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 剧情 爱情 少年成长
摄影:张惠恭
监制:詹宏志
美术指导:余为彦 杨德昌
未按演员表顺序
陈湘琪
张震 ......小四
杨静怡 ......小明
张国柱 ......小四父
张翰 ......小四哥
张盈真 ......小明母
萧艾 ......冰果室老板娘
王也民
王启赞 ......小猫王
王娟 ......小四大姐
王柏森
姜秀琼 ......小四二姐
倪淑君 ......小神经
金燕玲 ......小四母
林鸿铭 ......Honey
60年代初的台湾好像一切都是灰的,浑浊的空气里也流动着灰暗的味道,失落和绝望的情绪笼罩在城市上空。来自四面八方的外省人操着他们各自浓重的口音,山东话,上海话,苏北话,四川话……在这个城市奔波忙碌着。随军逃到台湾的家眷们形成了一个个被人们称为“眷村”的小村落,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小四、小明、小马、老二、小猫王、飞机、滑头、小虎、小翠……他们成长着,并且拉帮结派地出来混,“小公园帮”和“217眷村帮”逐渐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
在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的男生小四是个置身学校帮派对立之外的好学生,父亲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母亲在小学代课,家里共有5个孩子,大姐为了帮父母承担家庭重担,放弃出国的愿望;二哥和小四一样,沉默寡言;三姐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谦卑忍耐;张震是家里的老四,所以被叫做小四;家里最小的小妹是个发育迅速的小女孩。
小四与家世不幸的女孩小明十分投缘,暗生情愫,“小公园帮”的老大哈尼也倾心于小明。小明父亲早逝,母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她过早地成熟,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
由于帮派之间的纷争,哈尼一个人去对抗“眷村帮”,结果被对方的老大山东推到了火车轮下。小四参与了围剿“眷村帮”替哈尼复仇的行动,山东被杀。
小四父亲涉嫌政治被迫写交待材料并被解聘,受到迫害,近乎神经质;母亲受牵连被免掉了教职。小四因为冲撞校方被勒令退学,转学日间部。
小明的母亲到马司令家帮佣,马司令的儿子小马是小四的朋友,是一个变形的早熟的少年,小明又移情于小马。
家庭和学校所发生的事件让小四难以承受,而小明与小马的交往又使小四陷入友情和爱情的矛盾中,他与小马吵翻。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上,小四看见了小明,再次向她表明心迹,而小明却断然拒绝了。失去控制的小四接连向小明捅了7刀,小明当场死去。小四被拘捕,被判了16年徒刑。
小猫王录了他唱的英文歌《阳光灿烂的夏日》送给小四,却被警员随手丢进垃圾桶。
被杀者小明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杨德昌加在她身上的已远远超出十几岁少女的负荷。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对残酷现实的体会远比小四透彻,贫穷、动荡、寄人篱下,时刻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不稳定状态中,这使得小明身上体现着矛盾的美感,既有少女的清纯羞涩,又有成熟女人的冷酷。你可以骂她水性杨花,跟身边每一个追她的男孩子相好,但在看完第二遍后,我为她难过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为小四。如果说,在小四由明转暗的青春里,小明是他最后的亮色;那么,在小明早已暗淡无光的青春里,小四就是她唯一的亮色,而这唯一一星光亮,还是被她自己掐灭的。同小四家热闹温馨而相对稳定的气氛相比,小明和母亲总是在为明天的落脚点担心。她母亲曾忧伤地说,“你一定要快快长大。”这沉重的期待和严酷的生存环境剥夺了她真正享有青春的权利,她在最单纯的年纪就迅速地被这个世界同化了,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她甚至比小四父亲还要成熟和衰老。在另一面,小明的眉宇间还闪烁着纯真的光芒,她其实是那样迫切地需要被理解和尊重,因此小四是心灵上最贴近她也最温暖她的人。但是最终,她还是背叛了小四,也就是背叛了自己,向更为强大的现实世界妥协了。
小四终于用匕首杀了小明,被判入狱十五年。小猫拿了自己录制的音带去看他,却被看守随手丢进垃圾箱。空气中传来小猫细声细气模仿猫王的歌声,“Are you lonesome tonight?Do you miss me tonight? ”歌声稚嫩,是他们单纯而认真的青春。我怎能不为青春的死去痛哭?在杨德昌鲜血淋漓的青春里,有谁能够不失声痛哭?
获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判团大奖及影评人大奖
法国三大洲影展最佳导演奖
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
台湾第2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
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台湾有部小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作者吴淡如。不知道小说和电影哪个更早,但都是由当年一桩真实事件生发出来则确定无疑。60年代初,杨德昌就学的学校夜间部初二一个男生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杀死了女孩,震惊当时社会,也给杨德昌留下深刻印象。那时他14岁。
若干年后,他根据这一事件拍出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再次震惊台湾并世界影坛。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杨德昌的第六部作品,承袭了他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一贯关注和对复杂叙事技巧的特殊喜好,影片结构繁复,叙事方式曲折,人物众多,光编织、理顺各种线头就很需功力。那么多帮派,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生如浮萍的小明周旋于几个男孩子之间,小四不觉间无法保持平静心态而卷入争斗,一步步偏离轨道,最后造成悲剧结局。笔调愈发凝重舒展,质朴沉静,冷静旁观却不漠然。他无法无动于衷,这与小猫王的《阳光灿烂的夏日》一样,是唱给他同龄人、他少年时代的一曲挽歌。我们后来在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找到了相似的感觉。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完全不同于侯孝贤《悲情城市》的方式,以“锐利的现代感” 呈现给台湾影坛一部史诗式的大气魄作品。杨德昌的思维方式偏于理性分析,他从容不迫地讲述着故事的背景,剖析着“台湾社会的一个横断面”。60年代初,对台湾两代“外省人”来说是灰暗绝望的年代,台湾在政治高压下动荡着,充满危机。如果说台湾本土人孤单无依,逃过去的“外省人”则心里更加失落,无所归依。来自大陆的小四的父辈受到迫害、审查,母亲被免教职。家庭遭遇挫折的小四在学校也没有被公正对待,逆反心理更加严重,少年恋情的失败让他心境无法平和,终于走向无法挽回的错处。 当年随军逃到台湾的家眷们形成小村落,被称为“眷村”。台湾作家朱天文和白先勇的小说中多次提到“眷村”。
“眷村”人们的生活有些空虚绝望,“眷村帮”和那个时代多数男孩子们一样,好勇斗狠,争风吃醋。出身低寒的少女小明如菟丝子依附于几个男孩子之间以期获得保护。此时小四的力量不是足够强大,所以她拒绝他。少年世界里过早卷入成人世界的丑陋,小四以极端的方式完成对纯美少年时代的献祭。也留给观者太多思索和叹息。用杨德昌自己的话来说,“‘新电影’影片毫无疑义有助于人们正视我们的根,我们的政治,我们与大陆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九十年代以来,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麻将》和《一一》 ,他用影像记录着城市的沧桑、人们生活和心灵流动的苦闷困惑。“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用电影来替台北市画肖像。我要探寻台北这些年来发生变化的方式,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台北市民的。”杨德昌如是说。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叙述手法严峻而含蓄,电影语言丰富深邃,有复杂的结构和开放式结局,对时空跳跃的衔接流畅统一,看似平和的结构和影像上有一种心理分析的色彩和表现强度。剧情进展缓慢,后半部分稍嫌拖沓,但气氛营造细致沉着,在不置一辞的“低调”叙事中适当出现情感高潮,比如小四在校园里向小明表白,背景是喧嚣的音乐,他讲到关键时刻忽然所有声音都停滞,一下子寂静下来,他的表白听起来声音大得惊人。而各个帮派之间的恩怨纷争则让平缓的节奏中融入紧张场面。 杨德昌以熟练巧妙、似散实密的技法,把性格各异、来自不同社会和家庭背景的少年串联在影片中,纵横交错而达到内容和结构上的平衡。影片疏离而压抑,深入都市文化心态的内核,与之前几部影片相比更加老辣成熟。杨德昌认为每部影片都要拍出新鲜感,只有不断地给观众看到新的东西,才能维持观众看电影的兴趣。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影调基本是沉郁内敛的,明暗对比强烈,讲究造型感,而且充分利用人们在城市的生存环境,采用了“框架性构图”割裂空间,房间、墙、门、窗、框、帷幕、帘、桌子……这些框架性的空间造型形式,让观众看到影片中人们被压抑和欲突破而不得的焦虑。
杨德昌一直是个性的,以个人化书写表达着自己的思考和忧虑。在《海滩的一天》中,杨德昌采用“多重意识流”的叙事手法,表明生活安适并不能保证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永恒。《青梅竹马》被英国著名影评人汤尼雷恩赞为1985年全世界最成熟的作品之一。
《恐怖分子》的三个结尾宣布对传统故事讲述系统的怀疑和悖离。《独立时代》以一群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的向往和处境展现这不安的时代和都市,获得第31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导演、主角、摄影等12项提名。而《麻将》以四个年轻人的迷惘展示了台北在东西方文化夹缝里挣扎的痛楚。
本雅明说,波德莱尔“每天从都市的人流中测量他失败的深度”。
杨德昌则用自己的作品,在都市的人流中测量自己解读台北这个都市的深度。他乐此不疲,他通过影片进行自我观照,通过电影来扩张生命,克服自我对死亡的恐惧,消解城市这个庞然大物的神秘感和人们面对它的无力感。
如果说他在用毕生精力做“以从事件和日常生活景象中抽离出来的画面为元素项,以从杨德昌的视角出发的蒙太奇思维为语法,连缀、组接、拼贴而成一部关于‘城市’的电影论文”,那么《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篇论文,立意、论述都是很深刻缜密的。
小四的兄弟姐妹总觉得杨德昌不是在用胶片拍电影,而是拿一架放大镜冷静观察,所有细节都得以最大程度地展示,他却仍旧躲在暗处不动声色。他很少用煽情的特写和背景音乐,对少年人的爱情和青春也几乎没有任何外露的渲染,只是静静填在一个个零碎的镜头里。大姐的青春是入世和光明的,她漂亮的长裙,流利的英语,戴手表的姿势,还有教训弟妹的家长口气,就像是她妈妈留在上海的韶华。二哥的青春混沌而压抑,在家里永远处于被忽视被责罚的位置,流连于弹子房也可解释为内心中被接纳被承认的渴望。三姐把青春的信仰奉献给了上帝,她的声音一直都是低沉而平静的,但最后得知小四杀人时歇斯底里的尖叫却充满了对神的愤怒和绝望。小妹衣服上的钮扣总是掉,裙子总是嫌短,那是她迅速成长的青春。
小四
对于小四来讲,周围的一切都是残酷的。家庭,本来奉公守法的父亲却突遭横祸,一个完好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学校,官僚的训导处长(那个最让人恶心的老头)不公正的对待;朋友,最铁杆的朋友之一小马居然同自己的女友小明好。这一切不是哪个少年人承受得了的,于是他想用自己渺小的力量去对抗这个世界。小明很聪明,她死之前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好:“我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你不改变你自己,好了,你去死吧。于是,小四一头撞向了这个世界充满各种游戏规则的铜墙铁壁,或者说这些铜墙铁壁挤掉了他每一寸生存空间,把他活活地压死了。
小明
小明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杨德昌加在她身上的已远远超出十几岁少女的负荷。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对残酷现实的体会远比小四透彻,贫穷、动荡、寄人篱下,时刻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不稳定状态中,这使得小明身上体现着矛盾的美感,既有少女的清纯羞涩,又有成熟女人的冷酷。同小四家热闹温馨而相对稳定的气氛相比,小明和母亲总是在为明天的落脚点担心。母亲曾忧伤地说:“你一定要快快长大。”这沉重的期待和严酷的生存环境剥夺了小明真正享有青春的权利,她在最单纯的年纪就迅速地被这个世界同化了。如果说在小四由明转暗的青春里,小明是他最后的亮色;那么,在小明早已暗淡无光的青春里,小四也是她惟一的亮色,而这惟一的一星光亮,最终还是被她自己掐灭了。
影片中的小四多少有着杨德昌本人的投影。小四对60年代的台湾社会的观点正好代表了杨德昌本人的观点,小四父亲所经历的白色恐怖,也就是杨德昌本人要传达的一点政治讯息。本片中不时出现的坦克车,就正有上述的暗喻,电影里的美国流行曲,少年帮派举办的舞会,显示了60年代台湾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之深。片中的大部分情节都在夜间发生,主角好比身处于一个蒙昧不明的黑暗时代,身处于一个黑暗的社会。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本片的话,导演的用心也许更见明显吧。
——香港《明报周刊》
杨德昌常常以非常的距离处理全面物化社会下的人际冷漠感,但在这部影片中却出现一大批纯真而不冷感的青少年,藉着逝去的60年代,杨德昌投射出对过往不可复见的纯洁性的追怀,而小四等人在片中秉持的道德要求与纯真梦想都一再为迈向利益世故的社会所摧毁,成为时代的祭品。“少年杀人”此时已演变为“时代杀人”,人人都是“恐怖分子”的主题于是再现,小四只是被推向暴力极端的牺牲品而已。
——著名影评人 焦雄屏
不是偶然
“小公园帮”和“217眷村帮”的矛盾构成了影片的主体框架。主人公小四一开始徘徊在各种争斗的边缘,基本上处于旁观状态,在各种力量的左右下,他一步步被动地卷入了矛盾的核心,直至成为最后的杀人者。影片中的故事看似很偶然,但杨德昌是位极有野心的艺术家,他并不满足于线性地描写一起青少年犯罪的偶然事件,而是以此为借口一刀捅入社会的心脏,鲜血淋漓地刻画了60年代台湾转型期的社会风貌,由此构成了影片的另一主体框架,即以小四一家为代表的自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上一代和土生土长的下一代台湾人。有能力表现这一主题的台湾影人不止杨德昌一人,但大概只有杨德昌能拍出既热血奔涌又犀利冷酷的惨烈味道。
小四母亲:和日本人打了八年的仗,现在住日本人的房子,听日本人的歌。小四父亲:你们这些女人啊,哪里知道我们男人之间的交情,整天只会猜来猜去,有什么用?
Honey:“带种就玩真的,玩真的就玩到底……”
小马:我人在哪里,就混在哪里!
小马:妈拉个B,你算什么玩艺儿,为了一个MISS和哥儿们翻脸,不够意思……
小猫王:不要这个样子嘛,不要这样了,难看了,给哥儿们一点面子,给哥儿们一点面子…
滑头:从前打打杀杀的,真是很没意思……
老校警:这让我想起了大陆的汉口……
冰店老板娘:你知不知道,人生真是好寂寞好孤独啊……
你不要再跟我哈喇一个字!!我懒得听你这种公子哥的大道理,从今天起,
只要让我知道你还跟小明在一起一天我就到学校堵你一天,堵到你害怕!!!”
——小四
“很多人都说他们爱我,可是一碰到麻烦事就都逃得远远的。”
——小明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我就好象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
——小明
“其他的武侠小说名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战争与和平》”
——Honey
“怎么啦?人多是吧?来呀!一起上啊?还是挑单个?”
——Honey
“带种就玩真的,玩真的就玩到底!!”
——Honey
“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Honey
“我人在哪,我就混哪!!”
——小马
“我还以为你是好学生哪,原来又泡MISS又卯架”
——小马
“妈的,MISS嘛,就那么回事啦,给他吃好的穿好的,鬼混一下,还能怎么样。”
——小马
“妈拉个B呀,为了一个MISS和哥儿们翻脸,你算什么玩意儿啊,婆婆妈妈跟个女人似的,不是说好要好好念书不泡MISS的吗?现在又来啰里啰嗦的,不够意思,哥们什么时候亏待过你?”
——小马
“如果人要为自己没有做错的事低声下气,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只要努力,就会有自己的未来……”
——小四父
“在自己的地盘出事还要搞这么久,以后还要不要混了?”
——滑头
“别这样啦,自己哥们,不要这样啦,看我的面子嘛、来来,我帮你约一下,
有事好好说嘛,给哥们一个面子嘛。”
——小猫王
“你知不知道,人生真的好孤独啊,一个人在最绝望的时候,你晓得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冰店老板娘
“怎么地?心情不好啊?没有问题的啦,睡一觉,太阳出来就好啦,活着总不能让屁憋死吧?你说对不对?”
——卖馒头的人
“三角裤,三角裤,省钱又省布,破了还可以当抹布,回家送给你老木!!”
“打kiss,泡miss……”
被爱自己的人捅死……
杨德昌,广东梅县人。1969年毕业于台北交大控制工程系(与香港导演王家卫一样的理工科出身)。1972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电脑硕士学位,又去南加州大学电影研究所学习一年。与李安一样饱受东西方肥沃文化的喂养,影片中有“色彩强烈的欧化包装”,从理念、立意到场面调度拍摄手法,都有欧洲艺术片的痕迹。与李安关注的东西方文化交界或者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他的关注视界一直是他的故乡台北,这个与香港一样有无根的无依感的现代都市,它的痛苦和哀伤,它的欢笑和狂喜,它的衰老与新生。人们说杨德昌是“低产优质”的,从《海滩的一天》 、《青梅竹马》 、 《恐怖分子》 、《想起了你》 、《独立时代》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麻将》 ,直到最近得了戛纳电影节大奖的《一一》,作品并非琳琅满目,却是每部都琮然有声。
杨德昌电影生涯的起步,当从80年代的“台湾新电影”开始,代表人物就是侯孝贤和杨德昌这些年轻导演。20年过去了,“台湾新电影”在台湾与国际影坛都有深远影响和意义,是台湾电影的一个里程碑。导演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普通的小人物,以个人经验把握几十年的台湾现代史,他们的电影叙事偶尔有些非情节化,大量使用长镜头(侯孝贤尤为突出)和深焦镜头……探索中摸索成败,逐渐形成各自鲜明风格和关注点。
杨德昌将欧洲艺术电影的某些技巧化入对本土问题的现实关注之中,走了一条与侯孝贤乡土风格大相径庭的现代气息十足的路。“城市作为一种人类生存环境和文明形态,包含着一整套话语意识形态体系。”(应雄语)杨德昌的影片中有着与城市各个因素相关的东西,在人们看来,大致包括“西方”,“现代”,“反省”,“自觉的蒙太奇思维”,“一定前卫性的电影作者”等词语。
边缘学生小马与新志无所事事,便做了“逃学威龙”,最后被逐出校门,小马被昔日欺负过的学生围殴,既羞且怒,遂找家小型拳馆苦练身手,永远相随的新志也随他去了,谁知踌躇满志的小马却发现新志的拳击天分比他高,教练也为之侧目,鼓励新志参加新秀拳赛。小马顿感不是味儿,悄然引退,其后他摇身一变,已是山口组的人气古惑仔……这是日本首席电影大师北野武的半自传式作品——《坏孩子的天空》,它把少年人的理想及迷惘尽化在拳手的蛮劲与悠悠的单车路上,其中的少年情与暴力风的结合达致完美,被看成是北野武最具情怀之作。
“无论在什么体制下,青春都是极其伤身的。”日本著名导演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对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影片通过对姐姐由纪和妹妹真琴不同人生和对立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青年被欲望冲击着的颓废行为及悲惨命运,以及他们的奋斗与挣扎。然而,他们的青春始终在夜晚在道德和法律都照不亮的地方狂奔着、迷乱着,最后沦落到社会边缘直到崩溃。
《小毕的故事》讲述了私生子小毕的妈妈为了生计,嫁给了大自己20岁的毕父,毕父对小毕视如己出。但小毕国中时期十分叛逆,并和一些不良少年时有来往。一次,小毕偷了钱并顶撞父亲,毕父口出重言,毕母心痛难过竟开煤气自杀……经过此次的惨痛事件,小毕挥别懵懂的少年时光,投考军校开始另一种生活。影片是根据著名女作家朱天文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透过旁观者以第一人称女性的倒叙手法来呈现这个以成长为主题的故事,其清新生动的写实风味带动了80年代同类型文学电影的流行。[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