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通志》
江南通志
二百卷（通行本）
《江南通志》国朝兵部尚书、两江总督赵宏恩等监修。先是，康熙二十二年，总督于成龙与江苏巡抚余国柱、安徽巡抚徐国相等，奉部檄创修《通志》，凡七十六卷。雍正七年，署两江总督尹继善等奉诏重修。乃於九年之冬，开局江宁，属原任中允黄之隽等司其事。因旧志讨论润色，刊除踳驳，补苴罅漏。凡阅五载，至乾隆元年书成，总督宏恩及江苏巡抚顾琮、安徽巡抚赵国麟等具表上之。卷首恭录圣谕及御制诗文，以尊《谟典》。次《舆地》，次《河渠》，次《食货》，次《学校》，次《武备》，次《职官》，次《选举》，次《人物》，次《艺文》，次《杂类》。发凡起例，较旧志颇有体裁。惟纂辑不出一手，微有牴牾。黄之隽《骭堂集》中尝称，是书刻本与原纂多有舛互。如灊山在六安州之霍山，而仍谓即元时所置之潜山县。黄积、程元谭俱东晋时新安守，而误入西晋。其他遗漏重复者甚多，皆之隽离局以後为他人所窜改者也。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史记》以下属刘攽，三国以下属刘恕，唐以下属范祖禹，始终不易，其知此意欤！----出《四库总目提要》 右为康熙写字图
《江南通志》清代方志。有康熙本和乾隆本两种。康熙本始修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两江总督于龙成等奉命创修，延聘何洯、宋曹（负责总校，书成不愿具名）等，开局江宁，次年成书。有舆地、食货、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艺文8志，下列34门，共76卷。附山川等图50幅，由侨居江宁的《芥子园画传》撰者之一王概负责绘制。雍正七年（1729）署两江总督尹继善等奉诏重修，九年（1731）十月于江宁开局，至乾隆元年（1736）十月两江总督赵宏恩任上始成，次年刊刻，是为乾隆本，也是通行本。卷首增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朝诏谕、御制诗文4卷，正文仿史例列有10志、68门，较旧志增河渠、杂类两志，共200卷。内容于康熙朝事增补尤多，记江苏详于安徽。其体例门目分类谨严，多有参考价值，常为清代修志者采用。编者认为古迹一门“非仅供博览，实为论世考地之资”，应详实记载。反对在艺文志中博采诗文，主张分经、史、子、集汇编，“有关地方利弊及考订古今兴废者，则附入各门”，题咏之作一概阙而不录。乾隆本原属黄之隽等编纂，后又易手。黄氏后在《骭堂集》中称，是书刻本与原纂多有舛互，而且有许多遗漏重复，都是后来纂修者窜改所致。黄之隽（1668～1748），安徽休宁人，徙居华亭。字石牧，号痦堂。初名兆森，字若木。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雍正元年（1723）授编修，提督福建学政，旋迁中允。乾隆元年，荐试博学鸿词科，因年迈未能终卷，罢归。囊无余资，惟嗜蓄书，归里时编入目录者2万余卷，另有杂书800余册。著有《■（上广下吾）堂集》50卷（又《补遗》2卷、《续集》8卷）、《香屑集》18卷，又有杂剧、传奇。参与两志纂修者多为当时俊彦，如邓汉仪、宗元鼎、梅清、顾栋高、秦蕙田等。版本：两志初刻本皆存。乾隆本通行有四库全书本，后有台湾的京华书局影印乾隆元年刊本（1967年初版）、华文书局影印乾隆二年重修本（1967年8月初版），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1995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87年，三函二十册）。
赵弘恩 (?-1758年),历仕清代康、雍、乾三朝,官至工部尚书、左都御史.引人注目的是,雍正皇帝对其十分倚重,当时直隶与两江吏治"废弛疏玩",他用名臣李卫督治直隶,而出任两江总督的正是赵弘恩,堪称一时名宦.但因文献较少,且往往语焉不详,错讹不稽,以致连赵弘恩姓名、身世、籍贯都不乏疑点,对其政绩也不甚了然.
赵弘恩于1734年6月18日－1737年2月10日期间，奉旨接替高其倬担任两江总督，事实上，稍早1733年10月起，他亦开始替代署理该官职。正式官衔为「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饟、操江、统辖南河事务」的两江总督，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中国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
前任：高其倬 两江总督任职期间：1734年6月18日－1737年2月10日
继任：庆复
黄之隽 （1668－1748）清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原籍安徽休宁。初名兆森，字若木、石牧、号吾堂，晚号石翁、老牧。康熙进士。历任庶堂、编修、日讲起居注官。雍正时，曾参加《明史》重修工作，一呀提督福建学政。嗜书，有存书二万余卷。为学尊程朱。曾任《江南通志》总裁。著有杂剧《四才子》（包括《郁轮袍》、《梦扬州》、《饮中仙》、《蓝桥驿》四剧），传奇《忠孝福》。另有诗文人造棉《吾堂集》、《香屑集》。
宋曹(1620－1701)字彬臣(邠臣)，自号射陵逸史、耕海潜夫、汤村长史等。书法家，爱国诗人。生于江苏盐城南门（今市城区）。幼年受其父博学好古熏陶，7岁开始研帖临池。其著作传世的有《书法约文》、《草书千字文》、《杜诗解》、《会秋堂诗文集》等。
宋曹工诗善书，才华出众，但仕途并不得志，南明弘光时，官至中书舍人。清顺治四年（1647）盐城
《江南通志》康熙22年，两江总督于成龙特地迎请他到南京，纂修《江南通志》，并总校其事，盛情难却，他带上长子恭贻一起赴任。志书编成，宋曹坚不留名，最终《江南通志》仅署了恭贻的名字。于成龙敬重他的人品，称他为"射陵先生"。于成龙邀其出山，终于使宋曹结束了隐居生涯。为了实现书法方面的抱负，他毅然离家出游，浪迹江淮，客维扬、润州、昆山、苏州、杭州等地，拜师会友，吊古觅胜。康熙六年，会顾炎武，互赠诗赋，结为友好。历数载，他饱览南北名碑，吮吸精髓，悟入微际，并加以融会贯通，取舍扬弃，为自己寻得一条正宗的书法道路。
顺治十八年，他的书法艺术已达纯熟地步。是年书成《草书千字文》，为他的代表作。该书法气势融贯、跌宕起伏，如行云流水，确有大河奔涌，一泻千里之势。现“宋曹故居”内有“草书千字文石刻”，供人观赏（时有木刻本，旧藏盐城兜率寺，道光二十八年（1848），其后裔又事重镌，复双勾勒石，嵌藏于家祠内）。
宋曹晚年，学与岁俱进，书法更臻精善，又撰成论著《书法约言》。全著含总论、论草书等7篇，对学书要略、文字和楷、行、草各书都有精辟论述。他仍过着隐居的生活，壮游山河，以吟诗写字自娱。诗风以杜甫自诩，书必杜诗，吟留下感怀言志的洋洋诗篇。《会秋堂诗文集 》是他的诗作精华，也是他的诗学代表作。
康熙四十年（1701年），病故于“蔬坪园”，终年82岁。他一生留有大量书法作品，散传于江浙沪一带，北京故宫博物院亦有收藏。这些墨宝，表现了宋曹不同时期的书法特点。当今日本书法界，有研究宋曹书学的学术群体。
《江南通志》有序多篇，选其三以作略观。
刘相:(乾隆)江南通志序
直省之有通志,与古列国之有史同,而舆地广大则倍之.古者,列国或百里,或数十里,各自为境.今车,书一统,一省连跨数十国之旧封,而江南尤属东南大省.旧志修于康熙二十二年,刻期告峻,颇多缺略.今将综府,州,县志及历年卷册所载,详稽核考订,故增新合为通志,役亦重且繁也.雍正七年钦奉世宗宪皇帝谕旨,汇萃在编,上之职方,备一统志之采择.盖其述之往者采自史传,增诸后者据事直书,为他年史氏之征信,故凡子史百家之书,购求必备;州郡志乘印册,檄取必详.隶上江者安徽藩司主之,隶下江者江苏藩司主之,督抚大吏延聘纂修,鉴定董成,殆六年于兹矣.臣于雍正十年督漕苏松十有三年,移臬安徽适当修志之时,上,下两江咸得协理其事,与观厥成.见二百卷中恭纪诰谕宸章,如读帝典大训;敬述河渠方略,如睹地平天成.若赐复蠲租,豁减浮粮以及漕运积贮诸大政,纪载详备.而人文之盛,节烈之奇,户丁之繁,物产之丰,虽江南山川灵秀,风土清淑异于他省,而实可想见我朝重熙累洽之休,渐涵乐育之久,以驯至于斯也.今者,伏遇我皇上文武圣神之资,仁义中正之学,绍承圣祖,世宗之所已行,所欲行者而诰诫诞布之,海内莫不欣欣仰化,而江南臣庶沾被尤隆.厚泽深仁,良法善教,大书特书,其足为志乘光者何可胜数.臣于兹志之成,窃为江南之士民幸,而更以见四海同风,中外宁谧.直省通志之成,类复如斯.由是汇为一统志以垂之不朽,诚千百年来未睹之盛典也已.是用不揣谫陋,识之末简.时乾隆元年岁次丙辰仲秋谷旦,江南安徽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加四级纪录五次臣刘相谨撰.
乾隆 江南通志序
郑 江
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
邱陵坟衍原之名.盖王者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必使薄海之大,按图考籍,了如指
掌,而周知其故.斯有以辨土性而物土之宜,因俗尚以施八政七教而不易其俗.且山川
塞险阻,周防详悉委折,设险守国之道,亦得所依据以为固.唐,宋以来,图经郡志实本此
意,所系极重矣哉.而抑有进焉者,古今贤哲,前史不能备载,邑乘家牒,故老相传,若《襄阳
耆旧传》,《零陵先贤传》,亦足以补国史之缺遗,而兴起斯人敦行砥节之思,是其权尤与史
官埒.
我国家重熙累洽,圣圣相继,德泽恩溥,遍于寰区.幅员之广,超轶前古.雍正七年诏
各省督抚修通志.江南实九州之上腴,神皋奥区,甲于天下.是时,封疆大吏咸敬谨不怠以
奉圣天子之德意,开置馆舍,礼聘耆硕,厚其廪饩,严其课程,荟萃史集暨诸志乘,广搜博
采,剔抉幽隐,逾数年而成书.上□星,下稽历代建置,形势,风俗,户田,田赋,山川,关
隘,水利,津梁,邮传,祠宇,陵墓,以逮名宦,人物,列女,仙释之魁奇特出,物产之利用厚
生,碑版,载籍,艺文,炳著靡费,考核精审,纪述详明,缕贯串,以备乙夜之览.
乾隆元年书成将献诸朝,臣江典学是邦,获附名简末,以揄扬盛美.盖于星,建置,见
宪天稽古之道焉;于形势,风俗,见化俗宜民之方焉;于户口,田赋,见休养生息之隆焉;于
山川,关隘,水利,津梁,邮传,见体国经野之规焉;于祠宇,陵墓,见崇德尚功之意焉;于名
宦,人物,列女,仙释,见微显阐幽之旨焉;于物产,见对时育物之功焉;于艺文,见黼黻休明
之盛焉.周官所职,具见是书.爰敢拜手稽首而为之序.
时乾隆元年岁次丙辰冬十月谷旦,提督安徽等处学政,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加
一级臣郑江谨撰.
(康熙)江南通志序
于国柱
古者,诸侯之国有史以纪时事.墨子所谓百国春秋是也.然皆纪言纪动而已.自史迁
创为纪,传,表,志之法,历代因之,而括地志之类,即迁史志例别为专本,于是人物山川,典
章制度,纤悉靡遗焉.
皇上御极之二十有二年,臣国柱准礼部咨,奉旨催修江南省通志.臣与督臣于成龙,安
徽抚臣徐国相,及时趋事,务求详榷.志成,臣成龙既其岁月及纂修诸姓名书之简端矣.臣
国柱有共事编摩之役,安得不一言以表昭代崇文之盛.
窃见国家鼎建两京之外,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通志一书,视各省纂述为
难.盖国之大计以财用为根本,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 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
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神京东北运道,数千里一线;长
河,淮,泗交下,黄流澎湃,迁决泛滥,亦时间有.而圣朝声教远被扶桑木.江南所统安东
以南,三河以北,浩瀚汪涵,粘天浴日,帆樯出没,不可纪极;上下两江,旅舟商舶,络绎奔
,菁华所萃,风气郁发;文章政绩,抱瑾怀瑜之士,蜚声胜实,肩随踵接;仕宦科名,皆为诸
省之冠.且锺阜石头,六朝遗迹,建置沿革,纪乘淆讹,而臣等操数寸之管,勾稽荟缀,部次
爬梳,欲其挂漏无讥,有当良史,足称我皇上乙夜之披览,不其难乎
臣国柱自备官郎署,改授掖垣,历卿,旋副中台,奏对彤扉,趋丹陛,亲见我皇上
以天纵英姿,勤学好问,图书典籍,不离左右.听览余闲,考订演绎,未尝旦夕少辍.盖以睿
智谋之圣性,遥契危微精一之圣心,推行之为政治,而昭垂之为文章,以上接尧,舜,禹,
汤,文,武道统,有非臣下所能蠡测管窥者.故于郡国方舆,亦所留意,因命修一统志先之以
各省通志,是将以山川扼塞,历朝兴废之所由焉,纪士风俗之贞淫焉,稽秸丝徭征之繁
重,坟壤之腴瘠,闾阎贫富民生之疾苦焉.臣等所为皇详慎,宵旦不遑以底成书,冀无负
此盛事也.
往,明初修一统志出自宋濂诸人,皆一代名儒.然纪山川则详于名胜而略于形势;叙建
置则但存名号而不及废兴,词赋之资有余,而间于大指未备.其后陈沂,杨慎,陈善,郭子章
之流,号称博综,究皆私家纪述,非奉诏纂修,故体未纯备.至若江南前代所传,如《南部烟
花》,《吴地广记》,《金陵琐事》之类,益复细碎,无当纪乘.臣等仰奉纶音,博收肆采,详核约
存.虽才识寡陋,闻见浅溢,然而纪载辨考,不敢稍忽.删繁搴要,类聚部居,为图表以著星
野,舆地之形,为分志以见天文,礼乐,车服之度,为备考以悉职官,选举,田赋,匠作之详,
为列传以录名臣,巨儒,忠孝,节义之大,为艺文以载古今著述体尚之全,为杂著以补闻见
流传之失.统计共若干卷,数千里之内,数千年之间,举凡隆替盛衰,险易得失,贞淫休戚诸
大故,一开卷而了若指掌.鉴古可以知今,观风因而设教,具在是矣.唯是《江南省志》从无
定本,今则合各郡志之繁杂,成于三月之定限,择焉不精,语焉不详,所谓腹俭者难为华,质
固者难为通,此又臣国柱与督臣成龙守此战战也.谨薰沐拜手稽首而附陈志事之始末如此
云,是为序.
时康熙二十三年正月望日,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巡抚江宁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臣薛余国柱谨序.
中国方志简史
方志一词，起源甚早。《周礼》是一部专载古代设官分职的政典，原先的书名是《周官》。这部书说，古代有五类史官。其中的“外史”职责是“掌四方之志”（《周礼*春官》）。在《周礼*地官》中说得更明确：“涌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这可能是我国古籍中最早出现的“方志”一词。
我国编纂方志的历史悠久，历代方志约达万余种。江苏人文荟萃，文化发达，方志有千余种，约占全国1/8。江苏和浙江是方志大省。历史上著名的方志学者也以两省最多。
方志应该是历史学、地理学的新型结合，是地方信息的科学。方志应有强烈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既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也是一门赋予新的内容和概念的学科。从这个角度去考查源头，古籍中许多内容都可能包括进去了。
先秦以前是方志的雏型期
原始社会，初民因生活需求，对山川、天象有必要了解，并将其刻画成图。所以那些刻画于山洞中的图形，可以说是地方志的开端和遗存。
据说，大禹传位给启时，曾将天下分为九州，“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即九州牧守各贡其金而铸鼎，将各地守护神以及物产土地铸在鼎上，奉献天子。如若果有其鼎，当是最早的方志。
商时甲骨文留有一段文字：“土方征于我东鄙、哉二邑。
方也牧我西鄙、田。”是说当时中央民族受到“土方”“工口方”的侵扰，并且占领了鄙、哉一些边远土地。当然这是一段方志的文字材料。
商以后的历史较为清楚，甲骨文、金文的记载很多，金文中就常有“图”字出现。金文的“图字”，在“口”里便是都城的图形。是一幅建筑的设计图样。这就是汉语“图”字后来引伸为谋画、计度、设计等含意的原因。据说周武王伐商时就有图版，后来成为国家的祭器，象征国家。这些都可作为方志的实物雏形。《尚书*洛诰》是周公辅佐成王二次克商后，为了对付殷之顽民，在东部洛阳地区设立的军事据点，以镇反侧的文告，实际上就是在洛阳张贴的布告，后来被收入《尚书》中，并留传至今。这和现代编纂年鉴，方志资料被收入文件汇编可能是属于同一种性质。可以说《尚书*洛诰》是留存下来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地方志文字资料或文件。
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兆域图》，是一枚图版，长95厘米，宽48厘米，厚1厘米，铜质。用金丝缕嵌成的线划，有符号和数字，表示地形和工程设计，还有公共墓地，并有447个说明文字。这是公元前310年中山国的《兆域图》。既表示了我国古代地图测绘水平，亦可看出当时的风俗、葬礼。当然也是方志材料的遗存。
这种图虽不能说完全等同方志，但它毕竟包含有方志重要内容，是方志的一种雏形吧。秦以前尽管没有方志的名称，但方志的工作是在做的，而且十分重视。
不过，当年的文化中心在黄河，对长江流域记载叙述较少，尚未发现江浙一带有什么实物遗存。
两汉时期是方志初露端倪期
两汉王朝建立后实行郡国制，除设有郡县外，还封了一些诸侯国。对地图的重视程度又前进了一步。
史记中有一则故事，沛公至霸上即入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令图书藏之。”以后楚汉争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区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可以看出当时政治、军事斗争中，地图、地方资料也即是方志材料，可以发挥何等大的作用。
《汉书*地理志》是以西汉地区郡县为纲，人口、山川、物产为目，首创的全国性地理总志，资料详备、内容丰富，是先秦以来地理发展的总结。
汉代方志发展一个重要情况是地记和图经的繁荣。地记记载地理与人文方面的内容；图经是地图和地理书的结合。
地记可分三种：郡书、地理书和都邑簿。
郡书，即郡国之书，多记郡国乡绅先贤，以人物为中心。著名的有《三辅耆旧传》、《鲁国先贤传》、《会稽贡举簿》等。
地理书即舆图地志之书，多记一方疆界、山川、道里、户口、民情、风俗。东方朔《十洲记》、杨孚《异物记》、应劭《地理风俗记》等都属于这一类。
都邑簿多记城郭、宫阙、花囿、陵庙、街道。《三辅黄图》、《长安图》、《关辅古语》等属此。
图经则出现在东汉，在方志发展史上又向前进了一步。
现在所知的最早图经是《巴郡图经》。此书早已不存在，只在《华阳国志》中保存了它的一段文字。
地记中郡书记人，地理书记地理山川，都邑簿记地方建筑，都只是后世方志的一个方面。将述地和记人两者结合，将方志的编纂朝前迈进了一步，有所突破的，也是江苏浙江带的头。《越绝书》、《吴越春秋》最具代表性。
《越绝书》，东汉袁康所撰，成书于光武帝时。它是浙江最早的带有方志性质的书籍，后被人看作是地方志的鼻祖。
《吴越春秋》是另一部传世的江苏、浙江的地方志，为东汉山阴人赵晔所撰。全书上下二卷，记吴越两国兴亡始末。吴国从吴太伯记到夫差，越国从无余记到勾践伐吴。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方志产生期
东汉后期，国家趋向分裂，黄河流域经受多年战乱，加之北方少数民族南移的压迫，居住中原的华夏贵族携带家人、部曲逃到南方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开发，经济迅猛发展，政治上出现魏晋南北朝长达近400年的分裂局面，可幸文化并没有受到过分摧残，尤其是史志方面。由于贵族阶层利益驱动，竟还得到了长足发展。一则是贵族南逃过程中跋山涉水，对地理山川有了新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再则，魏晋时人重郡望，逃难过程中财物、田舍丢弃了，唯一能使他们重立于贵族社会的是姓氏和郡望。能够反映家族姓氏的郡书之类的方志材料必然是得到社会重视。鉴于上面的两个原因，体例完备的方志在这一时期出现也是自然的。
魏晋南北朝方志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私修方志蔚然成风，改变了由史官操笔修志的定例。参与私人修志这项工作的人多了，产生的著作也相应增多。据《中国古方志考》所录，此一时期地方总志多达57种，而且卷帙浩繁。如挚虞《畿服经》170卷，陆澄《地理书》149卷。这些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北方阚 的《十三州志》和南方任 的《地记》。从《十三州志》10卷，保存了东汉州郡的变化，《地记》252卷，则是增益前人记述，成就为地理资料汇编。这些书现在虽多已亡佚，但在方志史上都发挥过一定作用。这一历史时期更值得一提的是郦道元的《水经注》。
《水经》大约成书于三国时期，记全国水道137条，每水各成一篇，叙述了河道的源流及所经过的郡县都会。惜其内容过分简单，且多错误，故后人多为之加注，其中郦注为最佳。
郦道元（？--527年）范阳涿鹿人。有鉴前人之失，借校注《水经》的机会勘正了旧地理书以及《水经》的错误，“庶备志误之私，求其寻省之易。”《水经注》记全国水道1252条，比《水经》增加近10倍；全书近40万字，比《水经》增加近20倍。叙述了河道的发源地、流向、方位；记录了流经地区的山岳、关塞、古迹、农田、水利设施、土壤植被，甚至是歌谣谚语、神话传说，还保存了不少佚书和佚史，是研究当时社会的极好材料。《水经注》记录城邑、都会近3000个，留下了古代城市地理情况，对城市的历史、城门、宫殿、园囿以及人物掌故都详细注释，成为研究城市发展史的可靠资料。《水经注》文字流畅活泼，是极优美的写景散文，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此阶段方志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地图在魏晋南北朝时由制图的实践，进而产生了地图学理论。西晋人裴秀（224--271年）作的《禹贡地域图》18篇对后世影响极大。书中首创制图六体：1、分率（比例尺度）；2、准望（辩证方位）；3、道里（相距远近）；4、高下（地形上下）；5、方邪（道路邪正）；6、迂直（险峻程度），结束了前代制图的原始状态趋近现代实测制图。
魏晋南北朝各种志体书籍异彩纷呈之中，《华阳国志》才是正规意义上的方志，它是最早的四川省通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志”为名的方志。
《华阳国志》，晋常璩撰。全书12卷，附录1卷。所述始于远古，终于晋永和三年（347年），取材广泛，内容繁富，记述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特别是记载人物不厌求详，并把历史、地理和人物三者结合起来，汇于一编，这是方志编纂的一大进步。作者常璩是蜀地江源人，记巴蜀地理、风俗、人物和西南少数民族情形真切详细。常璩后来归晋，寄居建康（南京），书是这个时期写的。他羡慕江南文化，又不为晋所重用，不得志。但是，他用中原文化统一地方的认识，对蜀地与中原统一有贡献，对开发西南文化有贡献。
隋唐时期确定了官修志书
隋唐时期实现了大一统，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国家需要了解地方赋税粮秣兼及山川民情，方志资料受到重视，同时由于政治平稳，社会安定，也给纂修地方志提供了良好条件。隋朝仅存40年，却把修志工作纳入社会生活中去。隋炀帝时，“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待到唐代，各地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尚书省），后改五年一送，写明“各州县有无创造及山河改移等情事”，以为政府颁布法令之依据。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由朝廷颁布布的正式修志法令，标志着隋唐出现了官修方志。唐代尚书省中兵部还特设职方郎中一名，掌地图事，这大概可以认为我国早期专职掌管志书的官员。虽然官修地方志以官家标准来衡定历史、人物，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但官修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官修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人力，提供广泛齐全的资料，成书快而丰富；其次，官修为朝廷法令制约，志书就能定期纂修，除了因时局影响外，就不致出现太久的断档；再次，官修是一项全国性的系统工程，遍及所有州县，不会因地处僻远有所遗漏。就如敦煌这样的边陲地方，唐代撰修的图经志书也有《沙洲图经》、《沙洲都督府图经》、《沙洲地志》、《西洲图经》等多种。直到今天还在敦煌残卷中保留着。正是因为官修志书优点甚多，隋唐以后都是官纂方志，并成为历朝历代的制度。
我国第一部官修总志是隋大业五年由豆卢威、崔祖浚撰修的《区宇图志》，500余卷。
贞观晚年间撰修《隋书》。《隋书*地理志》和《汉书*地理志》同属地理志中的名篇，记录了南北朝到隋的地理情况，隋的190个郡及其所属1255个县的地理沿革和民户、人口。资料比较可靠，直到今天仍可使用。
唐朝比较好的志书首推唐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原先有图有文，南宋后地图亡佚，遂称《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元和八年（813年），是现存比较完整的全国总志。全书42卷，其中正文40卷，目录2卷，记录47个节镇。起于京兆府，尽于陇右道，分别记载州、府、县的等级、户口、乡邑、沿革、山川、道里、贡赋、兵马配备等，内容丰富，体例完备。
方志撰写发展到唐代，方志学理论逐步形成，有许多史学家倡导的理论一直到现在仍是我们编写方志的指针。例如颜师古提供真实，即按事实之本质实际而记述解说，并且强调弄清古代事实“切于今日之用”，也即古为今用。再如李吉甫提出并在编纂《元和郡县志》中实践的“详今略古”和“为今日之需将来之用”的理论。还有元稹在制图中提出“细大无遗”“纤细必载”以及详细占有资料，这些理论至今仍被修志者奉为圭臬。除了上述几位之外，特别要介绍一下史学大家刘知几的理论。
刘知几（651--721年）唐高宗时进士，中宗时修国史。撰述《史通》20卷，在讨论史书体例和编纂方法时，兼带谈及志书的编纂。他的一些方志理论也都是包括在史学理论中的，如以直笔为主，反对曲笔；不掩恶，不虚美；杜颜面，防请谒等等方面，修史与修志都是相通的。刘知几认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才就是才能，学就是资料，识就是观点。有学无才，犹如有良田万顷，而愚者营生，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如巧若公输，苦无斤可施，终不能在宫室。有才有学而无识，人无胆也。才、学、识三长同样适用于修志工作。所以说志书撰修的好坏与撰修者人品的高下有直接关系，对参加修志的人素质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两宋时期是方志定型期
北宋和南宋延续300余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同时又是文化和经济繁荣的时代。历史常有这种奇特的相反相成的事例：文化思想的孕育并不一定正好在国泰民安之时，此即“苦难培育思想”的印证。方志在贫弱的两宋时期兴盛当属此例。宋太祖建立赵宋政权之初，忧患并未稍减，便把编纂方志当作巩固政权，加强统治的重要手段，开宝四年（791年）即命重修天下图经，其后300年两宋朝廷始终重视这项工作。两宋时期方志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体例完备，门目清晰，内容则更侧重于人文历史。从以上诸方面考查，可以说我国历史上方志到两宋时期已经定型，基本上贴近现代意义的方志。
宋代方志数量大，江浙两地特别发达，仅南宋即有方志300种，而且编定周期短，即如《临安志》，三次编修，前后不到百年；宋代方志种类又多，有总志、州府县志、都市志、城镇志，如浙江嘉兴府海盐县澉浦镇这样一个小镇也产生了一部《澉水志》。宋代方志体例完备，内容扩大，详尽细致，与现代方志并无多大差异。
南宋方志繁荣，尤以都市志、城镇志最为发达，名篇也最多，究其原因，不外乎由于商业发展，城市生活日益丰富。府县州志中名篇当数同江苏有关的《吴郡志》和《景定建康志》。
《吴郡志》50卷，范成大纂，龚颐、滕茂、周南厚三人助纂，是江南苏州府第一部规模大的府志。此书共分39目。50卷中，人物17卷，占全书的1/3。记人物成为方志的重心，将过去方志以记地方为主转为以记历史为主，和《太平寰宇志》一样，使方志成为一个地方的历史。这种重视人物为修志的方针影响深远，被后世为“著书之创体”。《吴郡志》采用只列门目而无纲节的门目体，将全部内容平行列目。门目列得多而详尽，方志所要包括的内容就不受限制，后世方志仿效此例的不少。我们今天提倡的所谓“横排竖写”----横排写各类目，竖写各门目历史，这样编撰方式大概就脱胎于此。由于范成大有文名，又是进士出身，《吴郡志》文风极佳。范祖籍在吴郡，又任过地方官，对当地人文风俗十分了解，对所记事物，即有考据又有可读性。如对张继名诗“夜半钟声到客船”，考证出苏州确有“定夜钟”之习俗，以证诗名不虚。这种一丝不苟的修志作风，确为后世楷模。此书大至苏州府户口田赋，言之极详；小至县吏俸禄，连科举中式后榜贴格式，均有记载。不失为一部详略得当的佳著。
《景定建康志》，马光祖修，周应合纂，计50卷，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写成。与《吴郡志》门类不同，采用记传体，分录、图、表、志、传五类。史料详富，往往能补史书的不足，宋太祖伐南唐的露布文字就是在此书《文籍志》中保存下来的。《建康志》另一长处是有一些臧否得当的史论。如《田赋志序》中有：“取材于民而过其中则为损下益上，如争如夺，民方杀仇”的评论。故此书不仅史料价值高，史论价值亦极高。
元明清时期方志走向全面繁荣
一统志可以算作元代的创体，前此，我国全国性的志书称作地理总志，元朝我国多民族国家体制进一步确立、完善，一统志的创立反映了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愈来愈鲜明，元、明、清各有各的一统志，所以合在一起讲比较相宜。
元朝国土超过汉唐，地方行政部门与今日相似，行省名称的确立就是从元朝开始的。当时有10个行省，为了统治这样庞大的封建帝国，世祖忽必烈采纳了大臣提出的“宜为书明一统”的建议，遂命扎马拉鼎、虞应龙等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编成《大一统志》755卷。十余年后，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再编成《大元大一统志》，1300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编成卷帙如此浩繁的志书，可见当时对方志的重视程度。所以有人说元代方志事业衰败，我是不敢苟同的。
明朝开国之初，洪武三年（1370年）编成《大明志书》，这是明代最早的全国总志。成祖永乐年间编成《天下一统志》、《寰宇通志》，至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李贤等编成《大明一统志》，凡90卷，其义例一仍《大元一统志》之旧，其篇幅仅为原志的1/10，记事多有谬误，为后世学者所鄙薄。
一统志纂修到清代方可称极盛。康熙十一年（1672年）就开始筹组编纂《大清一统志》，雍正年间更有一统志馆的设置，以搜集、核查各省送来的人物资料，增辑成书。直到乾隆八年（1743年）首次修成《大清一统志》，342卷。乾隆四十九年增修《大清一统志》成书，计500卷，较之前书更能反映当时地域、人文、经济状况。道光二十二（1842年）又修成第三部一统志，以其纂修始于嘉庆年间，且增辑事迹讫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故称《嘉庆重修一统志》，计560卷。由于清代一统志是在各地方通志成书之后修成，广采博辑，增删厘定，所以内容丰富，资料精确，是我国官修总志中最好的一部。
元明清三朝的府州县志比前一时期也有大的发展，元代纂修的州县志不多，但都不乏佳作，《至正金陵新志》可算一部名志。该志15卷，张铉撰，是《景定建康志》的续集，有金陵山川分域图18幅，为后世了解南京当时地域提供直接资料；有户口记载，分南人、汉人、色目人、军人、匠人等等，对了解元朝户口结构是难得的好资料。特别是对关于江南回族的形成，提供了不少材料。
清代是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行省地方志编纂有前代不可相比的成绩，有名的佳作很多，如《河南通志》50卷，《广西通志》280卷，对于方志收录内容都有一些创建，但最出名的还得数由张之洞、缪荃孙编纂的《顺天府志》，全书130卷，内分10志69目。缪荃孙（1844--1919年）是清末有影响的学者和方志学家，在编纂《顺天府志》中表现出远见卓识和爱国热情。书中列叙了太平军进军直隶，英军进军大沽口，火烧圆明园等重要近代史实，直到今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很好的资料。
清代学者修志是一大特点，也是成就清代方志鼎盛的必要基础。顾炎武的《邹平县志》、黄宗羲的《浙江通志》、章学诚的《和州志》、《毫州志》、姚鼐的《江宁府志》等等。文人学者所以在撰修志书出成绩与清代大兴文字狱有关。大批文人或为避祸，或以经世治国转到志书纂修中来。这些学者文人撰修志书体例完整、修辞严谨，使清代方志水平总体上远远高于前代。也是在他们手上，志书开始载有艺文，保存各时期好的文章，这对方志的发展也是一个有益的创始。
乾隆时期方志理论大体上可以归类为两大学派，即以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志学派。
戴震（1723--1777年），安徽休宁人。钱大昕（1728--1804年）浙江嘉定人。他们认为方志应该以保存文献为第一要务，方志书应详而不繁，即史实要详，文字宜约。钱大昕认为：充分占有资料，注重地名、人物的考订，更明白地提出修志要“不私其亲”“不佞其上”，这也即是我们今天强调的“秉笔直书”。
章学诚（1738--1801年）以著作《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于世。他一生纂修的志书很多。他的方志学理论是在《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等论著中确立的，并形成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这三篇文章可以认为是方志学的专论。有人说方志学理论是由章学诚建立的，此话或许太过，但他的理论精辟独到、周密完整，却为世人所公认。关于方志的性质，章学诚以为“志属信史”“志乃史载”，也即是说方志学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据此，他又将刘知几对史家“才学识”三长的要求援引过来改成对志家的要求，并增加了“史德”，使其更完备。关于怎样编纂方志，他的论述更为详尽。其要点为“三节”，即志、掌故和文征----“仿纪传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真正优美的语言，往往是鲜明生动且地方掌故和搜集重要文人的诗文。”关于志的作用，他认为应以易风化为目的，“使怯者勇生，贪者廉立，使观者有所兴起”。这个观点正是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发扬。关于修志机构，他建议设立志科：“天下之事起于州县，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由此推论出设立志科，也即是从县开始就应常设修志机构，这话就是从今天看，依然是十分有说服力的。
民国时期方志工作时断时续
辛亥革命后，时局变乱，内忧外患，编修志书工作有一定冷落，尽管如此也非完全沉寂。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发《修志事例概要》22条，要求各省建立通志馆，并对方志编纂提出许多规定。1934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又颁布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9条，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民国仅及几十年历史，中间又有抗战离乱八年，容不得这些编修办法的实践，但却能说明当局对方志还是给予重视的。如南京一地，就设有通志馆（卢前、伍仲文任正副馆长），并编辑《南京文献》， 罗资料。终民国一代，唯以抗战前修成志书较多，计有通志1种，123卷；县志176种，2917卷；乡土志13种，5卷；镇志3种，78卷。总计193种，3123卷。
苏省经济富庶，文化昌明，人文荟萃，典籍浩繁。虽然江苏省方志约占全国方志1/8之数，但是直到清代以前江苏无独立省志，这同江苏独立成省较晚有关系。乾隆年间，有一部《江南通志》是综括苏皖两省的。宣统元年（1909年）江苏始设通志局，并着手筹备江苏省通志。江阴文士缪荃孙为总纂，陈作霖、柳诒徵等为分纂，不久因发生辛亥革命，工作停顿，唯缪公《江苏金石志》、陈公《江苏兵事纪略》成书。民国7年（1918年）通志局恢复，冯煦为总纂，金 等为分纂，然因受时局影响，屡修屡辍，冯氏病故时留有遗稿220册。民国18年江苏省会移镇江，再设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庄蕴宽为总编纂，陈去病，柳诒徵、孟森、柳亚子为编纂，另立门目，继修前志。有柳公《书院志》、《礼俗志》、《钱币志》和金 《艺文志》成书。汪伪时亦曾以吴廷燮为主编，汉奸任援道为核印主任，后竟以《江苏省通志稿》成书，有9个分志共100卷，少量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60年中共江苏省委委托省文化局及南京图书馆和文史馆若干同志负责其事，有潘天桢、柳定生、江世荣、胡锡畴等，对《人物志》、《文化志》作了增补、修订，全书增为392卷，然未出书。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1986年1月成立，组织同仁，通力合作，删繁就简，调整察核，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以《江苏省通志稿》书名出版发行。
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诗文，展现了众多地方的地理及人文风俗等，是当今人们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依据。
晏楼台 读《江南通志·风俗》
《江南通志》数日前读《浙江通志·风俗》，因思苏南、皖南与浙江，皆古之江南地，乃取《江南通志·风俗》苏南、皖南部分加以点读。苏、松、常、太（仓）与杭、嘉、湖同处太湖平原，民俗相近，略无二致；苏、嘉与杭之北部尤相近。
此志《风俗》部分编纂，远逊《浙江通志》。
一、内容简略。《浙江通志》于全省、府、县下，收罗历代文献颇详；《江南通志》仅止于“府”一级。
二、归类失当。如此志数处引用《汉书·地理志》，汉志原文如下：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砦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此盖概述大江以南各地风俗之一般情形，理当置于卷首，而《江南通志》将此段文字拆分为二，一置于“太平府”，一置于“宁国府”。
三、编排失时。《浙江通志》引历代文献，以朝代先后为序排列，井然可观；而《江南通志》引前人文献，颇失时序。如《吴郡志》宋人范成大所撰，《隋书》唐人所撰，乃置《吴郡志》于《隋书》前。
附钦定四库全书江南通志卷十九舆地志风俗
江南本勾呉，旧俗左思所谓“率土论都”，独“端委所彰，髙节所兴”者也。《汉书·地理志》以为东海淮泗之间属鲁，沛楚山阳属宋，其民有圣人之教化，近先王之遗风。又以为呉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其俗略同。盖其文辞之失巧，与啙窳不求积聚者自古已然，然风俗者教化之所移易，非独其水土之性，殊气习之所尚不同也。我朝覃敷文徳，久道化成，渐摩以仁义，节和以礼乐，则呉中君子尚礼，庸庶敦厖，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史册所传闻者，庶几徵信於今兹矣。
●江宁府
君子勤礼恭谨，小人尽力耕殖。［祥符图经］
其人士习王谢之遗风，以文章取功名者甚衆。［沈立金陵记］
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顔介之］
永嘉之後，衣冠萃止，文艺儒术於斯为盛。［通典］
俗英且毅，士清以迈，地大而才杰。［宋杨万里］
风流文物，冠暎古今。［汪藻］
建业自六代为都邑，民物浩繁，人材辈出，实士林之渊薮。［杨演］
山川浑深，土壤平厚，华而不佻，淳而不俚。［戚氏志］
生人之性亢朗冲融，重义而薄利，风俗之美，喜艺文而厌凡鄙。乡邻婚丧，贫乏者互相佽助成之。金陵文献之邦，以故寰宇推为奥，区士林重其清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者，至今犹然。［俱旧志］
●苏州府
因士类显名於歴代而人尚文，因僧徒倡法於羣山而人尚佛。［汉第五伦传］
泰伯逊天下，季札辞通国，徳之所化者逺矣。更歴汉晋以来，风俗清美，俗多祠宇。［旧图经志］
山泽多藏育，风土清且嘉。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晋陆机诗］
郊无旷土，多勤少俭。［呉郡志］
君子尚礼，庸庶淳厖。［隋书］
当赵宋时，俗益丕变，有胡安定、范文正之遗风焉。及後礼义渐摩，而前辈名徳，以身率先，又皆以文章振动。今後生文词，动师古昔，而不梏於専经之陋。矜名节，重清议，下至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摛章染墨。其俗甚美，惟夫奢侈之习未能尽革。［旧志］
●松江府
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经学词章，以至书翰，咸有师法。［府志］
呉中族姓之盛，自东汉以来有闻於世，逮魏晋而後，彬彬辈出。左太冲所谓“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居於华亭者为最著，故士奢於学，民兴於仁。［宋魏了翁记］
儒官翼翼，不异邹鲁。［元赵孟頫］
四方名流，彚萃於此，薰陶渐染之功为多。［何良俊］
负海枕江，水环山拱，自成一都会。民生其间，多秀而敏。其习尚亦各有所宗，以至田野小民，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土膏沃饶，风俗淳秀。［俱旧志］
●常州府
人性佶直，黎庶淳逊，敏於习文，疎於用武。［寰宇记］
建自泰伯，宣於延陵，髙节所兴，由克逊以立风俗。［左思赋］
頴异之材，挺生此邦。［风俗记］
地偏俗俭。［宋苏轼卜居说］
县人学子，知所向慕。［朱子宜兴学记］
能振頽风，以激衰俗，非好贤乐善，未易能尔。［府志］
人秀而文。［葛邲贡院记］
不事浮华，少为商贾，耕稼自给，士尚儒术，缙绅代不乏人。男子不逺游，女子不交易，士夫不衣文绣，不乘舆马。俗多尚吟咏。［旧志］
士大夫皆知绳趋尺步，纳身轨物，以为士民标准。［宜兴志］
●镇江府
本泰伯之化，有谦让之风。［旧图经］
其礼逊谦谨，婚嫁丧葬，杂用周汉之礼。［寰宇记］
士大夫崇静退，贵气节，民庶循礼乐业而不好竞。［嘉定志］
人性柔慧，尚浮屠，而少积聚。［宋志］
土风质而厚，士风淳而直。［咸淳志］
士习诗书，敦简素，民闲，故土力耕稼，而不急工商之利，啬於自奉。妇人耻出门戸。［金坛志］
京口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羣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旧志］
●太仓州
正统以後太仓始立学校，仕进者辈出，文物渐盛於前。［明陆容］
太仓气习风类，耿拔自树，财赋攸出，政重农官。［周凤岐］
弘治以後，竟名大邦，峻城深池，文学显於天下。［张溥］
俗尚气节，好清议，少不检，即私相非笑且安。士不好远游，无故未尝适百里，纵商游不至经岁。［旧志］
嘉定风气沉厚，其君子务读书行义，以古人为师。［王衡］
崇明越在海表，其土风古，其性勍，其人驯扰。［旧志］
●徽州府
地杂瓯骆，性刚强，君子务为奇行髙节而羞不义。异才间出。［朱子文集］
自昔多以材力保扞乡土，其後寖有文士。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勤於山伐，能寒暑，恶衣食。［淳熙志］
新安为文公阙里，後先相望，斯文盛昌。［明授朱升学士制］
山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善识低昻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其。家居也为俭啬而务蓄积，女人尤号能俭。大都务为贞洁，虽妾媵女厮之徒，亦以流合为耻。故李维贞曰：“歙女流之邹鲁也。”冠冕之伦，多尚气节，矜取予，有唐风瞿瞿之意。其髙者杜门却轨，自偶古人，监司守相莫能识其面。［俱旧志］
●宁国府
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
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隋地理志］
舟车繁会，风俗和柔。［唐尉迟枢记］
宣州故秦鄣郡地，阻以重山，缘以大江，其俗佻而侈，其人劲而悍。有裴公耀卿者为刺史，端本重学，宣人始服化矣。［陈简甫开元良吏记］
地广而僻，人质而文。［元志］
所产多材，故秀民悦诗书，好礼义，闾巷田塘之氓，悉有以自资而无慕於外。［旧志］
●池州府
民淳气和，衆货毕给。虽人物稠夥，而有讼不嚚；虽租赋浩穰，而闻令必集。［宋盛约记］
人性便利喜动，经生学士，文雅彬彬。以渔猎为业。［俱秋浦志］
冠婚丧祭，互相周恤。［石埭志］
刚柔既殊，雅俗亦分。人志怀刑，衣冠济济。人性机敏，往哲熙熙。大槩士夫崇恬退，尚气节；妇女亲蚕织，工纺绩；土著之民。惮逺行，不事贸迁，甘心贫窭，以故六邑利权，半归寄客。百家末艺，尽出游民。［俱旧志］
●太平府
火耕水耨，民食鱼稻蠃蛤，故呰窳偷生而无积聚。［汉地理志］
当涂井邑虽疎而开豁，物产丰懿。［宋张舜民南征录］
姑孰本江东道院，民淳不浇。［洪迈贡院记］
其民浑然太朴，帷土物是爱，故能臧厥心，惟本业是崇，是以无末作。［呉渊］
芜湖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与州郡埓。［元黄礼］
质而不华，俭而不侈，务耕读之业，絶淫博之风。［祝銮记］
地既分则风俗异，讵可以轻扬目之？［刘子澄太平图经］
●广徳州
民力於南亩，不务商贾。［汉地理志］
民淳事简，号江东道院。［南畿志］
人性直好义，君子业儒术而尚质朴，小人崇节俭而务农桑，妇女不出戸阁，富贵不服罗绮。［宋曽巩志］
境大壤沃，食货富穰。［曽巩鼓角楼记］
《江南通志》
《江南通志》
《江南通志》
《江南通志》http://yjz01.blogchina.com/yjz01/5254191.html
http://www.hengshui.gov.cn/hscms/cms/website/hsnews/outlink/history.jsp?channelId=1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