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
《朋党论》《朋党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汉语言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本文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通篇对比，很有特色。
《朋党论》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北宋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庆历三年(1043)，任谏官。为人耿直，敢于谏诤，在开明派范仲淹和守旧派吕夷简的斗争中，站在范仲淹一边，受到排挤、打击，屡遭贬官。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谥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重视人才培养，积极推行诗文革新主张，提倡效法韩愈，在散文、诗、词等各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的散文具有说理明白、平易流畅、委曲婉转、情文并茂的独特风格。他的《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文学形式。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 (与宋祁合撰)等。
欧阳修书法作品庆历三年(1043)，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也出任谏官。这时开始实行一些政治改革。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贬官开始，他们已经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此后党议不断发生，宋仁宗在宝元元年(1038)还特意下过“戒朋党”的诏书。到了庆历三年，吕夷简虽然被免职，但他在朝廷内还有很大的势力。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范仲淹以直言遭贬，欧阳修在朝廷上争论力救。只有当时的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当贬。欧阳修写给高一封信指责高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之心。高将此信转交当局，结果欧阳修连坐范仲淹被贬。还有一些大臣也因为力救范仲淹而被贬，当时便有一些大臣将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人视为朋党。后来仁宗时范仲淹与欧阳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为了辩论这种言论也为了为自己辩护，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就在庆历四年(1044)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叫《朋党论》，给夏竦等人以坚决的回击。《朋党论》这篇著名的政沦文，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同样是很有战斗意义的。
欧阳修幼年丧父，家境贫寒，苦读而中进士，后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朝廷要职，因弹劾政敌夏竦、吕夷简等人，曾遭遇政敌的朋友圈子的恶意攻击，被政敌指责为在朝廷拉帮结派搞朋党，因而也曾屡次被罢职贬官，可谓仕途多舛。欧阳修故而愤笔写就这篇雄文，算是对政敌的一种理论清算，也算是一吐胸中块垒。
这是一篇驳论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无党，小人有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关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 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朋党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土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朋党论》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是自古就有的，只希望吾君能辨识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是以理想目标相同结成朋党；小人与小人，以暂时利益一致结成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呵。
然而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小人所喜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货财。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伪的。等到他们见利而各自争先，或者到了无利可图而交情日益疏远的时候，却反而互相残害，即使对其兄弟亲戚也顾不得。所以臣认为小人无朋党，他们暂时为朋党，是虚伪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和节操。用它们来修养品德，则彼此目标相同又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用它们来效力国家，则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王的，只应该废退小人虚伪的朋党，而任用君子真正的朋党，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大治。
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党，君子则有八元和八恺共十六人为一朋党。舜辅佐尧，废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得以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之上，彼此递相称美，互相推举谦让，共二十二人为一朋党，舜一一任用他们，天下也得以大治。《尚书》上说：“纣有臣亿万，便有亿万条心；周有臣三千，却只是一条心。”纣的时候，亿万人心各不相同，可说是不成其为朋党了，然而纣却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却因此而振兴。东汉献帝时候，把天下所有名士都看成党人而予以囚禁，直到黄巾军起来，汉室大乱，这才悔悟，把党人都予释放，可是局面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晚年，又逐渐兴起朋党的说法，到昭宗时，把在朝名土都杀了，有的还被投到黄河里，说是“这些人自称清流，可以投他们到浊流里去（让他们变成浊流）”。然而唐朝也即随之灭亡了。
那些前代的君主，能让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的，莫过于纣；能禁止、断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莫过于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的，莫过于唐昭宗时代。然而都因此致乱而使他们亡国。而彼此称道赞美、推举谦让而自信不疑的，莫过于舜的二十二臣，舜也并不怀疑他们且都予以任用。然而后代的人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结成的朋党所欺骗，反倒称赞舜是聪明的圣人，因为他能辨识君子和小人呵。周武王时代，推举他的国里臣子三千人合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的，从人数之多与规模之大都莫过于周，可是周却因此而振兴，那是好人即使很多他们也总觉得不够的缘故呵。
唉，这些治乱兴亡的史迹，做君王的很可以引为鉴戒呢！
《朋党论》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 “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舜之时呢？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里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家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自己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朋党论》欧阳修雕塑《朋党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汉语言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
宋仁宗时，以范仲淹为首的欧阳修、尹洙、余靖等人推行改革新政，被政敌诬为“党人”、“仲淹朋党”。一个时期，“朋党”之论甚嚣尘上。当时“仲淹朋党”正遭贬谪，欧阳修写了《朋党论》送给仁宗赵祯。
撇开文章的语境限制不谈，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人，就他所能达到的那个“时代高度”而言，文章应该说写得简洁明快（全文约七百字），讲理从容，言辞犀利，立论无可动摇。这样的文章与当时“仲淹朋党”的政治风潮相表里，所以很快就在东京汴梁传抄开来。宋王朝整体来讲，言路较宽，仁宗赵祯又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天性仁厚的君主，也是一个他那时代少有的明白人。他最后还是起用了这一批“仲淹朋党”，这样，就为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嬴来了几十年的相对安宁。
若干年后，大清王朝的雍正皇帝读到了欧阳修的《朋党论》。这位暴虐的君主赫然震怒。他撰写了所谓《御制朋党论》，对欧阳修大加挞伐。雍正皇帝认为欧阳修此文破坏了天尊地卑的君臣之分，“不能与君同好恶。上下之情揆，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于是，他那没有任何权力制约的凶残天性在此也得到了宣泄，他声称：“假如欧阳修活在今天而发此言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朋党论》历朝历代，朝野上下不乏朋党。君子能结为朋党，小人也能结成朋党，不过君子之党兴国，小人之党误国甚而亡国罢了。“朋党”不仅是一个政治现象，也是一个历史现象。关于朋党，欧阳修作了这片论说文，同时也是一篇辩护文（见文章背景）。这是一篇奇文，文章之奇在于没有单纯的从歌颂君子之朋兴国、批判小人之朋的角度出发，而是着重从人君使人用人的角度出发作文。其说理之深，其用心之诚，实所共鉴。
中国文人的主流理想是“学而优则仕”，更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抱负，更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这是中国文化促成的一股巨大的洪流，欧阳修就是此洪流中人。参与政治运作、激扬政治热情成了他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这篇《朋党论》既是一篇政治上的辩护文，也是一篇伟大的文学作品。其不仅着眼于一时一地，而且是对当朝以后来的统治者的殷切劝谕。
文章用笔老道，笔锋犀利。开篇即提出朋党自古有之，重要的是人君能过识别是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朋的论点。不怪朋党，只提人君，可谓大识力，大笔力。继而又论证小人之朋是伪朋，君子之朋是真朋的论点，证毕又回到人君当退小人之朋用君子之朋这一总论点上来。然后联引数证，证明人君用好君子之朋能兴国，用小人之朋能误国甚至亡国的论点，为总论点服务。最后又规劝人君能够镜鉴古往今来兴亡治乱之史，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文章用笔流畅如行云流水，说理透彻令人醍醐灌顶。金圣叹批曰：“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非虚语也！
文忠公论朋党，是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背景下论述的，然而“朋党”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当代对当权者仍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和极大的警醒作用。望后来人能退小人之朋用君子之朋，不负文忠公之望，不负天下人之望。
[1] 大学语文 http://www.dyonline.org/dybbs/dispbbs.asp?BoardID=13&ID=1236[2] 中国文学网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164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