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是清朝长洲人沈复（字三白，号梅逸）著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清朝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浮生六记》的残稿，只有四卷，交给当时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以活字板刊行于1877年。“浮生”二字典出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提问 编辑摘要
《浮生六记》《浮生六记》以作者夫妇生活为主线，赢余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的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作品描述了作者和妻子陈芸情投意合，想要过一种布衣素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与贫困生活的煎熬，终至理想破灭。本书文字清新真率，无雕琢藻饰痕迹，情节则伉俪情深，至死不复；始于欢乐，终于忧患，漂零他乡，悲切动人。此外，本书还收录了清代名士冒襄悼念秦淮名妓董小宛的佳作《影梅庵忆语》。
《浮生六记》据沈复同名小说改编，由费穆编导，为新艺剧团首演剧目。演员有乔奇（原名徐家驹，原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刘琼（原名刘伯瑶，原籍湖南湘阴，生于北平）、沙莉（原名钱秀娟，又名钱善珠，浙江定海人，1924年生）、卢碧云（沙莉与卢碧云为扮演芸娘的AB角）等人。1943年10月2日开排，同月9日彩排开演，连演3个多月，后又一再重演。
费穆（1906.10.10-1951.1.30）字敬庐，号辑止，原籍苏州，生于上海。费穆为费彝民之兄。费穆编导此剧，也与个人遭遇有关，特别是上海艺术剧团不得不解散和其三弟费康英年早逝（才32岁）。该剧以《浮生六记》小说中的《卷一·闺房记乐》和《卷三·坎坷记愁》为蓝本改编，四幕六场。乐未央而愁已至，人不老而恨早生，情难了而人已逝，“浮生滋味”，百感交集，尽在其中。
第四幕终场：三白夫妇寄寓扬州。其时三白失业已久，芸娘病入膏肓，生活陷入绝境。而当三白出门借债，婢女又乘机卷逃，三白告贷归来，芸娘已是回光返照。芸娘的遗言是：“春天不远了……”此时“后台绿幔掀起，宛然户外景色，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参见柯灵：《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上海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14页）费穆改编《浮生六记》话剧，在“人伦”的立场上作起了美丽而又感伤的诗篇。当时评论称此剧是“一首哀婉悱恻的抒情诗”，“不知会使多少的读者或观众激起心灵上悲戚的共鸣而一掬同情之泪！” 据统计，在上海沦陷时期，话剧《浮生六记》前后共上演六次，计三百四十二场。
《浮生六记》沈复（1763 —1825），字三白，号梅逸，长洲（现在江苏苏州）人，清代文学家。工诗画、散文。至今未发现有关他生平的文字记载。据其所著的《浮生六记》来看，他出身于幕僚家庭，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曾以卖画维持生计。与妻子陈芸志趣投合，情感深厚，愿意过一种布衣素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但因封建礼教的压迫和贫苦生活的磨难，理想终未实现，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惨痛。妻死后，他去四川充幕僚。此后情况不明。
《浮生六记》是一部水平极高影响颇大的自传体随笔，在清代笔记体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该书的特点在于真纯率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富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首先体现在其题材和描写对象上。在书中，作者以深情直率的笔调叙了夫妻闺房之乐，写出了夫妻间至诚至爱的真情。在中国文学史上，描写情爱的诗文很多，但大多或写宫廷艳史，或写权势礼法淫威下的爱情悲剧，或写风尘知己及少男少女之间的缠绵，很少涉及夫妻之情。别具慧眼的陈寅恪指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迷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
清人沈三白的《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乐而不淫；坎坷记愁，愁而不怨；审美视角独特，文笔轻清秀丽，在文学史上别树一帜。光绪三年(1877年)，独悟庵居士杨引传在苏州护龙街旧书肆上发现它时，还是一本手稿，“六记已缺其二”，五、六两记遗失了。杨引传对这份手稿珍爱有加，遂托他在上海申报馆工作的妹夫王紫钰，收入自己的《独悟庵丛钞》，这是残本《浮生六记》的首次出版。后来，又在东吴大学《雁来红丛刊》发表，才使这本书流传开来。
《浮生六记》既然手稿残缺，六记失二，足本《浮生六记》又是从何而来?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二版的《浮生六记·重印说明》称：“五、六两记据考证，系伪作，仅附于四记后，供参阅。”罗宗阳先生在《校点后记》中也说：“《浮生六记》五、六两记原阙，此处印出的系据1935年《美化文学名著丛刊》点校排印……这两卷从种种迹象看，当是伪作。”看来世人对于五、六两记的作伪，早有认识，但究竟如何作伪，还知之不确。在我偶读第五记《中山记历》时，发觉文中语句内容，似曾相识，十分眼熟，猛然想起因拟赴日本探亲，近日翻阅的《使琉球记》，遂将两本书加以对照，发现《中山记历》中的几乎所有文句，都可以从《使琉球记》中找到出处。《中山记历》之伪，原形毕露矣!
《使琉球记》是清人李鼎元所撰，共六卷。嘉庆五年(1800年)，作为副使的李鼎元，奉诏随正使赵介山赴琉球册封琉球中山王。这是他此行所写的日记，从嘉庆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离京记起，至十一月初三从琉球完旨返闽归国，逐日记录其所见所闻、所历所思，语焉甚详，文采飞扬。该书最早为嘉庆七年师竹斋刻本，光绪年间收入上海《申报馆丛书》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伪作《中山记历》的捉刀者除大段抄录该书原文外，因为篇幅所限，只好采取删节归纳、拼凑粘贴、杜撰篡改等手法。开篇即见——《中山记历》：“嘉庆四年，岁在己未，琉球国中山王尚穆薨。世子尚哲，先七年卒。世孙尚温，表请袭封。”《使琉球记》卷一：“乾隆五十有九年甲寅四月八日，琉球国中山王尚穆薨，世子尚哲先七年卒。世孙尚温取具通国臣民结状，于嘉庆三年戊午八月遣正使耳目官向国垣、副使正议大夫曾谟进例贡，表请袭封。”《中山记历》第二段只有八十九个字，除首尾用以串场的三十一个字外，其余五十八个字系剽窃杨芳灿为《使琉球记》所作的序言。从第三段起至全文结束，都是从《使琉球记》卷三至卷六抄得，或东拼西凑，或颠三倒四，往往一段之文，从数卷中的数处摘来，粘接到一起。如此文抄公，亦算是用心良苦了。然而这样的伪作，究竟是怎样出笼的?
《浮生六记》光绪末年，江苏吴兴的王均卿，为将《浮生六记》收入他的《香艳丛书》，苦心搜寻两记佚稿，遍访吴中，终不可得。直到他临终前一年(1934年)，竟然宣称被他找着了，于是轰动一时。王均卿故世后，五、六两记经人考证，力言其真，才于1935年8月由上海世界书局以《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出了《浮生六记》足本。足本出后，质疑不断，近六十年。要揭开其作伪之谜，端赖个中之人。文史掌故专家郑逸梅在其《清娱漫笔》一书中披露，王均卿死前一年，曾约他伪作两记，并谓《养生记道》随便写写无妨，《中山记历》却不可无有根据，他藏有赵介山出使琉球的日记可资参考。1992年5月26日，郑逸梅又在《中国旅游报》发表《王均卿的“辛臼簃”》一文，再次披露：“某日，他(王均卿)提出要我摹仿沈三白的文笔，伪作此‘二记’，由他送世界书局出版。因为我的文体，在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和沈三白有些相像，秀丽轻清……我当时很拘谨，也不愿作伪，所以婉拒了。”至于两记伪作出于何人之手，郑逸梅认为，世界书局，当有知者。后来，果由原大东书局的同仁爆出真相：足本《浮生六记》五、六两记，系由寒士黄楚香炮制。王均卿与黄楚香约定，由王提供使琉球资料，书成后付稿费二百大洋。
据信，嘉庆五年(1800年)清廷遣使册封琉球王，正使赵介山并未留下相关资料，倒是副使李鼎元撰写了《使琉球记》，王均卿提供给黄楚生的，正是这本日记。琉球，据《辞源》释：“古国名，即今琉球群岛，在中国台湾省东北，日本国南面海上。隋时建国，自大业以来，即与中国频有往来。清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侵占琉球，俘其国王尚泰归，改为冲绳县。”就在独悟庵居士杨引传发现残本《浮生六记》手稿的两年之后，这个中国的古属国，就这样被日本吞并了。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蔡根祥教授针对大陆彭令先生所发布之讯息，谓发现清朝学者钱泳杂记抄稿中抄录有沈三白《浮生六记》相关之新资料，进行深入之研究，并发表〈沈复《浮生六记》研究的新高潮─新资料之发现与研究〉一文。论证钱泳的确於道光三年前後，曾阅读并抄录《浮生六记》一书，而其所抄录之内容，实为沈复《浮生六记》之早期抄本；而今日所见之《浮生六记》前四记，乃经沈复所删改修订後之版本模样，故与钱泳抄稿中所载录者稍有差异。进而推知钱泳抄稿中所载录有关琉球国之记事，当为《浮生六记》卷五〈中山记历〉之前身─〈海国记〉─之部分文稿。
浮生六记中国新闻网报道近日又有最新的历史文物证据表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海内外现存记载钓鱼岛唯一的古代名人墨宝——清钱泳手抄本《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沉寂百余年后面世。香港《文汇报》专访这一佚文墨宝的收藏者、研究者彭令，揭开这一震惊两岸四地及日本学界的钓鱼岛重要史料，与文物发现的幕后详情。据悉，此乃钱泳在公元1840年以前所书，为古代书法作品，更有日本藏家获悉后，表示愿出600万元高价，收购该书。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授蔡根祥称，他已上书温家宝总理：“今天《中山历记》(《海国记》定稿)部分抄稿，重现人间，不唯学界雀跃，读者亦莫不欣喜。国家以保护珍贵古籍立场，自当视如随珠赵璧，捧手呵护，名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刻不容缓！是以据闻日本人对此手稿，觊觎切切，愿出高价罗致，壁藏不出，使我文学既失瑰宝，复令历史丧逸明证。” 沈复《浮生六记》，文学经典，海内外广为传诵；自清代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刊印前四卷至今，一百三十多年间，文化界、出版界中人一直都在努力搜求第五、六两卷佚文。历史轮回巧合的是，沈复《浮生六记》佚文第五记《海国记》，在他随使经钓鱼岛至琉球200年后，在大陆文藏界浮出水面。2008年6月17、18、21、24与25日的香港《文汇报》，连载彭令所撰的文章《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震惊海内外。日本、台湾学界研读、电询、包括收藏的意愿，使彭令应接不暇。但时至今日，由于安全性和研究的需要，海外学者尚未有一睹其真颜者。而在过去一年对佚文《海国记》的潜心研究中，彭令更有惊人发现：钓鱼岛早在200年前即归属中国的证据。彭令向记者介绍，《海国记》佚文内容显示，1808年，沈复经钓鱼岛赴琉球途中，对钓鱼岛周边情形及方位都有详细目击记载。这比日本宣称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的时间早了76年。据彭令介绍，该册《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是清代中期著名学者钱泳的手抄本，共约6，200多字。其中，“册封琉球国记略”页，记载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段文字中，明确记述有“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显然，琉球国西部领域是从姑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开始的，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
《浮生六记》研究专家、《<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一书的作者、在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开设“《浮生六记》赏析”课的蔡根祥教授告诉记者，《浮生六记》第五记中的真实记载，足以表现清代时中国与琉球国的交往，特别是两国民间的直接交流，具有非凡的历史与政治意义。据了解，钓鱼岛又称钓鱼台和钓鱼屿。日本主张对钓鱼岛列屿拥有主权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日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此点意在声称日本人为钓鱼岛列屿的发现者。“册封琉球国记略”页，第8、9行明确记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查阅上文，其时为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闰五月，详细的表述，即“(1808年闰五月)十三日辰刻，(作者沈复)见钓鱼台，形如笔架。”此处沈复所记见到钓鱼台(岛)的时间，比日人古贺辰四郎“发现”的年代足足早了76年。况且，经过查考，这部清人钱泳手迹原件的抄录时间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其存世时间也比日本人所谓发现“尖阁诸岛”(即钓鱼台列屿)的时间早61年之久。根据国际法中的“先占原则”，中国早于日本发现钓鱼台(岛)，该岛理应属于中国，这又增加一个法律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