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
《桃花扇》作者：孔尚任
类型：戏剧
成书时间：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孔尚任明朝中期开始，传奇剧越来越多地以重大历史事件入戏，这无疑加强了传奇的厚重之感。但直到清前期的《长生殿》和《桃花扇》的出现，历史剧的创作才真正被推到一个艺术的高峰。这两部戏剧都是在巨大的社会动荡中讲述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使爱情与政治达成完美的融合。区别在于《长生殿》是在国势兴亡中歌颂至死不逾的爱情，《桃花扇》则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字季重，号东塘，又号岸塘，又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早年在师门山读书，1684年37岁的孔尚任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从优额外授为国子监，踏入仕途。从1687年到1690年他在江淮治水4年，丰富了自己的阅历。孔尚任很早就注意搜集南明五朝的遗事，在治水期间，他游历了扬州、南京的一些古迹，并结识了一些耿介之士和明末的遗民。1689年，《桃花扇》写成，上演之后引起了明朝故臣遗老的亡国之痛，康熙皇帝对此也很不满。不到半年之后，他就因一桩遗案罢职回家。他写诗道：“我是白头著书郎，被谗不辩如聋哑”，表达了自己解甲归田的难言之衷。除了《桃花扇》外，孔尚任还和顾采合写了《小忽雷》传奇，
隋·彩绘陶吹排箫女俑作为一部传奇剧，《桃花扇》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明末，东林党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崇祯帝打击阉党的时候，东林党人曾进享入阁，后来东林党人失败了，继之而起的是复社的政治活动，他们以诗文方式讥讽议论朝政，在历史危亡之际表现出充分的政治热情和忧患意识。李自成打入北京，崇祯缢死，福王朱由崧逃到南京之后，阉党马士英、阮大铖不择手段地推举小福王为弘光皇帝，夺得了迎立之功，而史可法被排挤出南京，在扬州奋勇抗击清军。马、阮在南京搞打击报复，排斥异己，弄得朝政日非，人心惶惶。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福王还在排演阮大铖的《燕子笺》传奇，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反对马、阮集团，主张清除二贼的复社文人侯方域、左良玉等遭到马、阮的搜捕，最后一同陷入了覆灭的境地。《桃花扇》就反映了这段史事。
彩绘本《桃花扇》插图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报复的机会是很多的。当时南方的军事政治集团在危难中加剧了矛盾和纷争，侯方域出面劝说左良玉部敛迹安定，阮大铖则向督抚马士英诬告侯方域勾结左良玉，这就使得侯方域不得不离开李香君，投奔史可法。后来，南明小朝廷建立，阮大铖利用权势逼迫李香君给漕抚田仰做妾。李香君一心思念远行的丈夫侯方域，当然不肯从命，当着抢婚人的面以头撞地，把斑斑血迹都溅在侯方域新婚之夜送给她的诗扇上。目睹此景的一位友人深受感动，把扇面上的血迹勾勒成朵朵桃花，成了一面“桃花扇”。李香君托正直的友人苏昆生带着这 把包含无限情意的扇子去寻找侯方域。侯方域一回到南京，就被捕入狱，李香君也被迫做了宫中的歌妓。直到清军席卷江南，南明小朝廷覆亡，这对夫妻才分别从狱中和宫中逃出。他们后来在栖霞山白云庵不期而遇，感慨万千。但是国破家亡，他们也不再想重温旧梦了，便各自出家。
清·吴友如画宝·诱妓泄愤《桃花扇》是一部抒情韵味很浓的传奇剧，就文采而言，说它是诗剧毫不过分。作者将悲壮的历史、凄惨感伤的爱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既令人动情不已又发人深思。跨过残垣断壁，透过无限相思泪，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以爱情的离合幻灭，显现美好梦想的破灭和道德理想的崩溃。孔尚任自称写《桃花扇》“不独使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
古典名剧《桃花扇》人们谈到明清传奇，便说是“十部传奇九相思”。无可否认，在明清传奇作品中，爱情戏占了极大的比重，但是其中有相当的平庸之作，如《西湖记》、《怜香伴》等。这些爱情戏“无境不袭，无语不因”，千篇一律，“传奇不奇”。所以，名为新剧，实则是“老僧碎补之衲衣，医士合成之汤药”。因为它们的作者大多见闻不广，生活面狭窄，识见不高，艺术不精，写来写去，跳不出爱情戏的圈子。当然，明清传奇中的爱情戏，也有优秀之作，如《牡丹亭》、《玉簪记》等，不可一概而论。《桃花扇》中写到妓女，原本不足为奇，因为明清传奇中写妓女的戏实在太多。据孔尚任《桃花扇本末》记载，《桃花扇》乃是他有感于李香君面血溅扇故事而做。把妓女李香君忠实于爱情而不肯辱于权奸的故事，与南明弘光王朝的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使爱情直接和政治斗争相连，所谓“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一幅幅现实主义的图画，概括地展现了弘光王朝兴亡的过程，揭示了这个腐败的小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由此可见，孔尚任写《桃花扇》，对一个不奇的妓女爱情故事，用精湛的艺术手段，注入了崭新的生活内容，使它富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从而“新奇可传”。沈默《桃花扇跋语》说道：“《桃花扇》一书，全由国家兴亡处感慨结想而成，非止为儿女细事做也。大凡传奇皆注意于风月，而起波折于军兵乱离。惟《桃花扇》乃先痛恨于山河迁变，而借波折于侯、李。”《桃花扇》不仅跳出了平庸的才子佳人戏俗套，也不是一般描写以社会动乱为背景的爱情戏所能相提并论的。《桃花扇》的戏剧结构最为让人称道。从赠扇定情开始，侯李二人的爱情就被置于激烈的斗争漩涡中。后来两人被迫分离，自然扩展为两条情节线：由侯方域四处奔波这条线，写出了南明草创及四镇内讧等重大事件和矛盾；由李香君备受欺凌这条线，写出了弘光皇帝
彩绘本《桃花扇》所谓传奇，顾名思义，就是强调一个“奇”字，要求情节和人物具有独特性和新颖性，曲折多变地展现生活面貌，令人惊奇，引人入胜，即俗话所说“无奇不成戏，无巧不成书”。要达到这个要求，传奇作家就必须面向生活，自出机杼，善于运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对情节和人物做巧妙处理，传奇而不失其真。
看《桃花扇》的批语，可以知道孔尚任写这部剧作，对于情节和人物的处理，曾经运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如对峙法、变换法、虚实法、激将法、错取法等等。孔尚任对表现手法的运用，力求创新。在《西厢记·下书》中，张生“将言语激着”惠明和尚前往蒲关下书搬兵，解除普救寺之围。这折戏，突出了惠明的正义感和胆量，很精彩。在《桃花扇》第十出《修札》，侯方域将言语激着柳敬亭前往武昌下书，劝阻左良玉领兵东 下，以免南明发生内讧。乍看起来，这好像是套《西厢记·下书》的激将法，可是，再往下看，柳敬亭对侯方域说道：“相公又来激俺了，这是俺说书的熟套了。我老汉要去就行，不去就止，哪在乎一激之力。”柳老当场拆穿，出人意料之外，但他是个说书艺人，的确是熟悉说书所用的激将法之类的熟套子，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激张飞，《水浒传》中宋江激李逵，更重要的是，他热心快肠，勇于排除纠纷，自然不在乎一激之力，所以柳老当场拆穿，又在乎情理之中。这样，更突出了柳老冒险仗义的识见和胆量。看来，这一出激将法，既新奇，又合理，别具一格。
五代·男舞俑由于《桃花扇》所写的内容，触及了明末清初一段敏感的历史，特别是当时，这段历史还清晰地留在人们记忆之中，因而剧本一问世，立即风行开来，“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搬上舞台后，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共鸣，“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烨酒阑，唏嘘而散”。
《桃花扇》轰动了京城， 自然也引起宫中的注意。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深秋，宫中内侍突然找到孔尚任，向他急要《桃花扇》剧本。孔尚任自己的缮写本不知道流传到哪里去了，便从朋友那里觅得一本，连夜奉呈入宫。第二年春，孔尚任被晋升为户部广东司员郎，但就在同一个月，便又忽然以“疑案”罢官。今人从他的诗《放歌赠刘雨峰》中的“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谤诽”等句子和友人的赠诗推测，他的罢官可能与《桃花扇》的内容有关。剧本中那种使人对南明朝廷灭亡产生的惆怅之情，康熙皇帝读后自然不会高兴，所以找个借口摘掉了孔尚任的乌纱帽。至于他撤职前的升官，不过是康熙为了掩盖孔尚任的罢官与《桃花扇》之间的联系，而耍的一个小手腕罢了。当然，这只是研究者根据有限资料的推测，真实原因究竟如何还有待确凿证据的发现。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孔尚任被免官后，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到曲阜。此后，他虽然曾到山西平阳、河南大梁、湖北武昌等地，做过短期访友和漫游，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过着清苦寂寞、悠闲散漫的生活。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这位71岁的老人，终于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旅程，在抑郁中离开了人间。孔传绎在为孔尚任的诗集做序时说：“东塘先生称诗四十年，凡海内诸名家，靡不以先生为骚坛领袖，相与商榷风雅。至戊戍上元，而忽已谢世，从此风流歇绝，竞为《广陵散》矣，可胜浩叹！”这几句话，可说表达了当时许多《桃花扇》爱好者的共同心声。
拆散夫妻惊魂迸，割开母子鲜血涌，比那流贼还猛。做哑装聋，骂着不知惶恐。
《桃花扇》初版于康熙四十八年（1708），后有兰雪堂、暖红室等版本。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并且已被译成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出版。
孔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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