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占有》
《永远占有》格雷厄姆•格林（1904~），英国著名小说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受雇于《泰晤士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交部工作，二战后一直为自由撰稿人。作品甚丰。早期的惊险小说即具一定的思想深度。所写剧本《第三个人》成为二战后著名间谍影片。二战后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问题的核心》、《沉静的美国人》、《病毒发尽的案例》和短篇小说集《二十一个故事》、《现实的意义》、《我们可以借你的丈夫吗？》等。
《永远占有》四十二岁的卡特和善良的朱丽亚走入神圣的结婚殿堂，开始了他们的甜蜜生活。约瑟分（卡特过去十年的同居女友），却以爱的名义纠缠着这对新婚夫妇。她折磨着想抹掉过去的卡特，却总能得到朱丽亚的谅解，因为她深爱着她的丈夫，所以她相信可以和深爱着卡特的约瑟分建立起友谊。
可是卡特无法理解朱丽亚那过分的宽容，朱丽亚更无法容忍卡特对回忆的憎恨，最终矛盾爆发了，约瑟分的阴谋得逞了。可是卡特的噩梦在继续…
那个叫约瑟分的，我代表圣母玛丽亚问你，你真的爱卡特么？如果你回答不出来，我可以告诉你，那不是爱，是占有欲。
过去，他是你的，但是如今，他却和另一个女人开始了幸福婚姻生活。你感觉到不公平、甚至有挫败感，用自己的“爱”去折磨、报复他们。其实成全不是失败，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爱他就不要让他受伤害，属于你的他一定会来。
《永远占有》格林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向年轻的美国人讲道理的，这又让人想起一个文化上的有趣命题，即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对比。此类比较文化的探讨曾是脚踏欧美两地的大文豪亨利·詹姆斯最喜爱的题材之一。随着美国的国际地位提高，这样一种倾向越来越明显，认为欧洲文化庄重典雅但保守世故，道德上常常是可质疑的，甚至散发出腐朽气息；美国文化粗犷简单但开放活跃，道德上更富有纯洁的使命感，流动着以拯救人类为己任的热情。不过，在格林的小说中，对于美国人的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给与了尖锐的嘲讽和批判。在《喜剧演员》中，他活灵活现地描写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前总统候选人史密斯，而这位一心要在杜瓦利埃血腥独裁统治下推广素食运动的刻板先生终于也魂断异国。
四十多年后，格林的《沉静的美国人》再度受到青睐，恐怕不能说是个巧合。美国在一些鹰派保守右翼的操控下，其惟我独尊的单边主义姿态和自命正义的国际警察形象比起当年不遑多让，美国中心的价值观更是在全世界蔚为潮流。此刻，格林的声音再度被记起，及时而且必要。美国人如果不能猛醒，早晚也会“招来了残酷的复仇女神”。
《永远占有》格林成长于大不列颠帝国的衰败时代，一代精英在一次大战中伤亡惨重，帝国体系面临不可避免的松动乃至瓦解，“羞愧和绝望的悲观主义”扎根于很多人思想之中。安德鲁·博伊尔称：“在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这样的转折点：骄傲自大——古希腊人称之为傲慢——似乎为它自己招来了残酷的复仇女神。”不过，这样的教训，却也令英国人从日不落的帝国迷梦中清醒。格林在《沉静的美国人》中对殖民地的态度和吉卜林时代的英国作家已经截然不同，他承认，五百年后，即使伦敦和纽约不复存在，但这里（越南）的人们依旧在种他们的稻米，卖他们的作物，孩子们则骑在他们的水牛背上。
《永远占有》格林小说中的时政背景不但有广度，也有深度，充分体现出他的敏锐观察力和求知精神。他游历甚广，但不是走马观花，对异国的政经人文特点考察得相当仔细。从这点上来说，格林还是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眼光锐利而知识庞杂的社会学者。这个功夫，尤其是后者，在许多作家们过于关注个人意识体验的现代文坛上，也成了一门濒临失传的技艺。
格林无疑是这样一位绅士。他读过公学，兄长是BBC的高层，妹妹毕生效力于军情六处，背景相当良好。尽管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曾加入过四个星期的共产党，但在左翼浪潮吸引了无数年轻人的火红的三十年代，这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格林毕业后，曾做过记者和编辑，多次在国内外游历，社会交游广阔。最完美的是，他在此前写的小说《斯坦布尔列车》（1932年）就是谍报题材，此后的《一支出卖的枪》（1936年）和《密使》（1939年）也是涉及国际政治和追踪罪案的故事，可以算得上“专业对口”。
在格林和勒卡雷笔下，间谍不过是和你我一样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但时时要面对忠诚/背叛、怀疑/确信、收买/出卖乃至生存/死去之类的两极抉择，没有中间路线。格林曾说：“事物的危险边缘是我的全部作品的概括”。正是在这种危险边缘，人的道德原则、生活信念一再受到空前的挑战。考验还并不仅限于此，秘密工作的特殊压力令间谍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倍受煎熬，他们警觉、多疑、抑郁，永远都无法逃避那不间断的孤独带来的痛苦。
格林的这种探索热情或许也表明了他的立场：文学应该发挥其固有的社会功能。这样的口号看起来有点像出自萨特之口。萨特强调作家要对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表示明确的态度，要采取“积极介入”的立场。格林虽然没有像萨特一样乐于去示威、鼓动来表达他的“介入”，却也通过讲故事道出了他的坚持和关切。在对非人道的、殖民主义的、野蛮和不公正的事物的批判嘲讽方面，他做得不比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逊色。
《永远占有》然而，洛奇并不反对所有的新派理论，例如他非常赞赏接受美学的某些观点。他自己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一种游戏，一种至少需要两个人玩的游戏：一位读者，一位作者。作者企图在文本本身之外控制和指导读者的反应，就像一个玩牌者不时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去看对家的牌，指点他该出哪一张。但愿我尚未因这样的错误而扫了读者的兴。”换句话说，由于语言本身的特殊功能，不论作家具有多么强烈的自觉意识，作品也会产生超出作家意识的某些意义；这些意义取决于读者，读者通过阅读过程不仅可以理解作家的意识，而且可以根据文本和自己的意识投射建构新的意义，从而获得一种审美活动的享受或快感。正是由于重视读者的能动作用，所以洛奇经常采用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寓意深刻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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