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

1896年春，远在广东的康有为与在上海的黄遵宪积极筹划改报事宜。黄遵宪请来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反复磋商，决定用强学会上海分会的余款一千二百元和黄遵宪的捐款一千元、邹凌翰和捐款五百元作为《时务报》的开办经费。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为主笔，聘请张少塘为英文翻译。经过几个月积极筹备，《时务报》在1896年8月9日与读者见面。

《时务报》内页中的《目录》

1898年7月26日，清廷下谕，改《时务报》为官办报纸。并命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报务。为示区别，把报名改成《中外日报》。汪康年等人对此十分不满，于是带了时务报的主要人马去办了《昌言报》。1898年8月8日《时务报》终刊。

1897年3月，黄遵宪致函汪康年，再次提议汪康年改任董事，“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而要聘龙泽厚（康门弟子）或吴樵“总司一切”；同时建议让当时实际管理报馆庶务的汪诒年（汪康年之弟）专司校对；而对梁启超的同门麦孟华等则予以赞扬，并提议给梁启超加薪。此信一出，一时馆中大乱，吴德潇等人皆替汪康年抱屈，汪诒年则大嚷辞职。

黄遵宪力主设董事，本意是在报馆引入近代化的管理模式，其动机不可谓不善；“总理”和“主笔”的权力，也的确需要一个有力的机制来加以制衡。但汪康年对此无法理解：《时务报》是我费尽周折苦心创办的，现在你却要来“挠我权利”！再加上黄信中对汪梁截然不同的态度，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在汪康年看来，这是黄遵宪和梁启超联合起来排挤自己。而梁在后来写给汪的信中也提到“几疑弟穿为一气”。

实际上，梁与此事并非没有关联。1897年1月，他从广东回沪，由于有人在其耳边搬弄是非，对汪康年更为不满，在给黄遵宪写信时，忍不住“多说几句”。同时，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的确有让龙泽厚“入主报事”的想法。

所谓“举之入主报事”，也许有两种可能：一是梁确有打算让龙泽厚取汪康年而代之，使《时务报》馆完全置于康门的控制之下；二是“入主”只是一个笼统说法，梁只是打算让龙泽厚参与报馆管理，但并没有让他取代汪康年之意。但不管怎样，康门的结党色彩以及野心开始显露出来了。早在《时务报》创办之初，康有为就想要在报上采用“孔子纪年”，梁启超给他回信说，由于众人反对，自己“亦不复力争”；但他也表示，“此事惟公度（黄遵宪）一人全力举之，而公度于弟子以非常相待，此馆全权，时时可以在我。”可见从一开始，康梁就有把报馆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企图。

其实，当初让梁启超参与办报，便意味着汪康年与康有为一派合作。汪对此心知肚明同时也是心存疑虑。恰如其友叶瀚所说，将来“局势一成，又将交排”。这才有在刚开办时，大张旗鼓“改章公举，一以洽众志，一以免中变”之举，不料仍是难免。

此时的《时务报》馆里，康门势力渐厚，麦孟华、欧榘甲、韩昙首、龙泽厚以及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学生梁作霖等，已先后由梁启超引入。汪康年也不甘示弱，让胞弟汪诒年管理报馆庶务，并牢牢掌握行政大权。就这样，各自引入同乡、亲友以维持双方的平衡，但同时又强化了对抗。

1897年初，章炳麟应汪康年之邀抵沪，担任《时务报》馆主笔。作为汪康年同乡的章炳麟，与康派在学术上本就不是一路，“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既然如此，加上他的个性，冲突只是迟早。果不其然，不久章炳麟“以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康门弟子闻讯前来与他争辩，甚至发生斗殴。事后章炳麟退出报馆，外间《时务报》“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的流言蜂起，报馆中本来似隐似露的浙、粤地方界线，因此而显明，无疑增添了彼此的戒心。不仅如此，此事在汪康年脑中又凸现了康梁一派的霸道和“党同伐异”，进一步导致他对“康学”及其弟子的反感。

汪康年等人曾对梁启超论说的进行干涉，即汪诒年不肯印发梁启超为扶持《知新报》所作的《说群自序》，缘由是不让“康”字出现在报中，梁启超对此愤愤不平、大加驳斥。

汪康年之所以不愿让“康”字出现在报中，这一方面是出于避触时忌、维护报馆的考虑；另一方面，他对康有为确有微词，不排除双方因矛盾而意气用事的成分，但无论如何，与维新保守或者张之洞的关系不大。实际上，在办报的过程中，汪康年倒常常以“总理不能管主笔之事”为理由，顶住来自张之洞方面的压力。以致1897年底《时务报》刊登徐勤的《中国除害议》一文后，梁鼎芬责问汪康年：“徐文太悍直，诋南皮(张之洞)何以听之？弟不能无咎也。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又：“徐文专攻南皮，弟何以刻之？岂此亦无权耶？”这，至少在一定程度证明了张之洞并未能控制《时务报》。所谓汪康年是其代理人，也缺乏依据。汪康年当初要办报，张之洞就颇为不悦，他是希望汪康年继续随他到湖北，做他手下的教书匠。汪康年最后选择了报馆而非教馆，是违张之洞意愿而行，谈不上什么有意安插。

由于梁启超的坚持，《说群自序》最后虽仍旧刊出，但汪氏兄弟此时对康门不满已是不争事实。尽管两人后来有过长谈，并表示“自今日起誓灭意见”，但“离心力”既生，彼此关系的裂痕似乎已再难弥合。就连报馆的下人，也各自选定了自己的立场。

待到梁启超受黄遵宪之邀赴湘主持时务学堂，由于以往的“意见”，加上事务繁忙，梁启超对《时务报》的热情似大不如前，不仅难于按时寄送文章，且作文多敷衍（寄文三篇皆“序言”），汪康年一方自然不满，便也赌气把梁反复嘱托刊登的大同译书局“告白”和不缠足会《女学歌》一拖再拖。1898年2月，汪康年写信告诉梁启超，打算聘请郑孝胥担任总主笔，而只给他留下一个“正主笔”之名；梁启超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不久他就致信汪康年，发出了本文开篇提到的“有我无你”的“最后通牒”，“《时务报》的纷争”公开化。

通过上述的种种考索分析，廖梅先生做出如是的结论，即汪梁之争，其“导火线还是权力划分，目的是为了争夺报馆管理支配权。”在这样的矛盾中，又掺杂了汪康年与黄遵宪的不和、汪梁学术上的冲突，再加上书生意气作祟、地方派别的因素等等，最后导致了《时务报》同仁走向分裂。

《时务报》

(一)政治性强。大部分译文都间接与维新派要求变法的政论互为呼应，主要向国人揭示中国在强邻环视下的危急情况，激发国人的变法欲望。如《论日本国势》中“中日未战以前，知日本最深者，亦谓其自取灭亡。盖以华人身壮力强，地大物博，即使日本幸而小胜，终必为华所败。讵知日之败华，既速且准，无异乎昔时德之胜法也”(第1册)的言论对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盲目自大、不思进取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中国度支论》中借用外国人之口抨击中国度支弊政，揭露官员贪污公款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要求中国整顿度支。又如《天下四病人》（第14册）借用外国人之口谴责中国“官无韬略之志，民少勇敢之气，一旦强敌骤至，未有不弃甲而走矣”。这些无不与维新派要求变法的政治主张互为呼应。而《中国宜亟开民智论》（第43册）则直接表达了维新派开民智的心声。

(二)新闻性。《时务报》没设新闻栏，但其译报部分所刊登的内容与外报的时间差不多，一般在十天左右，个别时间差在一、二个月。所以译报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报道国际新闻的作用。

(三)知识性。在69期《时务报》的译报栏中，几乎每一期都有大量介绍西学新知的文章，主要是科技新发明、科学新发现以及社会科学原理介绍。这些知识性文章增加了《时务报》的可读性。

《时务报》

另外，《时务报》的报道还有明显的失实之处。如《意国需煤于日本》(第7册)“日本煤炭之输出于海外者，年有增加。率以亚细亚各地及北美为销路。顷者意大利商人，亦购煤于日本”，“日煤一入欧洲之市场，则日后之销路，自当益广矣”。日本缺煤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果说翻译者出现这种错误是由于地理知识缺乏的话，那么关于孙中山的一则报道错误则是翻译与编辑的疏忽大意所致。《某报馆访事与麦参赞问答节略》(第14册)最早记录了孙中山的“伦敦被难”一事，但在许多细节上有误。如称孙中山为“广东总督”，“精于歧黄，香港咸知其名”。此外，地名翻译水平也亟需提高。张元济就指出其译报“所译地名，每无一定之字，能熟外国地理者能有几人，似宜留意，乞裁酌”。

1、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2578
2、《时务报》之争为哪般？——中国新闻史上一则公案的再研究    杨娟
3、时务报》的译报工作初探   宋素红　
4、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人大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
5、胡道静：《戊戌政变五十年祭与中外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