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
《甲申三百年祭》300年前的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王朝相继消亡，一个是朱明王朝，另一个则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王朝，朱明王朝的覆灭，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则是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即宣告败亡。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对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不能不重视的前车之鉴。
正是基于对历史的思索，在当时的重庆知识界，围绕着甲申三百年这一主题，积极筹备着各项活动。1月15日，由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委派乔冠华，约请翦伯赞等人，来到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4号的寓所，具体商讨此事。被誉为当时革命文化界领袖的郭沫若主动承担了主要文章的写作。
郭沫若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以诗人的激情和历史学家的沉思，搜集资料，精心研究，认真分析，反复思考，3月10日，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终于脱稿。郭沫若又精心修改了几天，送请中共驻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审阅后，即在朱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死难之期的3月19日，开始在《新华日报》上分四期连载，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在郭沫若的文章之前，用大字排上了一段毛泽东的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之一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该割断历史”。
全文大致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严重，崇祯昏聩，结果引起民变，弄出亡国之祸。第二部分叙述李自成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其中特别详细考证了知识分子李岩的经历及其重要作用。第三部分说明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听李岩的主张，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有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终于失败。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一万多字，郭沫若在文章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紧紧抓住了甲申年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交替，从朱明王朝崇祯皇帝的腐朽统治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始末的对比叙述中，夹叙夹议，深刻地揭示了朱明王朝的必然灭亡，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明王朝的统治极端专制和腐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其官吏则“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结果只能是“纵贪横于京几”，吏治败坏到了极点。这样的王朝是必然要灭亡的。
同时，郭沫若在文章中歌颂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并沉痛地总结了起义的失败原因，李自成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不但武艺高超，而且治军严明，其起如风起云涌，但是，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后，也就在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的情绪，“在过短的时间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是李自成以下的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把明室的专制和腐败接受过来，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在战略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终于酿成历史的大悲剧，其败如风卷残云。郭沫若在文章的最后说道：“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了”。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经发表，立即轰动重庆，
《甲申三百年祭》当时，经过全民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经是日趋明显，抗战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而国民党则竭力强化其专制统治，就在1943年，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公开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蒋介石在书中别有用心在搬出朱明王朝灭亡的事例，来为其独裁理论作证。
因此，当郭沫若以甲申三百年明朝灭亡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国民党立刻感受到这篇文章锋芒所指，马上组织专人对文章进行围攻。国民党之所以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是“影射当局”的，很可能是因为文中有多处敏感文字。其中，“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这里的“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如何如何，可能是最敏感的一段，因为从1927年到1944年也恰好是十七年。《甲申三百年祭》有17000字，揭露明末政治腐败、饥民遍野、官逼民反内容的，约5000字，几占全文三分之一。《甲申三百年祭》中描述胜利时骄傲，包括“过分的胜利陶醉中一二位清醒的人”，总共约5000字，也占全文三分之一。
1944年3月24日，为蒋介石执笔撰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纠正一种思想》，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其后，4月13日、21日、26日、28日，《中央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指名道姓要“共同纠正这一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叶青还在4月20日的《政治月刊》上发表长篇专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评议》，攻击郭沫若的文章，并主编《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一书，攻击郭沫若“把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三百年前的甲申，从故纸堆里抽取出来”，“回味甲申，暗示新亡国的危机。这种回味宣传，不过是应用联想的心理手段，来引起国人的悲观情绪。”“这篇文章对共产党的宣传十分和合，共产党要反对政府，这篇文章就尽力指责明朝，企图唤起人民的联想作用。共产党要煽动人民叛乱，这篇文章就根本以明末大乱为题材，希望三百年前的甲申重演于今日。共产党要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以延安为根据地来‘取天下’，这篇文章就歌颂流寇，尤其那‘同隶延安府的李自成、张献忠’（郭沫若语）而陈述胜利”。可以说，郭沫若的文章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
面对国民党的种种指责，郭沫若理直气壮地回击道：“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
《甲申三百年祭》共产党人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和19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时，加了长篇编者按，其中指出：“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却决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吴三桂在后来又‘变卦’了，而且真的变卦了，不像现在有些吴三桂们，表面上‘反正’了，实际上还在替日本主子服务）。”这篇编者按是反击《中央日报》3月24日社论的。
1944年4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在重庆的机关刊物《群众》第9卷第7期上刊载了一组纪念明亡的文章。有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署名商辛）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寓曙的《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这4篇文章的共同旨趣在于围绕明末史事，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受。
总之，当时进步的文化人，都在借用明亡三百周年纪念，以明朝的政治腐败影射国民党统治。几乎是各党各派，政界学界，都把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看成是一次借用明朝腐败抨击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活动。只是立场不同，褒贬不一。
《甲申三百年祭》成为全党整风文件
郭沫若和毛泽东《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遭到国民党的围攻，但在延安的毛泽东却从这篇文章引出了更多的思索，非常善于从中国历史吸取经验教训的毛泽东一直对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这段历史非常重视，早在1928年，他就以李自成为例，开导红军将士避免犯“流寇主义”的错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专门读了一本关于李自成起义的章回小说《永昌演义》。因此，当毛泽东读到郭沫若这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文章后，当然格外兴奋，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
就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的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别提到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称赞文章“充满爱国爱民的热情”，同时反击了国民党对郭沫若的围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中央又决定将其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在解放区普遍印发，供党内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专题向全党、全军发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的一大教训。作品对的重大意义，就是要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甲申三百年祭》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主席说：是进京赶考，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1991年，江泽民两次提到要重新学习郭沫若的文章。可以说，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已远远越出历史界，整整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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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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