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论》
本文系宋仁宗嘉祐六年,苏轼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这是作者早年的一篇著名史论,是进献给皇帝以求应试求官的。文章通过对张良的评论,向皇帝和考官显示了非凡的才华。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张良,字子房。原为韩人,其祖父、父亲相继为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等五世之相。韩为秦灭后,张良不惜以全部家财寻求刺客行刺秦王,为韩报仇。后寻得一力士,借秦始皇东游之际,与力士以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在博浪沙阻击始皇,误中副车。后隐姓埋名,被迫流浪于下邳,传说其在这期间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楚汉之争时,张良辅佐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朝。汉朝建立后,张良被封于留(今江苏省徐州),世称“留侯”。《留侯论》是苏轼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应制时所上的《进论》之一。在此文中,苏轼对张良圯上受书之事及阻击始皇之事重做阐述,指出张良之所以能够成大事,就在于他学会了“忍”。
本文是一篇传记性质的人物论。文章围绕着“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一中心对留侯张良展开论说,并以“忍小忿而就大谋”为线索贯穿全篇。
文章一开始就将“匹夫”之勇与“天下大勇者”之勇进行比较,指出“豪杰之士”的“过人之节”就在于“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坚韧品性。然后辟“圯上老人”为“鬼物”之说,指出“圯上老人”“倨傲鲜腆”正是为了折张良“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最终使其成大事,成为“豪杰之士”。而后又屡屡引用历史事实,进一步论说“忍小忿”之大用,以至将刘邦所成就的帝业也归功于张良的“忍”。最后以张良的“妇人女子”之貌来反衬其“天下大勇之士”的过人之节,绕有趣味,也颇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不过应对苏轼的这种“忍小忿而就大谋”的观点进行辩证的认识,特别是对其将楚汉之争成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忍”,更应该深入进行辨析。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予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群,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伊、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合以仆妾之设,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普通人受到侮辱,拔剑而起,挺身上前搏斗,这不值得算作勇敢。天下间真正勇敢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故受到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大志,目标高远。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
在韩国已灭亡时,秦朝正很强盛,秦王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末余之势可以驾驭(连上句意思是:在锋芒之势上,是没有可乘之机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
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藉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自然,秦始皇不能使他惊恐,项羽不能使他发怒。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因此随随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养那完整的刀锋(把自己的精锐实力保养得很好,等待对方的衰弊),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言外之意:正因为张良有能忍之大度,所以,尽管他状貌如妇人,却能成就大业,远比外表魁梧的人奇伟万倍)。
本篇并没有全面评论留侯的生平和功绩,而只是论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过人之节。全篇可划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1):将“匹夫”之勇与“大勇者”之勇相比较,指出“大勇者”之“不惊”与“不怒”正是缘于他的“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为下文论说张良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段立论,提出能忍、不能忍这个命题。“古之所谓豪杰……有过人之节”,是泛言,凡忠勇、坚毅等超乎常人的节操,全都包括在内。以下则扣住《留侯论》本题,将“过人之节”具体到“忍”字,说忍又是从“勇”字来说,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才是勇,也就是说,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为抱负甚大、志向甚远的缘故。表面看来,勇和忍似乎是对立的,作者却指出了它们的统一性,充满辩证法,非常精警深刻。
第二部分(2—4):论张良能“忍小忿而就大谋”,并最终辅佐刘邦建立帝业。分三层:
第一层(2),对张良“圯上受书”的流传之说进行辩驳,进而指出圯上老人正是见“其能有所忍”,“可以就大事”而受之书;
本文举了张良阻击秦王、进履受书、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事。这三件事表面看来似无关联,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由此提出其独创见解。先从前两件事说。人们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赠书事,因而把一些神怪传闻当作真实。作者把这件事同张良阻击秦王联系起来,把他为韩报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与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联系起来,指出这是秦时的隐士对张良忍耐心的考验观察,其用意并不在于书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动所暗示的,都是圣贤间互相警示劝戒的道理。这几层意义紧密钩连,互为论证,结构非常严密。拂去老人赠书的神奇色彩,关系到基本立论,因为如果这是神怪的行为而非人事,就无法按常理论之。老人赠书的用意,则是从张良和老人的行动本身两个方面来论证。
从张良讲,他阻击秦王的行动,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现,这种荆轲、聂政式的刺杀行为,在秦正盛时,无异于白白送死,老人因为痛惜其才,才“出而试之”,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无故加之”,极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练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其“能有所忍”。
从老人说,他对张良的一系列折辱举动,显然不是出与于无心。当老人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时,张良“欲殴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桥取履是“强忍”着的,老人岂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带有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张良想,既已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这能忍的程度又进了一步,但老人还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许路,见张良只是目送着他,并无异常的表现,这才再走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也。”这就道出了有意考察的用心。
太史公的笔墨也很传神,写张良“欲殴之”,“强忍”,“业为取履,因履之”,“殊大惊,因目之”。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忍”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入扣,随后因平明、鸡鸣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终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练。
这给作者取为立论主题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只是为了赠书,只须将书授与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说明“其意不在书”。“且其意不在书”,而在使其(张良)能忍,二者实为一个意思。
第二层(3),以鲜明生动的历史事实为例,说明只有“忍小忿” 才能“就大谋”。
为了增强说服力,本段又引史为证,再次说明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说明老人何以要“出而试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张良的情景,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验。前者是从动机讲,后者是从事实讲,行动的目的则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羽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第三层(4),以项刘楚汉之争为例,论证正是由于张良能够“忍小忿”,所以才能“就大谋”,也才能够辅佐高祖刘邦建立帝业。
本段把刘邦之所以胜和项羽之所以败,归结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韩信求封王的事例,把刘邦之所能忍归结为是由张良的成全,不仅说明了能忍对张良、对于刘、项的事业的重大意义,还说明了老人的启导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第三部分(5):以揣度作结,说张良的状貌也表现出能忍的特征。以张良的貌不惊人反衬其大勇大智,回应文章开始的“天下之大勇者”。思致新颖,风调翩翩,余味无尽。
太吏公曾发出疑问:原以为子房是个魁梧奇伟的人,然而发现其相貌却宛如媳妇姑娘一样,认为和他的胸怀气度不相称。噢!这不就是子房之所以为子房的吗?
1、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文章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豪杰之士”的“过人之节”就在于“忍”。然后以“忍小忿而就大谋”为线索纵贯全篇。圯上老人之所以屡次“倨傲鲜腆”目的就在于要教给张良学会“忍”。然后举出历史上的郑伯肉袒牵羊、勾践臣妾于吴和项刘楚汉之争的事实,进一步论说,只有“忍”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否则只有失败。可谓一以贯之,滴水不漏。
2、转承开阖,妙趣横生。对于张良“受书于圯上老人”之事,人们引以为奇,甚至将“老人”视为“鬼物”。作者在此却另辟他说,指出“圯上受书”乃“圣贤相与警戒之意”,而非“鬼物”所为。接着作者将笔锋猛地一转,又出惊人之语:大胆指出,圯上老人受书其意却不在书,而在折张良“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而张良之所以最终成为“豪杰之士”并辅佐刘邦成就帝业,原因也不在所得之兵书,而在圯上老人的“倨傲鲜腆”使其学会了“忍”。这一转承开阖,使文章另辟洞天,妙趣横生,可谓“一语空际掀翻,如海上潮来,银山蹴起。”(沈德潜语)文章最后以张良的“妇人女子”之貌来反衬其“天下大勇之士”,也让人揣度良久,回味无穷。
3、形象生动,流畅自然。文章以郑伯肉袒牵羊,勾践臣妾于吴与项刘楚汉之争等历史事实为例,进行说理,这不仅具体生动,深入浅出,更能对人晓之以理,甚至动之以情,这无疑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特别是本文的语言晓畅易懂,婉转自然,也无形中增添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留侯张良,汉初开国的第一流人物,生平事迹很多,可论者不少,不能面面俱到,苏轼独独选了“忍”字作为评论张良的重心。开篇先破除旧说:以为黄石公为鬼物,张良能辅佐汉高祖定天下是因为获得黄石公授兵书;接着另立新说,认为张良之所以成功,在于他能忍的性格。至于苏轼所翻案的古人案底为何?《留侯论》文末提到:“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对照《史记》留侯世家所言,苏轼翻的应该是太史公的文案。
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所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史记》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黄石公非鬼物,张良能忍,并且能以教刘邦以忍而成就大业,在苏轼文中已经论述颇清,在此就不必多提。司马迁以一部《史记》留名千古,史记中的许多评价颇得后人崇敬,但是司马迁受西汉阴阳五行学说影响,怀疑黄石老人为鬼物,间接怀疑张良的成功乃因鬼物所助,天欲成之,非张良之力,这段话却将张良毕生的努力一笔抹销,何其不公平!言末虽然引高祖称赞张良之语来衬托张良的智谋,但末了接上以貌取人一言,不免也令一些其貌不扬、或面貌不够魁武奇伟的大丈夫们感叹唏嘘。
张良在博浪沙袭击秦始皇,在乱世中辅佐刘邦定天下,可见他绝不是一个甘愿淡薄之人,虽然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却也是明哲保身的不得已之为。自古男儿无一不是雄心勃勃、志在万里,张良忍小忿也是为了就大谋,后人不能明了他的志向便罢,如太史公这样能赞许他所创立的功业,却将他辛苦努力的成果归为一句“岂可谓非天乎”,意思是张良你的功业都是上天注定,是鬼物帮助,而不是你自己的付出与功劳,这样的评价要是给张良知道了,岂不吐血三升?
苏轼是真正能赞赏张良的人,尽管张良成功的原因当不只能忍,更有许多智慧权谋之术,但苏轼这篇〈留侯论〉却是将开国功臣的荣誉赋予张良本人的名作。他肯定了张良的人格、实力、功业、美名,更不因张良相貌的女态而怀疑他的能力。苏轼撰此文,张良在地底若有知,必定会感叹:“东坡当吾知音!”
近来读了苏轼的名篇《留侯论》,先哲见解之精辟实在令我感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篇中的诸多观点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学习和铭记在心,特别是我们这些马上就要离开大学,走进工作岗位的毕业生。
首先,文中开篇提到“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就是提醒我们,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去面对所遇到的矛盾,受辱拔剑斗之是一种解决方式,无故加之而不怒则是另一种境界,其中的区别在于志向的不同。大 智大勇者必志向远大,而前一种不过成一时匹夫之勇。我们年轻人刚刚踏入社会,血气方刚,如不加强自身的修养,难免“泯然众人矣“。
其次,做人要谦虚不能再只是一个口号。社会是一个藏龙卧虎的之地,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圯上老人黄石公就是一例,只有虚心的向他人的长处学习,你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所以说,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决不是偶然的。老人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而张良恭敬有加,故曰:“孺子可教也”。这就是提醒我们,凡成大事者虚心实在必备的素质。
以鄙人愚见,束发读书首先是为了能明理修身,其次是能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这才不枉来世走这一遭。留候就为后世作出了一个很好的的榜样。
所以,在我们在大学的学习期间树立远大的目标是我们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其次虚心向学是充实自己的不二法门。
文中最后提到“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强调我们做人要有容人之量,俗话说“量大福大”也是这个意思。出去做事,难免磕磕碰碰,容人,恐怕是保持好心态的关键。好的心态,就有好的精神状态;容人,就有好的人际关系;虚心,就能更快的充实自己;长远的目标;能让你在航行中不迷失方向。
[1] 晋江原创网 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49397&chapterid=6
[2] 成都新闻网 http://www.news.uestc.edu.cn/NewsRead.aspx?newsID=1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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