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水微澜》
《死水微澜》
李劼人故居《死水微澜》在成书近二十年后的1954年11月，作者李劼人对作品进行了修改。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这部作品被相继搬上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电影由许晴、尤勇联袂主演，片名改做怄入电视剧仍叫《死水微澜》，由在《红楼梦》中饰演王熙凤而声名鹊起的邓婕在片中扮演了蔡大嫂一角。
《死水微澜》作品以天回镇为主要场景，以罗歪嘴、顾天成、蔡大嫂之间的恩怨纠葛、悲欢离合为中心线索，形象地描绘出“这安定得有如死水般的古城”，是怎样荡起了微澜的。从表面上看，这微澜是由袍哥管事罗歪嘴与教民、土粮户顾天成争凤吃醋引起的，但透过浮表的涟俯，不难发现：罗顾之间的斗怯，天回镇上的风波都与北京的义和团、红灯教、董福祥、攻打使馆的消息相联系，推而广之，“又系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罗顾之间的矛盾斗争，其意义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恩怨，它从一个特殊侧面，展现了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这一历史阶段四川的社会面貌，揭示了庚子事件在四川城乡那一潭兀水中怎样激起了波澜。作品不仅通过这三位主角的私人纠葛，展现了那一时期四川会党空前活跃、教民势力日渐猖皿、晚清政治腐败衰朽、官民夷之间矛盾重重的历史生活主导面，反映了北京义和团运动对四川的冲击。而且借助与主角有种种关系的次要人物如蔡兴顺、刘三全、钟么嫂、郝达三、葛衰中、顾辉堂等形象的刻画，展示了当时四川社会官绅粮户、商人市民、牧师教士、明妓暗娼等众多阶层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此外，随着人物活动和情节的展开，那一时期四川地区的凤物民俗也得到了充分而细腻地描绘。作品就像—面映照“千奇百怪世相”的多棱镜，从中既能看到上层社会的历史动向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侧影，也能看到中下层社会生活的状况和特定时代的世态人情。历史的宏大庄严与世情的丰富细腻紧密结合在一起，组成了四川庚子事变前后既停滞闭塞如一潭兀水，又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中国市镇的生活画卷。
《死水微澜》深广的社会内容，主要通过作家着力塑造的罗歪嘴、顾天成、蔡大嫂这三个烛具凤采的典型形象来揭示的。尤其夹在罗顾之间的蔡大嫂，更被塑造得活灵活现，颇具有个性光彩，是小说中最为闪亮的角色。
《李劼人说成都》《死水微澜》跳出中国传统小说重情节、重故事的框框，通过一连串的故事，将一幅生动形象的天回镇“市民阶层”的群画像呈现于读者面前，对市民心理的刻画细微入理，惟妙惟肖。豪气仗义、捞偏嫖赌的罗歪嘴，勤快老实、木讷胆小的杂货铺掌柜蔡傻子，烂赌好色、投机取巧的顾天成，窝囊贪妒的陆茂林、轻佻风骚的钟幺嫂、……，而小说女主角邓幺姑（也即蔡大嫂）的性格则更为复杂多面，她有几分令男人着迷的姿色，天性不安，从小在邻居韩二奶奶的话里格外向往城市女人的生活，一心想嫁到成都去，可惜未能如愿。有人上门说媒，嫁了天回镇兴顺号的老板蔡兴顺（傻子），却心中暗许蔡的表哥、能说会道嘴巴伶俐、在女人眼里是个好汉英雄的罗五爷（歪嘴）。在刘三金的怂恿下，两人捅破窗户纸，起先仍有些遮掩，暗中来往，后索性对丈夫蔡挑明关系，也不顾他人背后的议论，公开调情。
在封建道德标准下，邓幺姑显然是个极不守妇道的放荡女子，但是，她背离女性传统角色的行为，是不是也有一点革命性的因子在里面呢？她对罗歪嘴有情，虽然这个“情”可能不纯洁、她作出的行为也有背婚姻道德，她接受顾天成的求婚，反驳父母的质疑更是泼辣的露骨，“只要我顾三奶奶有钱，一肥遮百丑！……怕哪个？” 这是破罐子破摔的自弃，还是对背后人言的藐视，其中的微妙值得推敲。而此顾三奶奶与彼顾三奶奶的反差，又可谓讽刺至极。顾天成死去的前妻顾三奶奶是一个极其克已克俭、温顺软弱的乡妇，容忍丈夫嫖赌，责苛自己未育男婴，一个在三从四德下完全丧失自我主体性的女人。而邓幺姑，她不理父母的劝告，也不顾他人的闲话，接受顾的求婚，这个决定里，蕴含着女性为自己选择命运的一种自主意识，且这种意识是自发、原生的。它不是时代变迁或社会变革下的产物，而是人性里一种本能的反（叛）动力的作用，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安分所造成的叛逆。但是，这种反叛有着它无法跳脱的局限性，无论邓幺姑如何可以凭着姿色挑选男人，她始终无法摆脱依附男人而活的生存状态，于是，这位小说女主人公才有了她可爱、可怜、可悲的多重性格层面，就人物的塑造来说，是极为成功的。
小说在环境的勾画上，具有浓烈的地方风味，里面描绘的赶场、东大街花灯火炮、赶青羊宫等，都是蜀地鲜活的民俗风情的写照，方言、行话的使用，更给小说增添了几分活的生命力，但是，这种浓郁的地域性特点，并没有影响到小说宽广的时代视野。故事发生在清末，洋人入侵、洋教的大规模传入、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这些汹涌的事件，传到偏远的西南小镇天回镇，虽掀不起激烈的动荡，却也在这一潭死水的水面上搅起了些微微的动象，《死水微澜》，这一标题取得真是妙极！
此外，小说的语言自然朴实，白描中不失文学的韵味，对景、物的描写巨细无遗，这些都令人印象深刻。《死水微澜》（1936年）是不是被遗落的经典，且留待编写文学史的专家们慢慢研究，私人的阅读与喜好，和文学史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李劼人精选集》一、李劼人与法国文学
早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读书时，李劼人就已经接触了法国文学。那时他读的最多的就是林译小说，并在其引领下跨进了文学之门。在外国文学的直接启示下，他开始了早期白话文学的写作。
1919年8月，李劼人赴法国勤工俭学。研究过法国古典文学、法国文学史、法国近代文学批评史、雨果诗学等。其间他翻译过“莫泊桑、都德、福楼拜、左拉、龚古尔兄弟、赫勒、纳魏党、罗曼·罗兰等十多位法国作家的作品”。他发表于1922年的文论《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对自然主义文学历史的发展及衍变进行了介绍与评述。他对自然主义宏大的结构模式、客观准确的叙事风格极为赞赏，并且公开宣称：之所以翻译《霸都亚纳》，“简单言之，实在是因了它那描写的真实、深切、自然而感兴趣”[3] P574。在自然主义作家中，他对福楼拜评价最高：“弗氏的作品，谨严沉重，内容外表，极其调匀，不第在法国文学史上，占一个重要地位，以成就与影响而论，且过于巴尔札克、乔治桑，即同时并驾之左拉、龚古尔、都德诸氏，亦有不及之处。”
李劼人对福楼拜的《马丹波娃利》颇为看重，前后共翻译过三次，初译于1923年，再译于1936年，1941年又将初译本逐行逐句校改了一遍。在译完福楼拜的名作之后，李劼人贡献了一部同类型的、具有令人瞩目价值的独创性小说——《死水微澜》。认真的阅读，反复的翻译，潜移默化的影响力非同小可，到李劼人自己动笔创作时，包法利夫人的影子就幽灵般地徘徊在他的笔尖。蔡大嫂和爱玛就具有了某种相似性。
二、《死水微澜》对《包法利夫人》的接受性创造
《李劼人图传》在作品中，李劼人表达了对倍受压制的人们——特别是对下层妇女的同情。这一倾向来自于李劼人的底层生活体验，作品中的形象是他熟知的，他形容为，“不但闭起眼睛想得到，睁起眼睛也看得到——我看见过这样的人”。这种创作理念与福楼拜是一致的。福楼拜将文学作品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其《包法利夫人》的背景就发生在他的家乡卢昂，包法利夫妇的原型就来自于他父亲所主持的医院。
在环境的描述上，两个人都对人物活动场所和社会环境进行了真实再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化，并且注意挖掘其中的民俗特质和地方特点。法国卢昂与中国四川均是闭塞而又愚昩的，卢昂人对放血治病无限迷恋，医生对切筋腱治跛足心满意足。相似的行径发生在四川则是打洋教的白头帖、对外来新事物的巫术式解读等。环境对人物的限制和约束，同女主角的向往与追求形成强烈的反差，合理地阐发了她们悲剧命运的逻辑力量。
两部作品的情节都围绕着不贞的妻子与三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来展开，并详尽地描述了作品发生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在情节展开的方式上，李劼人和福楼拜遵循的是同一种构思观念，并承接了古典戏剧作品的情节建构模式。福楼拜小说共分三个部分，李劼人小说有六个部分。福楼拜小说的第一部分，李劼人小说的二、三部分，为呈现部分并提出冲突，均写到了少女嫁后的平静生活；福楼拜小说的第二部分，李劼人小说的四、五部分，是对即将到来的高潮的铺垫和准备，写少妇与第一个情人的私通。只在结局部分存在着变异，福楼拜的小说终止于毁灭：在最后一部分里，爱玛自杀，夏尔离奇死亡。李劼人的小说里，蔡大嫂却坚强地活了下来，并用改嫁挽救了自己和丈夫的命运。
两位作家都以对女性的刻画见长。《包法利夫人》描写法国内地一个富裕农民女儿爱玛悲惨的一生；《死水微澜》中最成功的艺术形象是生于乱世，却敢作敢为的蔡大嫂。两个人的命运非常相似，少女时期的她们对未来生活有着美好的想像，嫁人后都过了一段“安分守己”的日子，丈夫的无味让苦闷中的少妇萌发了“红杏出墙”的举动，却都以悲剧而告终。下面将对两人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进行比较。
富农的女儿——爱玛在修道院度过自己的少女时期，在教规的戒律下她却迷上了浪漫主义小说，期待着奢华诗意的生活；佃户家的邓幺姑从韩二奶奶那里了解到成都大户人家的舒适生活，一心想嫁到成都享受富贵，那怕是给五十多岁的老头做姨太太也在所不惜。她们都充满了青春的憧憬，渴望过上与自己的地位并不相符的奢华生活。然而，少女的梦不约而同都破碎了。
婚后，包法利的庸碌与迟钝使爱玛陷入了苦闷的境地，一场偶然的舞会重新勾起了她对“巴黎式爱情”的追逐，先后投入了罗多夫、莱昂的怀抱，过了一段幽会、偷情、拥抱……充满激情的生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男人、被自己、被生活愚弄的瞎子；蔡大嫂过了一段平凡、无趣的婚姻生活之后，得到妓女刘三金的点播，与罗歪嘴成其好事，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段有滋有味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袍哥势力失败，罗歪嘴潜逃，蔡兴顺被抓，她不得不嫁给了好色的土粮户顾天成。
理想幻灭之后，她们没有安于现状，而是拼命追求。她们不守妇道，做了他人的情妇，在养好伤病之后，或再偷情，或再嫁人。从充满幻想的少女，到大胆老练的偷情，两个漂亮能干的女人几乎走着完全相同的人生道路。蔡大嫂身上拥有许多爱玛的特质，两人都居住在通往大城市的小镇，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虽为农家女，却容貌娇好、举止轻盈，决不似乡下女人；都嫁给了懦弱无能的丈夫，却精灵能干，是当时社会的叛逆者。无怪乎温晋仪女士在把《死水微澜》翻译成法文时指出李劼人创作和福楼拜小说创作的遗传性关系，称“在蔡大嫂身上往往看到了包法利夫人的影子”，国内众多评论者也都赞同这一说法。
三.李劼人的否定性创造
《李劼人选集》福楼拜是一个冷漠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人总是逃脱不了自身的各种物质欲望，因此对人类的总体价值进行了否定。他主张作者应该退出小说，要求叙事排除一切主观抒情，排除作者的声音。结果，他的小说在对生活做现实主义的解剖与批判时，“并不描绘令人振奋的理想的光环，主人公几乎都是难以自救的失败者”[5]。李劼人却是一个实干家，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我们现代人生所要求的，应当是一种以前没有，而现在才创出的东西”。他也主张小说叙事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在李劼人的小说中，作者会以中国古典叙事中说书人的形象出现，以客观的态度表明自己的爱憎。较之福楼拜主人公的虚无人生和悲观性命运，李劼人笔下的人物显示出了不屈服于命运的积极反抗精神，这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所必需的。
在人物的刻画上，福楼拜侧重对爱玛复杂心理的描写，用人物的内心独白，展现心海深处情感的波澜起伏。甚至在表现爱玛的传奇性想像时，作家也运用了浪漫主义色彩的语言，再加上一两句冷峻的点评，使语言充满了一种奇特的张力，读者对人物也会产生一种怜悯之情。李劼人对蔡大嫂的肖像描写、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的展开则多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手法。如，通过“眼神”的变化，一个泼辣大胆、顺应时事的叛逆妇女形象就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蔡大嫂与包法利夫人之间有明显的遗传性，但蔡大嫂毕竟是蔡大嫂，是一个中国的、而且是四川的杂货店的小掌柜娘，而不是洋气扑鼻的包法利夫人。
爱玛追求感情刺激，爱幻想，爱虚荣，“她爱海只爱海的惊涛骇浪”，“爱教堂为了爱教堂的花卉”。爱玛对生活的“巴黎式”想像让她叛离现实环境，渴望幻想出来的传奇世界。当时间告诉她，幽会和婚姻同样乏味，爱情并不是时刻充满着激情时，她感到失望，并寄希望于下一次的疯狂淫乱。如此循环往复，她沦为肉欲的奴隶，成为一个“瞎子”，看不清自己，看不清自己所要追寻之物。实际上，爱玛追求“幸福”的过程，正是不断走向失败、走向空虚的过程。
蔡大嫂虽然也充满了对成都生活的幻想，但更实际，总会退而求其次，牢牢把握住现实。嫁往成都的希望随着韩二奶奶的早夭而破灭，她也逐渐清醒，认识到大户人家生活的可遇而不可求。于是，接受命运的安排，嫁给蔡傻子。与罗歪嘴的相爱和私通，让她心底充实，知道“自己原是可以高高在上，而把一般男子踏到脚底的”。然而，她并没有因为这越来越激烈的爱丧失自己的理智，在罗歪嘴潜逃的危难中。她准确地把握到了教民顾天成的性格弱点，并对以后的形势进行了充分的预测，才以“生人妻”的身份嫁给这个没有主见的土粮户。蔡大嫂一直都是清醒而现实的，她知道自己所需，并为之不断努力，在黑暗中，她睁大眼睛，认清了自己身边男人们，并走向自己的“幸福”之路。
在与情人的交往中，爱玛一直都处于被动地位，第一次出轨是因为罗多夫——一个情场老手——看出她的心理，“投其所好，说些浪漫主义的花言巧语”，在罗多夫的勾引下，爱玛半就半推，完成了第一次沦陷。大病一场之后，在卢昂巧遇已不再青涩——相反，拥有丰富调情经验——的莱昂，于是，爱玛半推半就，让欲望的张扬代替了理性的挣扎。虽然对蠢笨的丈夫不满，一直在寻求着充满激情的爱，但爱玛并没有主动选择过自己的情人，在“爱情”和生活面前，她是浑浑噩噩的被猎取的对象。正因为如此，她才会被狡猾的投机商勒合所骗，以至于弄到破产的境地。
蔡大嫂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猎物，她倔强而又主动，而且充满了中国女性的“韧性”。她随时随地都在追求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对于出现在眼前的任何机会，她都没有疏忽，在行动上也表现得很大胆。从小她就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选择，甘愿忍受痛苦煎熬，也要把脚缠小，并声称“你管得我的”；嫁到成都大户人家的愿望被父母击碎，蔡兴顺成了她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当袍哥罗歪嘴闯入她平静的生活时，她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却又与自己精神接近的男人，为此，她接近妓女刘三金，伺机传递对罗歪嘴的爱；逛青羊宫，她没有放过提调袍哥救助富家小姐的机会，从而在众人面前展示了自己的魅力。对于爱情，蔡大嫂是坚贞而又专一的，她的爱只属于自己的情人。名正言顺的丈夫虽然被“教乖”，她却抱怨罗歪嘴不该把浑人教乖。她也断然拒绝了殷勤的陆茂林的纠缠，告诉他自己的身心只属于罗歪嘴，不为别人所动。遭遇突变，走投无路之时，巧遇顾天成向她表白，她又抓住了这个机会，解除了情人和丈夫的危机，并实现了自己少奶奶的物质追求。
通过对蔡大嫂和爱玛的人物类型比较，就会发现：同样是具有叛逆性的漂亮女人，爱玛所走的是源于幻想，把自己送上绝境的路。蔡大嫂则有韧性的多，她发掘了一条紧贴现实生活，主动把握机会的康庄大道。具有爱玛性格的女人只能获得悲剧，而蔡大嫂的前途则会“光明”的多。蔡大嫂的性格只有在中国，特别是在成都平原上才能培养得出来。
个体的生命价值总是包含着复杂的历史文化积存，蔡大嫂的性格与狂野大胆的巴蜀文化相关。地理的偏僻，盆地交通的阻隔，受儒家理性规范的影响较小，致使蜀地有蛮夷之风。巴蜀文化精神就体现为：“坦率真诚的自由人生和‘活泼泼的’生命存在方式”。“地理”的边缘带来了对封建正统文化的悖离，而“天府”物产的优裕则形成了巴蜀文化那种骄顽难驯、大胆博击的精神。巫术文化的源远流长，加上天府之国相对宽松、富庶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川人既反叛，又重生活实际的特点。
四川又是一个移民省，移民断开了川人的血亲纽带，造成家庭关系淡薄，导至父权“沦丧”。与江浙一带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结构不同，巴蜀地区的家庭常常是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一方面要承担起更大的生活重担，另一方面却也获得了较为宽大的自由空间，这为女性叛逆性格形成提供了家庭环境。同时，巴蜀地区道德文化积淀相对浅薄，贞操观念的淡薄为四川女性的种种“出轨”创造了社会环境，形成了女子们的“川辣子”气。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因子，使得川妹子既叛逆又现实。在蔡大嫂生活的天回镇，就有很多同样不守规矩的小掌柜娘，她们也并未遭到过多的道德谴责。蔡大嫂当然不是什么新女性，她只是一个为生活所累的女人，在她身上自然谈不上个性解放、妇女独立的命题，但是，正因为有了蔡大嫂这样的大胆叛逆的女子，才能在这沉寂的川西坝搅出波澜，正因为有了这反抗的气魂，才能有打破“死水”的希望。
在《死水微澜》与西方文学的接受—创造轴上，《死水微澜》与《包法利夫人》关系密切，福楼拜对社会环境客观剖析的态度完全适用于李劼人，他只需把1837—1846的卢昂置换成1894—1901的中国成都，再做一些调整就行了。包法利夫人的人生道路移转到蔡大嫂身上也基本上能行得通。在《死水微澜》与西方文学作品的创造—否定轴上，李劼人既表现了对福楼拜的“战胜”，同时又保留了后者的积极因素。福楼拜认真观察、客观的描述被保留下来，李劼人用自己对成都这片土地的热情替代了福楼拜的“零度感情”，蔡大嫂也用自己最精明而实际的行为否定了爱玛的浪漫臆想。李劼人为我们贡献了具有独特四川特色的作品,蔡大嫂这个人物形象散发着浓郁的巴蜀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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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名著快读》 四川文艺出版社
[2] LILY's blog http://lily.wuxinan.net/archives/6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