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是记叙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

《晏子春秋》共8卷，包括内篇6卷（谏上下、向上下、杂上下）不完全真实，外篇2卷，计215章，全部由短篇故

《晏子春秋》

事组成。全书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塑造了主人公晏婴和众多陪衬者的形象。这些故事虽不能完全作信史看待，但多数是有一定根据的，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书相互印证，作为反映春秋后期齐国社会历史风貌的史料。

《晏子春秋》一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自古以来颇多争论。有人认为此书是晏婴本人所撰。如《隋书·经籍志》就说：“《晏子春秋》七卷，齐大夫晏婴撰。”也有人认为是墨家后学所为。唐代柳宗元说：“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又有人怀疑是六朝后人伪造。清人管同说：“吾谓汉人所言《晏子春秋》不传久矣，世所有者，后人伪为者耳……其文浅薄过甚，其诸六朝后人为之者欤？”（《因寄轩文集》）对于以上的各种说法，今人大多不敢苟同。现在，一般的看法是，此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作者可能不止一人，而可能出自众手。

这部书多侧面地记叙了晏婴的言行和政治活动，突出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品格。70年代之间，国学大师吴则虞先生曾写过《晏子春秋集释》，认为《晏子春秋》的作者是淳于越。历史上《晏子春秋》的版本有如“四部丛刊”印本、铁剑铜琴楼藏本等。

晏婴是山东省高密市人。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家。以有政治远见和外交才能，作风朴素闻名诸侯。他爱国忧民，敢于直谏，在诸侯和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善于辞令，主张以礼治国，曾力谏齐景公轻赋省刑，汉代刘向《晏子春秋》叙录，曾把晏子和春秋初年的著名政治家管仲相提并论。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据说晏婴身材不高，其貌不扬。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辅政长达40余年。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孔丘曾赞曰：

晏子

“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现存晏婴墓在山东淄博齐都镇永顺村东南约350米。晏婴头脑机敏，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王。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

晏子，名婴，字平仲，齐国夷维（今山东省高密县）人，生年不可考，卒于公元前500年。他出身世家，年轻时就 从政。其父晏弱去世后，他继任齐卿，历仕灵、庄、景三朝，长达五十四年。这五十四年，正是齐国不断走向衰落的年代，国君平庸昏聩，骄奢淫逸，外有秦、楚之患，内有天怒人怨之忧。晏婴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力补天，力挽狂澜，“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使齐国在诸侯各国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他本人也成为齐国历史上与大政治家管仲并称的声誉。对于他的人品和政治才能，司马迁赞叹不已，表示“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晏子春秋》

对于《晏子春秋》的归类，即它所属的学派，过去和现在也有不同的看法。《汉书·艺文志》、《七略》等把它归入儒家，认为此书“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而柳宗元把它归入墨家，认为“宜列之墨家”。近人有人认为它亦墨亦儒，也有人认为它非墨非儒。我们认为非墨非儒的说法是比较接近于实际的。因为从《晏子春秋》的说法是比较接近于实际的。因为从《晏子春秋》所反映出来的内容看，它表现出来的近似于儒家学说的思想在孔子之前，自然就不能把它划入到后起的儒家学派中去，不然，晏子就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了。它表现出来的近似于墨家思想的尚俭观点与墨家尚俭的目的、作用也迥然不同，因此也不能把它归入到墨家学派去。我们只能说，《晏子春秋》就是《晏子春秋》，它没有独立、系统的思想体系，但却有其自身的特点。

 

《晏子春秋》所表现出来的最可贵的思想是重民与爱民。《内篇问下》载：“晏子聘于吴，吴王曰：‘敢问长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对曰：‘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诛。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有司不侵，民和政平……”《内篇问下》载：“叔向问晏子曰：‘意执为高？行孰为厚？’对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又问曰：‘意孰为下？行孰为贱？’对曰：‘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这里，晏子明确地提出了“先民而后身”是国君“长保威强勿失”的根本保证之一，又把“爱民”看作是最崇高的思想。晏子的这种重民、爱民的思想跟后来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民本思想非常接近。

从重民和爱民出发，晏子主张节俭，反对向人民横征暴敛，反对大兴土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晏子多次批评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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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公“使民若不胜，藉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问上》）。“兴事无已，赋敛无厌，使民如将不胜，万怼怨”（《外上》）。强调要“俭于藉敛，节于货财，作工不历时，使民不尽力，百官节适，关市省征，山林陂泽，不专其利，领民治国，勿使烦乱，知其贫富，勿使冻馁”（《问上》）。当齐景公看到有人冻死在路边而不闻不问时，晏子就劝谏道：“今君游于寒，途据四十里之民，殚财不足以奉敛，尽力不能周役，民氓饥寒冻馁，死胔相望，而君不问，失君道矣。”（《谏上》）

从重民、爱民的思想出发，晏子主张减轻刑罚，反对滥杀无辜。（《谏下》）中记载，齐景公在位时由于赋税繁重，讼事众多，被拘禁的人塞满了监狱。齐景公要晏子去管理监狱，晏子就借机劝谏齐景公，指出正是由于齐景公对百姓的横征暴敛，才使百姓“严听其狱，痛诛其罪。”晏子认为执政者应该“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穷。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罪”（《问上》）他明确提出了处罚的原则，就是“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即该判死刑的人肉刑代替，该受肉刑的以罚款代替，该罚款的就免除不罚，总而言之，就是罪减一等。晏子这样做，就是出于对人民的爱护。

在《晏子春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人才的重视和对谗佞的憎恶。《谏上》载：“景公信用谗佞，赏无功，罚不辜。晏子谏曰：‘臣闻明君望圣人而信其教，不闻听谗佞以诛赏。今与左右相说颂也，曰：比死者勉为乐乎！吾安能为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内宠之妾迫夺于国，外宠之臣矫夺于鄙，执法之吏并苛百姓。民愁苦约病，而奸驱尤佚，隐情奄恶，蔽谄其上，故虽有至大贤，岂能胜若谗哉？’”奉劝齐景公亲贤人，远小人，表示了晏子对人才的重视和对小人的反感。《问上》载：“景公问晏子曰：‘莅国治民，善为国家者何如？’晏子对曰：‘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举贤官能，则民与若矣。’”

《谏下》载有晏子与齐景公的一段对话：“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不祥也？’晏子对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从晏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举贤官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判断一个国君是否贤明的标准之一。所以，对贤人要做到知之、用之、任之，否则便是国家的不祥。不仅如此，晏子还总结出一系列考察人才的具体方法，那就是“举之以语，考之以事”、“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不为，富则视其所分，贫则视其所不取”（《问上》）。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晏子清醒地认识到了人各有专才，不能求全责备。

他说：“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责焉无己，智者有不能给。”“故明王之任人，谄谀不迩乎左右，阿党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问上》）在认识到人各有专长的基础上，任用人的时候，就要用其所长，回避其短，扬长避短，这才能人尽其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这样，晏子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人才的作用和地位、怎样选才、如何任用人才的一系列理论与主张，可以认为，晏子是我国较早提出系统的人才观的政治家。

在《晏子春秋》中，晏子的节俭观念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晏子认为，节俭是一个贤人的基本品质，所以，他对那些富贵骄奢，铺张浪费的人或行为从心底里抱有一种反感。他曾对齐景公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多次的批评。他自己则从节俭要求和约束自己。齐景公多次要给他调整住宅，还趁他出使在外替他建了一座新宅，他都坚决辞谢了。当齐景公赏赐他车马时，他说：“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杂下》）这就是说，他要以节俭作表率，以防百姓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败坏。

《晏子春秋》还十分突出地表现了晏子对礼的重视。他说：“礼者，所以御民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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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也！”把礼看作是治国的根本，统治百姓的工具，可见礼在晏子心目中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晏子与后来的孔子是很有相似之处的。正因为如此，晏子对无礼或不合礼的行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内谏》）载：“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无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礼不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群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

故《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晏子认为，礼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准。没有礼，人就成了禽兽。作为一国之君，如果带头不讲礼，国家根本就会动摇。 《外篇》中载有晏子的另外一番话，内容与上面一段话类似：“今齐国五尺之童子，力皆过婴，又能胜君，然而不敢乱者，畏礼也。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夫麋鹿维无礼，故父子同。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婴闻之，人君无礼，无以临其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必凶；史弟无礼，不能久同。’”

晏子春秋》不仅鲜明地表现了晏子光辉思想，而且也记载了许多表现晏子优良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故事。节俭是《晏子春秋》中重点突出的晏子的品质，这一点，上文已有所交代。此不赘言。另外如退思补过、待人宽以约、责人重以周、谦虚谨慎等美德，书中都作了大力宣扬。 《内篇杂下》记载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景公有爱女，请嫁于晏子，公乃往燕晏子之家。饮酒酣，公见其妻曰：‘此子之内子耶？’晏子对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恶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请以满夫子之宫。’晏子违席而对曰：‘乃此则老且恶，婴与之居故矣，故及其少且姣也。且人固以壮托乎老，姣托乎恶；彼尝托，而婴受之矣。君虽有赐，可以使婴倍其托乎？’再拜而辞。”齐景公看到晏子的妻子老而丑，想把年轻漂亮的女儿嫁给晏子，晏子严辞拒绝了。晏子的这种糟糠之妻不下堂，坚守爱情，不背叛老妻的行为与品德，不仅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殊为难得，就是在今天，也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品格。

从《晏子春秋》的内容来看，编者或作者似乎有意突出晏子光辉的一面，极力塑造晏子的正面形象，由此也可以推断，此书的编者或作者肯定是一个景仰晏子的人。

《晏子春秋》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它以人物为中心，一事一记，各事之间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形成一个一个的小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为了表现晏子的思想品德。全书可以说是晏子的言论及佚事汇编，统而观之，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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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是一部晏子传。

此书的第一个突出的文学特点是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例如《谏下》中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写的是齐国的三位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因事得罪了晏子，晏子就请求齐景公送两只桃子给他们。人多桃少，于是三人论功吃桃。公孙接、田开疆自叙功劳后，认为自己功劳最大，都各自拿走了一只桃子吃掉了。等到古冶子叙完功劳后，公孙接、田开疆都觉得自己的功劳不如他，但却都把桃子拿走吃了，觉得羞愧难当，于是举剑自杀。古冶子看到二人自杀了，自己也觉得内疚，于是也举剑自杀了。这件事在《晏子春秋》中写得很详细具体。事件的缘起、发展、高潮、结局都十分清楚，富有戏剧性。又如《谏下》中的另一件事：齐景公的宠妾婴子死了，齐景公很伤心，不吃不喝，大臣们极力劝慰，但都无济于事。

晏子知道这件事后，就对齐景公说，有一位术士能起死回生。齐景公大喜。晏子就让齐景公到别处去沐浴斋戒。 等到齐景公走后，晏子就让人把婴子的尸体装入棺材中埋葬了，然后对齐景公说，术士对婴子已无能为力，现已把她装进棺材中埋葬了。齐景公听了，无可奈何。这件事也写得十分生动曲折，妙趣横生。这一类的故事在《晏子春秋》中占了相当的比重。《晏子春秋》的另一个突出的文学特点是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性格、个性鲜明突出。如上所述，《晏子春秋》的编者或作者是要塑造晏子的正面形象，而且尽量把他塑造得有血有肉，具体可感，因此，运用了细节描写、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对比等手法来突出晏子的形象。在《晏子春秋》中，晏子不仅是仁人，也是智者，不仅思想道德崇高，堪称表率，而且具有鲜明的个性。

在《谏上》、《谏下》中，我们看到了晏子的政治家品格：目光远大，深思熟虑，具有深厚的政治素养，敢于直言劝谏。在其他篇章中，晏子则是以另外一种形象鲜明地凸现在我们面前的。例如《杂下》所载的“晏子使楚”的故事：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子何为使乎？”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婴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身材矮小的晏子面对着楚王的挑衅，从容应付，临事不乱。不仅没有让楚王占到半点便宜，而且给了有力的回击，让楚王陷入难堪。这则故事充分表现了晏子灵活机智、反应敏捷的特点，同时又表现了他不辱使命，善于应对的外交家才能。《杂下》中有一则记载：“梁丘据谓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婴闻之，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胡）难及也？’”这一段对话则又表现了晏子坦诚、谦虚的态度。《谏上》中的一段记载更为生动：齐景公与晏子、艾孔、梁丘据同游牛山，齐景公想到人总是要死的，不禁悲从中来，泪流满面。艾孔、梁丘据也跟着哭起来，只有晏子在一旁冷笑。齐景公问他为何而笑。晏子

《晏子春秋》

说，如果人不会死，就不会轮到你齐景公做国君了，正因为人会死，所以才轮到你。而轮到你时，你就想长生不老，可见你是不仁之人。今“不仁之君见一，谄谀之臣见二，此臣之所以独窃笑也。”故事中写了四个人，一笑三哭，笑中可见晏子的正直不阿，哭中可见齐景公的贪婪，艾孔、梁丘据的谄谀拍马。人物特点、人物性格，以及人物表情跃然纸上。

除了以上两个突出的特点外，《晏子春秋》还具有语言明白晓畅，手法多以白描为主的特点。书中除了个别的篇章有一些铺排、夸张的描写，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朴实简语的叙述、描写和对话。语言重在简洁、明白、传神，不太在乎辞藻。从上文所举的众多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特点。此外，《晏子春秋》中的许多语言，特别是晏子所说的话，不仅朴实简洁，而且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如“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等等。

《晏子春秋》由于其思想非儒非道，所以，自古以来不太被人重视。但是，深入其中，细心阅读，就会有不少收获。此书因不是秦人所作，在秦始皇看来当然是离经叛道之作，所以也在禁毁之列。

《晏子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种历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书中记载了很多晏婴劝告君主勤政，不要贪图享乐，以及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纳谏的事例，成为后世人学习的榜样。晏婴自身也是非常节俭，备受后世统治者崇敬。书中有很多生动的情节，表现出晏婴的聪明和机敏，如“晏子使楚”等就在民间广泛流传。通过具体事例，书中 还论证了“和”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的附和是“同”，应该批评。而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这种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一大亮点。

《晏子春秋》经过刘向的整理，共有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注释书籍有清末苏舆的《晏子春秋校注》、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近代有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参考价值较高。其中《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的《橘逾淮为枳》，更被传为经典。

 

《晏子春秋》是记录齐国贤相晏子言行的一部典籍，其性质在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从它的史学性方面进行相关的研究，探讨它的史学价值，以期对先秦的史料学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晏子春秋》的性质为史传文学。史传文学与史学著作、文学著作既有差异，又存在着共同点。此书名为“春秋”，从形式上看是一部史书。而且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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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也符合一般史书的共同特征:真实地刻画晏子成就卓越的一生，展示了晏子经邦济世的宏伟抱负，书中具有明显的“劝惩”倾向，“论赞”是作者情感倾向的主要表达方式。

作为史书的《晏子春秋》，同时又具有传记文学的特征：具有强烈的传人意识和较高的传人艺术，对以后传记文学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总之，《晏子春秋》是一部史传体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史学性。着重探讨了此书的史体价值和史料价值。关于《晏子春秋》的史体价值，主要表现在它在体例的创造上对《史记》的影响。此书以专著的形式集中写一个人的体例,给司马迁创立人物传记以某种启迪;以一人为主兼及他人的写作方法,对司马迁创立合传、附传等以颇多启发。司马迁吸取了《晏子春秋》刻画人物的长处，同时又克服了它的某些不足，创造了按时间先后顺序首尾完整地叙写历史人物一生经历的。

《春明外史》	《不幸的她》
《北雁南飞》	《太平花》
《杨柳青青》	《傲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