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经世文编》
明代晚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明王朝的统治﹐日益陷入严重的危机。但是﹐由于明朝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锢蔽和腐蚀﹐以及王阳明(1472～1528) 理学末流的影响﹐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醉心利禄﹐或者空谈心性﹐对现实问题漠不关心﹐甚至对探讨现实问题采取鄙视的态度。这种风气日益引起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的不满。正是为了纠正这种风气﹐寻求解决当时危机的出路﹐各种经世文类书纷纷出现﹐较为重要的有﹕冯琦的《经济类编》﹑冯应京的《经济应用编》﹑黄训的《明臣经济录》﹑陈其愫的《明经济文辑》﹑朱健和朱徽的《古今治平略》等。在这些经世文类书中﹐《明经世文编》是规模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一种。
此书以人为纲﹐以年代先后为次﹐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与经济有关的有理财﹑赋税﹑农政﹑屯田﹑漕运﹑仓储﹑水利﹑救荒﹑户政﹑商税﹑盐课﹑茶课﹑钱币﹑市舶﹑矿政等。这些论文对于时政的批评多能切中要害﹐而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的是因袭前人的陈说﹐有的则有一定的创见。
理财 思想家们多坚持量入为出原则﹐强调撙节财用﹐认为理财之要﹐在开源节流。他们不赞同用搜刮民财的办法来充实府库﹐指出“在官之财不足固为可虑﹐然不若在民之财不足可虑之甚也。盖民财不足事势穷极﹐盗贼必起﹐此盖宗社之懮”(何瑭﹕《民财空虚之弊议》)﹐表现了对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深切懮虑。
赋税 当时争论得比较多的是赋税制度。有的思想家主张以田定税。正统年间周忱(1381～1453)即在苏州﹑松江地方实行“一切差银﹐不分有无役占﹐随田征收”。丘浚﹑桂萼﹑庞占鹏都是这种税制的拥护者。后来发展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但王鏊﹑何瑭(1474～1543)﹑葛守礼﹑张栋等人则对此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一律以田定税﹐而不问资产多寡﹐“工商之家及放债居积者皆不及矣”(何瑭﹕《均徭私议》)﹐其后果只会促使人民“务逐末而不务力田”(王鏊﹕《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
农政 思想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力农为本。面对土地兼并严重的局面﹐有人主张复井田﹐认为“井田之废﹐乱之所生也﹔欲行仁义者﹐必自井田始”(方孝孺﹕《与友人论井田》)﹔有人认为井田已不可复﹐但对于少数人占有大量土地的状况又不可不予以适当限制﹔也有人认为“贫富有定分”﹐“各得其分愿”就是“均”(王廷相﹕《与开封赵二守书》)﹐反对抑制土地兼并。
屯田 为了振兴屯田﹐思想家们都主张抛荒屯田﹐不拘军民僧道之家﹐听其各择所便﹐给帖承种﹐并予缓征租税的优待。到明代后期﹐更有人主张辽东边境地区的屯田﹐永不起种﹐以资鼓励。因为“有田则不患无兵﹐有兵则不患无食﹐有兵食则不患无用”(叶春及﹕《修军政》)。屯田是同保卫边疆有关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
漕运 丘浚﹑王宗沐﹑熊廷弼(1569～1625)诸人皆主张海运。王宗沐更主张海运漕粮船支许带南货﹐免抽其税。如此﹐京师“百货合凑﹐则物价稍宽﹐行户亦宽﹐自成富盛”(《海洋详考》)﹐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仓储 思想家们重视修常平﹐有的主张劝募富人入粟﹐以为籴本。
商税 不少思想家对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教条已有所动摇﹐“通商亦富国术”(倪岳﹕《会议》)﹐“商困﹐则物腾贵﹐而民困矣”(《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他们要求减轻商税﹐废除掠夺商人的和买制度。
盐课 思想家们对盐课的议论最多﹐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出盐地方﹐不分民丁灶户﹐皆许私煮。既已成盐﹐具数禀报﹐量为定价﹐官以现钱收买。灶户于正确之外﹐煎有余盐﹐量征十之二三﹐听令自行发卖﹐或转卖给小商贩贩卖﹐不予禁阻。灶丁所煮之盐﹐缴纳一定税银后﹐即听其与商人从便贸易。商人给引﹐下场买盐﹐官于要津照引而税﹐即许其运往各行盐地方发卖。这些意见表明﹐他们是主张放宽官府的控制﹐使盐的生产和贩卖具有更自由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性质。
钱币 思想家多主张铸钱废银﹐以钱为通货﹐但应铸足值大钱。有的主张“令官开局而民铸之”(杨成﹕《与谭二华大司马书》)。丘浚提出一个独特的币制改革方案﹕以银为上币﹐钱为中币﹐钞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有的思想家主张尽量扩大钱的使用范围﹐官吏俸禄﹑军民租税﹐“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钱”(王家屏﹕《答李近台抚台论铸钱》)。
至于水利﹑救荒﹑户政﹑市舶﹑矿政等方面的论文﹐指斥时弊者较多﹐建设性的意见较少。还有一些综合性论文﹐其涉及经济问题的观点﹐亦多见于上举分类论文。
这部书的编辑出版﹐不仅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挑战﹐对稍后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