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发行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圣经》 )。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应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但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那么,这种把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中的警句和主要观点汇集成册的《毛主席语录》,是怎样编辑出版,又是如何风靡全国乃至全球的呢?
《毛主席语录》由《解放军报》资料室编选,于1964年1月5日出版征求意见本,作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会议文件下
发征求意见。初版设23个专题,选编语录200条,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根据代表们的意见,编选者对本书进行增补,题名改为《毛主席语录》,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1月10日《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队学习毛着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1964年5月,经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决定,将修订过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1965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再版《毛主席语录》。经过反复讨论,全书调整设置为33个专题,收“语录”427条。
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上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全国各地对《毛主席语录》产生巨大需求。1965年底,中共中央批准《毛主席语录》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在全国内部发行。一年后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毛主席语录》公开发行,并向海外出口。为适应出口需要,编者根据当时形势修订《再版前言》,并改由林彪署名(日期为1966年12月16日),放在毛像片页(像页后有一行黑体红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林彪题字,末页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名义编印,没有书号,只提及印刷厂、发行(皆为新华书店)与印刷年份。至此风靡全国的《毛主席语录》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制定印制、发行计划,要求保证提供充足纸张、油墨、印力,优先印制、发行毛语录。据称,为了“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按人民出版社出版物目录记载,除“文革”爆发次年(1967年2月)出版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月出版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外,此后三年时间里再也没有出版过马列着作。并中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卷出版工作,甚至1969年、1970年印制成书的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布面和纸面两种精装)共8万套全部封存在仓库未能发行,理由为“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语录》”。
1964年5月1日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印成52开本下发部队,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部队强烈要
求发到每一个战士。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才达到了全军人手一册。
《毛主席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
因为《毛主席语录》是军内发行,出版前,只送了军委、各总部领导各一本审阅,未送中央。最先是朱德同志,书出第五天,5月5日,就派人到军报来要。毛主席、周恩来处也派人来拿。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住杨尚昆曾三次索要,还要求直接送到办公室,以免收不到。彭真、刘伯承、贺龙、张际春、李达、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也都先后来要。
领导同志要《毛主席语录》,给就是了,可地方一些单位、个人来要却使我们无法招架,要求代印的单位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军报请求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刘指示:“因为这小册子是总政根据军队情况的需要摘编的,只限于军队范围内阅读,如广泛向地方发行,变成我们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这样不好。如果地方要印发这类小册子,应由他们请求中宣部解决为好。”同时还规定了三条:“一、不是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也不要发;二、不为地方代印;三、地方索要时婉言谢绝。”
这三条实际上一条也执行不了。
军报实在顶不住这个潮流,就又书面请求罗瑞卿总长。1964年5月28日,罗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
口子一开就势不可挡了。从1964年5月1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毛主席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再版本正式出版。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我们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全书270页,共427条语录,共分33个专题如下:
一:共产党
二:阶级与阶级斗争
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五:战争与和平
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七:敢于斗争 , 敢于胜利
八:人民战争
九:人民军队
十:党委领导
十一:群众路线
十二:政治工作
十三:官兵关系
十四:军民关系
十五:三大民主
十六:教育与训练
十七:为人民服务
十八: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十九:革命英雄主义
二十:勤俭建国
二十一:自力更生,坚苦奋斗
二十二: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十三:调查研究
二十四:纠正错误思想
二十五:团结
二十六:纪律
二十七: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十八:共产党员
二十九:干部
三十:青年
三十一:妇女
三十二:文化艺术
三十三:学习
毛语录外语译本《毛主席语录》是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兴起到达到顶峰的历史时期编选、出版的,因此它的发行
量和影响面都达到了中国出版史上的极限。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下半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了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语录》,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仅八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瓦希里、波斯等十四种文字的《语录》共80多万册。
仅《毛主席语录》一种,据有关部门统计,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版本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更有研究者推算,仅“文革”几年之内,《毛语录》国内外用50多种文字出版了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来源请求](不包括各派红卫兵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印制的非正式出版物),被称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国外一些组织统计认为《毛语录》是全球历史上印量仅次于《圣经》的出版物。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6年到1968年底这一时期,社会上较普遍地存在着追求毛泽东著作的新版本越多越好的风气。《毛主席语录》出了塑料封套精装本,就不要纸面平装本;出了100开本,就不要64开本,有些地方甚至大量印制未经中央批准的火柴盒大小的256开本。1968年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最高指示》,内容除《语录》外,还有《最新指示》、“老五篇”(含“老三篇”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和《毛主席诗词》,通称“四合一本”;不久又出现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含《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林副主席语录》、“老五篇”、《毛主席诗词》、《九大文献》,通称“六合一本”),流行较广的有解放军政治学院和炮兵编印的两种。据不完全统计,仅上述几种在北京印刷加上外地翻印的数量就超过1000万册。当时,社会上对“红宝书”多以公费购买、免费分发干部或作为奖品礼品、会议文件等形式分发,印数再多也满足不了需要,造成纸张、塑料等物资及印刷力的极大浪费。
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豪迈,最傲气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最谦虚的一句话: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最震撼人心,最震撼世界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最正气凛然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最无奈又最具神秘性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最自负的一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最伤感的一句诗: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最悲壮的一句诗: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最高傲的一句诗:冷眼向洋看世界!
最写意的一句诗:江山如此多娇!
最酷的一句诗: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最蔑视对手的一句诗: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最有凝聚力的一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最具警告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最清醒的一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最有哲理的一句话: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最好斗的一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最感恩的一句话:人民万岁!
最具说服力的自我辩护:赫鲁晓夫从不搞个人崇拜,他的倒台是没有人崇拜他!
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句话:解放军来了,司徒雷登走了。
最给人希望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最有底气的一句话: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最具奥运精神的一句口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对计划生育帮助最大的一句话:人类应当学会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生育!
最像长辈的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最大的发誓: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最具管理意义的一句话:当正确的政策方针制定之后,干部是关键!
对自己的党最中肯的告诫: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对革命最直接的阐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最有煽动性的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对战争最准确的定义: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对争取和平的最火爆语言: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
给对手的定义: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最认真的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就最讲认真!
最英雄主义的一句话: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最有发言权的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最讲“条件”的一句话:鸡蛋因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
最大实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最洗练的广告语:打土豪、分田地!(“打”是手段、“土豪”是对象、“分”是方式、“田地”是成果。)
最有“文化”的一句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最谦虚的一句话: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
最有主人翁意识的一句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最激昂的一句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对最美的景物描写: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最狂放的景况描写: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最畅快的一句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最具广告效应的一句诗:不到长城非好汉!
最有“把握”的一句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最潇洒的一句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最有预见性的一句诗:高峡出平湖。(三峡工程)
对人民最高赞美的一句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最入镜的一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最有时间观念的一句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最“抠门”的一句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最真实的一句话: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最激励人克服困难的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还有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周恩来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和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错,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1968年3月至9月,毛泽东对有关对外宣传工作做了12次批示,并提出:“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的意见。 周恩来抓住贯彻毛泽东指示的有利时机,最先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的口号。 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做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他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实效变成了失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送礼。”周恩来问,《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还要印3亿册,是否多了一些?是否能够少印一些?《毛主席语录》农村不够,可以从城市来捐献,要把发行工作做好。
1970年9月2日晚,周恩来接见中央外事、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提出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条语录:“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对新华社军管组组长说:“这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解放军政治学院编、战士出版社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不许随便编印没有公布的主席指示,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来。”他当即指定了军队、外事、中胄 棵藕驼 鞑克母隹谧拥母涸鹑死锤涸鹗眨 艿挠衫畹律 ァ?日,中央军委办事组从解放军总政、总参、总后三总部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20余人,集中在军委办事组办公处办公,负责调查和回收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也应邀派人参加。
北京市革委会于9月6日向全市传达并布置清查工作,至10月9日止就收到各单位上报非法印制的样本657种(总印数750余万册);中央各部门报送的样本中,仅非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不同版本就收到440种,其中由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53%,省、市革委会各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编印的占47%。经初步检查,这几百种本子的内容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问题,主要有:引用未公开发表的内部文件,引用的语录不准确,泄露国家和国防的机密等。有些群众组织编印的本子中,将一些大字报和小报、传单中流传的材料均作为“最高指示”编入。如有一个本子中收入了这样的语录:“王力、关锋本来就不是好人,江青早就向我汇报过。”“陈毅怎么能打倒呢?陈毅跟了我40年,功劳那么大。陈毅现在掉了20斤肉,不然我带他接见外宾。”“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没有人搞,还要他来搞。”有几个地方翻印了这个本子,内容完全相同,但在封二竟然加上“林彪同志摘编”的字样。有的本子错漏百出,32页中错漏即达60处,甚至将原文“有五万人之多”一句错印成“有五百万人之多”。有的《最高指示》中,把毛泽东的名字也印错,有的甚至将林彪的讲话也作为毛泽东语录收入了。清查小组工作班子经过一个多月的大量工作,最后写了一份工作总结,经李德生审定后向周恩来汇报。
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对乱编乱印未经批准的毛泽东著作又一次提出批评。周恩来说:“中央从1966年起就三令五申通知了多次,不经过批准不准乱印,可他们就是印,把纸张占用了,把塑料也占用了。”会上有人请示是否可以把战士出版社印的“四合一本”《最高指示》正式出版?周恩来立即说:“‘最高指示’不要用,就是毛主席指示。将主席诗词也放在这里边怎么叫‘最高指示’?”周恩来明确地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毛主席语录要认真审查,要经过中央讨论批准,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本子一律取消,凡是中央规定的版本就是合法的,其余都是非法的。”
“文革”10年,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内就用了65万吨,比1950-1965年“文革”前16年书籍用纸的总量(59.34万吨)还多5.66万吨。这仅是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用纸量,“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等私自编印的毛泽东著作用纸则多得无法统计。
毛语录都配有红色塑料封皮(另有布面、绸面、皮面等)作装帧;开本多为64开本。其他常见的开本还有32开(据称
最大的开本为4开,与《参考消息》一样大)、100开、128开(最小的开本为512开,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其形制小巧的功能是使它可以放进衣兜,便于携带,可随时取出来“联系实际、进行学习、应用”。
同时,它也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的象征符号,供毛泽东的崇拜者握在右手举过头顶频频挥动,以示欢呼或声讨性呼喊的辅助物。这一呼喊口号时的规范仪式起源于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最早挥舞红色语录本(“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后来成了对他的概括和讽刺)。
《毛主席语录》在一些特定场合往往被作为礼物,例如会议公费购买赠送或私人祝贺新婚夫妇等。有部分人家里书本存积,成为一种负担。一般人不敢随意处置,因为哪怕是无意中污损了,都可能成为相当大的罪名,受到严厉惩处;所以有时手握毛语录又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
国外的报道和著述习惯称“红宝书”为“小红书”(Little Red Book),既反映了没有崇拜心理的色彩,亦不无讽刺意味。文革后中国人也部分接受了这种称呼。现在,作为一种对以前时光的怀念在北京、上海以及各大城市和旅游景点,《毛主席语录》还在印发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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