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
电影《武训传》拍摄于1950年，由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著名导演孙瑜编导，赵丹主演。
《武训传》如今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包括文艺政策、舆论环境与过去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影视剧，只要是不反党，什么题材内容都可以拍，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早已登上了银屏，而且热闹非凡、久演不衰。武训——作为一个真实、不凡的历史人物，《武训传》作为一部艺术水平上乘的影片，应该可以拿出来让广大电影爱好者看一看，了解了解。强烈建议电影频道安排播出《武训传》。
内容提要：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亲自发动的一场政治文化运动。笔者在分析新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的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需要以及对知识分子思想“混乱”状况的估计等方面客观而深入地分析毛泽东发起这场批判运动的原因。
关键词：毛泽东 武训 《武训传》 文教界知识分子
1951年5月主要在文教界开展的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件震动文教界的政治文化事件，它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55年前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发起批判？世人对运动的形式已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对运动发生的原因还可进行深入而客观的分析。
武训（1838－1896）是清朝末年山东省堂邑县柳林镇武庄（今山东冠县）人。他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行乞兴学”被大半个山东称为“圣人”，被封建统治者表彰的“千古奇丐”。电影《武训传》是由进步艺术家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以武训为原型搬上银幕的一部历史故事片，它摄制于1949年到1950年。1950年到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上映。
《武训传》电影《武训传》的公映获得了一片赞誉声，不少人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赞扬武训和武训精神。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戴白韬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具有思想性的影片”，并号召一切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民教师“学习武训那样赤诚的始终如一不避任何艰苦困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全国的工农都教育起来，使他们都具有近代进步的科学知识与文化修养”［1］（P593,594）。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渭川先生对武训和《武训传》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由教育观点看，《武训传》“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1］（P600－602），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5日至1951年3月下旬，在上海的《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天津的《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赞扬或者主要是肯定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有40多篇。《大众电影》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十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后来在1951年7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读者来信”，也反映了电影《武训传》刚公影时观众对武训的崇拜程度。来信说：“二三月间，《武训传》在北京公开放映时，各界观众达13万人左右，绝大部分都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奇行’所迷，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崇拜武训或同情武训的思想，尤其以教育界为最严重”［2］。
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都非常关注知识界的思想动态，文教界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评价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于是，毛泽东通过胡乔木组织了几篇持批评意见的文章，以代表不同的群众观点。《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1期和第2期连续发表了一组批评文章，如署名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署名江华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以及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用杨耳为笔名发表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等文章。贾霁在文章中说：“武训的兴义学的这个举动，绝不是什么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帜，也不是什么有着太平军一样的‘革命的意义’”。武训是“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武训的生活实践的方法是走的阶级调和的路线，近似于‘改良主义’的方法”。江华的文章则认为教育界存在“混乱思想”，“极端缺乏阶级观点”，有许多“完全违反唯物史观的论调”，建议教育界普遍地进行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而杨耳一文则完全否定了武训精神。他说：“武训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内在矛盾已十分尖锐化的时代，太平天国运动是这一矛盾火山的大爆发。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武训的行乞兴学不仅不能解决推倒农民头上的封建大山的根本问题，而且，也不能有其他什么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武训的道路是错误的”。为此，他认为，“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
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发了杨耳的这篇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明确强调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赞扬是错误的，同时放出了要批判所谓“武训精神”的空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5月20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同日，《人民日报》在第3版“党的生活”专栏刊登题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号召“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领导这一讨论当作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并且强调“这是一场原则性的讨论”，“领导这样的批判工作正是党的组织应当常用以提高党员觉悟的思想工作，忽视对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便是取消了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
以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和《人民日报》的号召为标志，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大中小学校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及与此相关的一切赞誉过武训的人的批判，由此展开了对知识分子尤其是文教界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批判运动。
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批判电影《武训传》及其背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说明他对这一思想批判运动极端重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呢？
第一，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于社会团体中的成员对本团体及周围世界的认识，它代表了该团体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它为该团体的存在及其活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具有“支撑本阶级或本团体的存在理由，给予合法性和正统性”的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意识形态问题就成为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新政权的合法与稳固的特别敏感而关键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整合其它思潮，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出于巩固执政党与新政权的地位的需要，毛泽东一直时刻关注着意识形态的新动向。因而各地文教界对电影《武训传》的过高的评价，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特别是电影《武训传》塑造了一个“至仁至勇，千古一人”的武训，而武训被认为是一个“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人。而且电影以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失败来反衬武训办学的成功，亦即以农民革命斗争的失败来反衬封建改良主义的成功，这是为执政党所不能容忍的错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农民、通过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取得政权的，它与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有着血缘的联系，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胜利。毛泽东以意识形态的高度警觉意识到电影《武训传》所宣扬的“一文一武”的对立，实则是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在毛泽东看来，对电影《武训传》的宣传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如果不彻底批判电影《武训传》中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影响，就会动摇建立于农民革命战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新政权的地位。
为此，毛泽东在社论中一开始就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3］（P166）。也就是说，毛泽东批判电影《武训传》及武训精神，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对此，毛泽东后来也曾提到过。他说：“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4］。答案当然应该是反对武训的改良主义。因为毛泽东认为武训办义学搞的是阶级调和、是改良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起来搞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才能真正有翻身学文化的机会，中国人民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暴力革命才取得了胜利，而不是靠什么办义学，走教育救国、知识救国等改良主义的道路。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现在这个时候用文艺作品歌颂武训就更不应该”［5］（P105）。
第二，毛泽东认为当时政治斗争形势迫切需要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调和。毛泽东说的“在现在这个时候用文艺作品歌颂武训就更不应该”，指的是什么时候呢？一，执政党的地位尚未巩固，国家建设百业待举、百废待兴。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政权建立之初仍需要暴力革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政权。这个时候执政党需要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调和；二，1951年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是1951年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编入毛泽东1951年的文稿409篇。其中有关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多达103篇，占全部文稿的四分之一。有关抗美援朝的有60多篇。足见这两个事件在1951年的中国的重要性。而已开展的激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一年仍是主要的任务。可见，1951年执政党一方面面临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一方面又面临外部敌人异常残酷的战争。那么，处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强调阶级斗争和大力肯定对封建阶级与外国侵略者的顽强反抗精神，是形势的需要，也是正确的。历史上的武训特别是在这时出现的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形象，其弱点与局限恰恰在这一重要方面。武训自辱自贱的行为在建国初期民族自尊心空前高涨的时刻也令人难以认同，武训的那种“奴性”的行为，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指向也相违背，因此，影片受到批判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基于对文教界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估计。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文教界和党内的影响较为严重。一方面他认为当时的文化界“思想混乱”达到相当的程度。其主要依据就是文教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歌颂电影《武训传》的作者们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并进而认为，文教界“思想混乱”还表现在“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由此，毛泽东断定作者们是想“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6］（P375）。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认为“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3］（P167）。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毛泽东认为文教界这种令人堪忧的思想状况所支配的知识分子的行为状况足以动摇新政权的稳定和巩固，这是执政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所必须警惕和戒备的。
第四，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200万人数，只占全国人口的0.37%。但知识分子的主体主要是从国统区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官僚或资产阶级家庭，受欧美资产阶级教育影响至深，有着严重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崇尚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以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来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加之美国国务院的美中关系白皮书的出台和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表露其有意要策动中国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亦即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第五纵队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这种状况不得不令毛泽东所担忧。
出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选择从这部影片入手，批判“阶级调和”与“改良主义”背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1951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后，教育部、文化部电影局等有关部门用行政命令要求全国的下属单位按《人民日报》社论的观点批判电影《武训传》。教育部于6月4日发出《关于开展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讨论与批判的指示》，要求把这一运动普及到每一学校每一教育工作者，以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澄清教育思想上的混乱，并要求“专署以上教育行政机关及中等以上学校，在7月中旬以前，必须将这一学习运动的结果逐级上报”［7］。
与此同时，《人民教育》二卷二期发表了题为《开展＜武训传＞讨论，打倒“武训精神”》的长篇社论。指出：“凡是对于《武训传》已发表过自己意见的人，不论歌颂过《武训传》和武训的人，或批评过《武训传》尚不彻底的人，就应该检查自己的思想，分析自己的错误，严肃地作公开的自我批评”。“还没有看过《武训传》的人，自己对武训的看法怎样，也应该藉此机会进行检查”。于是，不管是否宣传过“武训精神”，每个教师都必须得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讨或批判，“检查检查自己，看看自己脑子里有没有有形的或无形的武训，看看自己脑子里有没有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8］（P207）。
《人民日报》社论和《人民教育》社论上升到政治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高度给武训和《武训传》定了性，说它“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是阻碍社会的进步。《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赞扬者不但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进行“公开的反动宣传”。从而把关于武训的编著者和宣传者推到了反动和反革命的位置。
在两社论的舆论导向下，教育工作者开始以武训和《武训传》来对照自己，检查自己和他人脑子里“有形的或无形的武训”、脑子里“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如冯友兰先生以武训作为一面镜子，对自己以前的学术努力予以了批判：“我底努力是，以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底方法及哲学底方法，由‘整理’中国旧哲学到‘发扬’中国旧哲学。‘发扬’底结果，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底唯心论与资产阶级哲学底唯心论，联系起来，成为双料的唯心论。这与武训不管一切，只是拥护五经四书，是一类的事情”。“历史上及电影中的武训好比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看见了我自己，也因为我自己的情形，我更了解为什么武训不足为训”［9］。费孝通、雷海宗、金岳霖、林砺儒、汤用彤、郑昕、郑天挺、范文澜等教授都发表了表态性或批判性的文章。那些曾经赞颂过武训或《武训传》的人都纷纷进行检讨。如戴白韬承认“歌颂武训是原则性的错误”［10］，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研究武训。加上小资产阶级出身，因而用片面的、孤立的、形式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看问题，表示以后要认识教育的阶级性和为政治服务的属性。董渭川先生，这位从事普及教育30年的进步教授，也检讨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他说自己之所以在解放后继续歌颂武训，是因为自己的全部思想本来就是建筑在改良主义之上的，并长期信奉“教育万能论”，“进步”成为阻碍自己学习的包袱［11］。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客观的判断：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是出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有其值得肯定之处；而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武训的行乞兴学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来重新考察，并提出新的见解，这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毛泽东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在政治上上纲过高，语气也过于尖锐，把它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在思想文化战线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先例，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以政治思想批判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