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杂记》
方苞集选自《方望溪全集》。作者是方苞。 《狱中杂记》这篇文章，是他在刑部狱中所见所闻的记录。清代方苞的《望溪先生全集》。作者在清康熙年间，曾因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一案被牵连下狱。文中根据亲身见闻，详述了刑部监狱的阴森恶劣，百姓的横遭逮捕、冤死狱中，以及狱吏的敲诈勒索、受贿枉法、草菅人命等事实。是桐城派古文的名篇。
方苞故居——凤仪里康熙五十一年三月，我被关在刑部监狱里，亲眼看到死后从牢墙的洞口被拖出去的犯人，每天有三、四个，有位曾任过洪洞县令的杜君，站起来对我说：“这是发生了瘟疫。现在天时正常，死的人还不多，往年多到每天要死十几个。”我向他询问原因，杜君说：“这种疾病非常容易传染，得了瘟疫的人，即使是他的亲属也不敢陪伴他同起同卧。而狱中设立了四个老监，每监分五个牢房。看管犯人的狱卒住在正中那间。他在前面墙上开一个窗户照明，屋顶开一个天窗通气。两旁四间则没有窗户，但是关押的犯人常常多达二百多个。每到傍晚就锁门，犯人的大小便都拉在牢里，臭气与食品的气味相混杂。到了寒冬，贫穷的犯人就睡在地上，春天一到，很少不生病的。狱中的老规矩，天快亮时才开锁。到了半夜，活人和死人脚挨脚、头并头而睡，没有办法回避，这样得传染病的人就多了。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大盗、惯贼、杀人要犯，却体质强壮，精力旺盛，被传染上疾病的十个中不到一、二个，即使有的得了病，随即又痊愈了。那些接连死去的，都是因轻罪被关押的人，以及被牵连作证而依法不该判罪的。”我说：“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为什么刑部监狱关押的犯人如此之多？”杜君说：“近年打官司，案情较重的，京兆狱和五城御史衙门都不敢擅自判决；加上九门提督所搜捕查究的犯人，都归刑部拘禁。而十四司正副郎官中乘机营私者以及掌理文书的小吏、狱官、小卒，都把多关押人视作有利可图，所以，稍有牵连的人，一定千方百计拘捕到。一旦投入监狱，不问有罪无罪，必定戴上手铐脚镣，关进老监，使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诱他们寻找保证人，缴纳保证金，才放他迁出狱外，狱官估计他家财产来定敲诈的数额，得钱后官吏就坐地分赃。中产以上的家庭，都倾尽家财去找人取保，次一等的人家，只求脱掉镣铐，住在监狱外的板屋，也得化费数十两银子；只有极其贫困而又无依靠的囚犯，则被铐得很紧，以作为样子来警告其余的犯人。有时同是一个案子，案情罪行严重的，反而能居住在监狱外，而罪轻或无罪的人却遭受其害。这些人忧愤积结，饮食起居又不正常，一旦染病，又缺医少药，所以往往死去。”我见皇上有爱惜生灵的品德，和以往那些好皇帝一样，每次审察判决书，必然能在被判死刑的犯人中寻求出一些可以放生的人，而如今无辜者竟然到了这个样子。假使仁人君子向皇上直言：除死刑犯以及发配到边远地充军的重刑犯外，那些罪行较轻以及受牵连还没有结案定罪的犯人，可以另外关在一座监狱里，不给他们上手铐和脚镣，这样，所保全而活下来的人能数得清吗！或者说：“监狱原有的五个牢房，定名为临时拘留所，让那些正在打官司而没有结案定罪的人住。这样即使实行过去的规章制度，也可以稍有补益。”杜君说：“皇上开恩，凡犯罪官员住板屋；如今贫困犯人转到老监关押，而大盗中却有住板屋的人，这里面是可以仔细查究的啊！不如安置在另一所监狱里，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我一起被捕的朱老先生、姓余的青年，和狱中的同官县僧某，先后得了传染病死去，都是不应该判重罪的。又有某人因儿子不孝控告他儿子，左右邻居也被牵连关押在老监，呼天喊地一直到天亮。我十分感慨，并以杜君所说的话广泛核实，大家所说的都相同，于是我就写了下来。
凡判死刑的案件已经上奏的，刽子手就先等候在门外，叫他的同伙进去勒索财物，叫做“斯罗”。有钱的人就对他的亲属勒索，穷苦的就当面对本人说。如果犯人被处以凌迟，就说：“满足我的条件，就先刺心；否则，就先砍去你的四肢，心还不死。”有对那些被处以绞刑的，就说：“满足我的条件，一绞就死；否则，三绞三放再加上别的刑具，然后才让你死。”只有斩首的无法要挟，但是还要把砍下的犯人头作抵押品。因此，有钱的用数十两、上百两银子作贿赂，贫穷的也要卖光衣物；穷得一点钱都没有的，就按以上所说的处置。掌管捆绑犯人的差役也是如此，欲望得不到满足，绑时就先折断犯人的筋骨。每年秋天大决时，皇帝用朱笔勾过的约占十分之三四；未勾暂留的约占十分之六七，但都须缚到西市刑场等待命令。那些因捆绑而受伤的，即使幸而不死，也得病上几个月才痊愈，有的竟成了终生残疾。
我曾经问过一个供职多年的小吏：“他们和被判刑者、被捆绑者，并非互相仇恨，只是想得到一些钱财罢了；如果犯人真的拿不出，最后对他稍微宽容一些，不是做了一件善事吗？”小吏说：“这是做出规矩来警告其他犯人，并且惩诫后来的犯人；不这样做，那些犯人就会有侥幸心理。”掌管上刑具、打板子的狱卒也是如此。同我一起被捕遭到木制刑具审讯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给银子三十两，被打之后骨头微伤，病了一个多月才好；另一个加倍给钱，只伤了皮肤，二十天就好了；再一个给六倍的钱，当晚走路就象平常人一样了。有人问小吏说：“犯人贫富不等，既然从他们那里都有所得，何必一定要按贿赂的多少来区别对待？”小吏说：“不分别对待，谁愿意多给钱！”孟子说：“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真对呀！
刑部中的老吏，家里藏有假印章。公文下发到直属中央的各省，都被他们暗中更改，增加或删去公文中的重要词句，执行的人难辨真假。只有那些给皇帝的奏章以及发到平行各部的公文，他们还不敢这样做。法令规定：大盗没有杀人，以及和他同伙的几个罪犯，仅立刻处死主谋一、二人；其余的经秋季审讯，都可以罪减一等，发配充军。判决书上奏后，其中有立即处死的，刽子手已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就绑出来，片刻也不停留。有某姓兄弟俩，因为把持公仓，法律规定应当立即处决，案件已经判决。某狱吏对他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让你活命。”问他有什么办法，则说：“这个并不难，我另外准备一份奏章，判决书不需要改动，取列名在判决书后面的从犯中没有亲属的两个单身汉换你俩的名字，等叛决书加封上奏时暗中调换一下姓名就是了。”他的同伙说：“这样可以欺骗被处死的人，却不能欺骗主审官；假如主审官再上奏请示，我们就没有活路了。”某狱吏笑着说：“再上奏请示，我们没有活路，但主审官也会因此被撤职，他不可能为了这两人的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官位，所以，我们终究没有死的道理。”后来真的这样做了，列名末位的两个从犯立刻被处死。主审官发觉后惊讶得张口结舌，但始终不敢追究。我在监狱，还亲眼看到这兄弟俩，监狱中的人都指着他们说：“这就是用某某人换下他们的脑袋的。”后来这个狱吏在一夜间突然死去，人们都以为是阴曹地府给他的责罚。
凡杀了人的，状辞上没有预谋杀人或故意杀人的话的，经秋审归入矜疑类，就可以免死。狱吏便乘机利用法令舞弊。有一个叫郭四的犯人，已经四次杀人，又以矜疑罪减一等，随后又遇大赦。将要出狱时，整天与他的同伙饮酒狂歌通霄达旦。有人问他过去的事，他一一详细叙述，扬扬得意，就象在自我炫耀似的。唉！行为污浊、作恶多端的狱吏忍心于贪赃枉法，那不必去责备了；然而不明白治狱之道，好的官吏也往往把帮别人解脱死罪作为功德，而不研究具体的案情。他们使百姓蒙受冤枉，也太过分了！
奸诈之徒入狱久了，就与狱吏内外勾结，颇能赚大钱。山阴县有个姓李的，因杀人下狱，每年可以弄到数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狱，在外住了几个月，寂寞无聊。他有个同乡杀了人，于是就替此人承担了罪名。因为根据法律规定不是故意杀人者，一定要长期蹲狱，但最终不会被处死的。康熙五十一年，又遇大赦援例减罪充军。李某叹息说：“我再也不能进这监狱了！”按旧规定，被充军的犯人要转到顺天府监狱关押起来等候遣送，当时正值冬季，遣送暂停，李某写了状子要求留在刑部监狱，等候到春天遣送，他再三请求没有得到批准，只好失望地离开这里．
方苞作者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 他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 桐城派古文的创立者，在当时文坛上很有名望。 康熙五 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方苞在《南山集》序中列名，《南山集》的木版又存在家，因而被牵连入狱。最初被判处死刑，后经多方救援，得到从宽处理，编入汉军旗为奴。雍正继位后，方苞被解除奴籍，任内阁学士。他的著述辑成《望溪先生全集》。本文 是方氏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在刑部监狱中写成的，所汜成为狱中日睹，或为狱中传闻，真 实地揭露了清代司法制度的黑暗。
《南山集》本文在写作方法上比较好地体现了"桐城派"提倡的"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和相互为用的主张，体现了"桐城派"散文的特点。从"义理"（即文章的中心）来看，作者大胆地揭露了清朝司法制度的黑暗和腐朽，令人发指，不失为有胆有识之作。在"考据"上，本文内容详实而有说服力，使人惊心动魄。文章列举了许多由作者目见耳闻和亲身经历的事实：狱官与禁卒相互勾结，贪赃枉法，草营人命，等等。在"词章"上，本文借助于选材的真实性和典型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不在文字上过分的雕琢、修饰。作者以确凿的事实为线索，将材料编排井井有条，环环相接。全文以对话的方式叙事，语言简洁有力。
[1] 中国画 http://www.zjdart.com/html/2007-04/959p197.html
[2] 中国教师人才网 http://www.jiaoshi.com.cn/xiazai/xiazaishow-76658.html
[3] 中无忧无虑中学语文网 http://www.5156edu.com/page/08-03-15/3225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