等曲目。
花鼓坐唱作为一个新曲种,它有自己独特的品格:第一,它由于参加演出的演员较多,容量较大,非常适合表现人物众多、场面较大的题材。第二,由于它的男女演员分两边坐唱,观众在人物进进出出时易于辨别,适合表现矛盾复杂、冲突激烈的故事。这是其它曲种所不能比拟的。第三,它所使用的音乐为花鼓戏曲调,音乐的戏剧性效强:热烈时自由奔放,安静时娓婉缠绵,为当地群众十分喜爱。第四,它要求全体演员一专多能,既唱又演奏,增强了演出的观赏性。花鼓坐唱创制出来之后,在益阳地区长盛不衰,是一个适应时代而产生的曲艺新形式。
1992年,花鼓坐唱被《中国曲艺志》认定为湖南曲艺的新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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