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四篇》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
《旧文四篇》钱钟书
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的名士之家。父亲钱基博是当地的鸿儒。
1916年，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曾念《毛诗》，后来由伯父教导读书。读了《西游记》、《说唐》等古典小说。
1920年，入无锡东林小学。父亲为钱钟书改字“默存”，要他少说话。
1923年，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学作
钱钟书1925年，返家度暑假，方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大型古文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1927年，因桃坞中学停办，转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辅仁中学。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因才华出众，被吴宓先生看做人中之龙。
1932年春，结识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杨绛，常有诗文往来。
1933年，于清华大学毕业，为照顾身体欠佳的父亲，赴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同年，与杨绛订婚。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得以到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行前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
1937年，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后偕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
1938年秋，回国任教，被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外文系破格聘为教授。
1939年，因父亲需人照顾，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和《围城》的具体构思。
1941年暑假，由广西乘船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至1944年基本
《旧文四篇》1944—1946年，在上海写作《围城》。
1946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
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事宜。
1950年，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3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钱钟书辞去教务，任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负责《毛泽东选集》英译版的定稿工作。
1955—1957年，在郑振铎、何其芳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
1960年，与乔冠华、叶君健参与新成立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中断。
1966年，与杨绛同被树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经受了冲击。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成员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 。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次年7月，杨绛也来到干校，同负责信件收发工作的钱钟书常得会面。
1972年3月，由干校回京，潜心于《管锥编》的撰写、修改。
1975年前后，海外误传其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
1979—1980年，赴美国、日本等地访问、演讲，大受欢迎。
1982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1990年12月，黄蜀芹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观众中获得普遍好评，而钱钟书、杨绛在“幕后喝彩”（钱钟书语）。
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1993年，因健康原因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被聘为该院顾问。
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到医院祝贺他的88岁生日。
同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写道：“钱钟书先生的风范长存。钱钟书先生永垂不朽！”逝后，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不留骨灰，亲人将其深埋于北京郊区的大地。
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旧文四篇》一书，这是钱钟书先生从自己发表过
故居第一篇《中国诗和中国画》，澄清了中国文艺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旧诗和旧画有标准上的分歧。过去盛行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旧诗和中国旧画有同样的风格，表现同样的艺术境界，也就是说，中国旧诗和旧画同属于“南宗”。钱先生广征博引，令人信服地指明这种看法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中国画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最主要的流派自然是“南宗文人画”，其艺术理想是“简约”，以最省略的笔墨获取最深远的艺术效果，以减削迹象来增加意境。在旧诗流派中，与这种画风最相一致的是“神韵派”的诗风，南宗画创始人王维也就是神韵诗的大师。然而，神韵派在旧诗传统里并未象南宗画在旧画传统里那样占统治地位，旧诗传统是以杜甫为正宗、为代表的。王维坐着旧画传统里的第一把交椅，而杜甫坐着旧诗传统里的第一把交椅。所以，钱先生说，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有不同的标准，评画时赏识所谓“虚”以及相联系的风格，而评诗时却赏识“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我们知道，自古以来的文艺批评家都比较强调诗画的共同点，中外都是如此。莱辛的《拉奥孔》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的美学名著就在于它强调诗画的各自特点，辨清诗画的界限。当然，钱先生在本文中所要探讨的并不是诗画的界限问题，而是中国旧诗和旧画的鉴赏和评判问题，旨在揭示中国旧诗和旧画在批评标准上有分歧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钱先生的希望是，对于这个“批评史里的事实，首先需要承认，其次还等待着解释——真正的、不是装模作样的解释。”
第二篇是《读》。钱先生在文章开头指出，研究中国古代美学，不能只注意“名牌的理论著作”，“倒是诗、词、笔记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这是钱先生博览群书后得出的真切体会；他自己也是实践这个主张的，这从他写的包括本篇在内的各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象《拉奥孔》这样系统阐述诗画界限的理论著作，但《拉奥孔》的主要论点，我们的古人零零星星都表达过，钱先生从画论、笔记、绝句中为我们摘引了一些。这些精彩的例举表明，我国古代美学的库藏是十分丰富的，只是需要有眼力的人去发掘和整理。接下去，钱先生又以中外文学史上的创作经验证明诗歌的表现面要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一些，而莱辛所讲的“富于包孕的片刻”，虽然是专为造型艺术说法，但无意中也为文字艺术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这样，钱先生总结了许多为莱辛所忽视的文字艺术的表现面和表现法，补正了莱辛论点的欠缺之处。
第三篇《通感》，总结了中国诗文中的一种描写手法或修辞手法，
手迹第四篇《林纾的翻译》，对林纾在文学翻译方面的功过得失作了最透彻的分析评价。若要编写中国翻译文学史，钱先生的这篇文章属于必读书目。但是，钱先生这篇文章的意义远不止是对林译的评价问题，而是通过对林译的评价阐明一些翻译理论问题。钱先生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林纾翻译的小说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但今天读来仍然保持着一股经久不衰的魅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林译多少有点“化”的味道。这首先在于林纾本人文笔好，他译书用的文体是一种“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据钱先生判定，林纾的中文文笔要比他所译小说作者之一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其次在于林纾翻译态度郑重、热情，在翻译时竭力理解原作的含义和艺术性，“他和他翻译的东西关系亲密，甚至感情冲动得暂停那支落纸如飞的笔，腾出工夫来擦眼泪。”当然，这说的是林纾前期的翻译态度，林纾后期的译笔逐渐退步，因为“他对所译的作品不再欣赏，也不甚感兴趣，除非是博取稿费的兴趣。”钱先生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种种翻译道理是值得翻译工作者们细细玩味的。
中国文学 钱钟书文集 中华书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