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
《新女性》《新女性》是中国黑白故事影片。联华影业公司1934年摄制。影片通过女主人公韦明为争取婚姻自主、独立生活而终于被折磨致死的悲惨身世，生动地反映了在30年代的中国正直的知识妇女被迫害被污辱的命运，控诉了黑暗社会吃人的罪恶。《新女性》触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罪恶势力，黄色报纸、所谓的“新闻记者公会”大肆攻击，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新女性》事件”。饰演韦明的阮玲玉竟至在拍完这部影片不久自杀身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楚生和郑君里曾在60年代将影片重新剪辑并配音。这部影片是左翼电影运动兴起的三十年代里产生的一部优秀的妇女题材片。
《新女性》电影片名：《新女性》
影片类型：剧情片
国家/地区：中国
对白语言：汉语普通话
色彩：黑白
混音：蜡盘配音
时长：105分钟
制作公司：联华影业公司 Lianhua Film Company
年份：1934年
《新女性》导演 Director：蔡楚生 Chusheng Cai
编剧 Writer：孙师毅 Shiyi Sun
演员 Actor：
阮玲玉 Lingyu Ruan
郑君里 Junli Zheng
王乃东 Naidong Wang
汤天绣 Tianxiu Tang
摄影 Cinematography：周达明 Daming Zhou
《新女性》韦明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虽然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到了婚姻自由，嫁给了自己所爱的人，并且生有一个女儿，但是不久却被抛弃。韦明只得去做了音乐教师，被学校的校董王博士看中，但韦明对王博士不予理睬。韦明又和一个出版公司的编辑余海涛相识，韦明爱上了余海涛，但是她因自己以前痛苦的经历，又不愿同余海涛结婚。韦明的邻居，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李阿英逐渐地和韦明成了朋友。校董王博士为报复韦明，将她辞退，王博士又假惺惺地看望韦明，并以钻戒相诱惑，坚强的韦明拒绝了王博士的引诱。韦明的女儿患了肺炎，越来越重，韦明写小说但稿费不能预付。生活逼迫下，韦明只得做了“一夜的奴隶”，没料到嫖客竟是王博士。韦明一怒之下打了王博士一个耳光，跑了出来。韦明再也忍受不了这一切了，服毒自杀。新闻记者将韦明自杀的消息登在报上，余海涛带韦明在医院抢救，韦明稍稍清醒过来后，经过李阿英的启发，发出“我要活，我要报复”的呐喊。但是，医生再也不能将韦明抢救过来，她终于在悲愤中死去。
影片运用质朴的现实主义手法，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抨击恶势力之尖锐，曾引起反动的“新闻记者公会”的“抗议”和一些黄色报刊对编导和演员的人身攻击。 封建势力的束缚，纨绔子弟的玩弄，失业贫病的压力，暗娼鸨母的无耻，书店老板的唯利是图以及黄色小报的造谣勒索，这一切紧紧缠绕着韦明，最后吞噬了她。与韦明相对照，影片创造了李阿黄这个有觉悟的先进女工形像。通过她，否定了韦明消极抵抗的软弱性，批评了她自杀的抗议方式。影片最后，许多女工迎着朝霞踏着报纸上韦明的死讯前进的画面，表达了作者对妇女解放正确道路的认识。通过先进女工李阿英的形象，正面指出妇女解放斗争的正确道路。
影片基本上取材于1934年2月自杀的明星公司女演员艾霞的生平与遭遇。艾霞是个北平姑娘，因反对包办婚姻，愤而离家，一个人来到上海，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走上文艺之路。在她生活难以为继时，应朋友介绍，曾有求助于素不相识的蔡楚生。蔡楚生八她介绍给了“南国剧社”的田汉。艾霞多才多艺，还能写作，明星公司的《现代一女性》就是他自编自演的影片。可是这个很有前途、发愤自强的女性，却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于1934年拍完《现代一女性》之后服毒自杀。
阮玲玉妇女和爱情题材的影片在中国电影系谱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无声电影的早期（1905－1921）从简单纪录走向重现生活，开始引入叙事时，就拍摄了《难夫难妻》和《庄子试妻》（1913）这类最早的女性题材故事；探索时期（1922－1926）的中国电影热衷于描写男女之间感情纠葛和关系变化，至20年代中期取代社会片，成为占据当时电影创作主导地位的电影类型，影片有《劳工之爱情》、《爱情与黄金》等；而从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到1937年，中国电影处于发展成熟的时期，出现一段空前繁荣的局面，产生了一批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不同以往的优秀作品，妇女题材影片创作在本时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左翼和进步电影作品对妇女问题有相当的涉及，一批比之前更为纯粹的妇女题材影片创作取得了更高的成就。《新女性》是这一题材影片的代表作之一。
“新女性”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革命的具有悲怆意味的名词，负载着复杂的意识形态意义。渲染和表述“新女性”这一形象的电影在人文思想相对开放，多重思想意识互相碰撞的20世纪30年代大量涌现。《新女性》得以在当时轰动一时，进而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在于一是它的主题内容和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正迎合了当时之需；二是由于影片于公共空间内的重重影人事件带来的新闻效应所致。如今重新观看这部经典之作，不仅能够再发现其作为电影形式的纯粹的艺术精妙之处，而且在思想主题的接受上也能突破表面的情节传达，发掘和批判隐藏在影片内外的意识形态。
联华影业公司这部电影创作于1934年，由联华公司出品，导演蔡楚生，主演为阮玲玉、郑君里等。作为标志着蔡楚生电影事业迈向成熟的辉煌篇章，《新女性》这部影片可圈可点之处实在不少。该片上映时有插曲而无对白，可以看作是中国电影由无声通往有声的过渡桥梁。影片中，阮玲玉的表演也可谓入味三分，哀艳绝伦。《新女性》在创作上的有三点特色。
一、叙事流畅
《新女性》最大的特色便在于它在叙事上的流畅。而这从来都是蔡楚生电影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青年女性韦明，出生于封建的书香门第。她不仅面容姣好，身段妖娆，更是多才多艺，有知识有文化。韦明为了追求自由恋爱，脱离家庭，与恋人离家私自生下一女。但不久后韦明却遭遗弃，只得只身来到上海，在一所私立学校里做了音乐老师。容貌出众的韦明不幸被学校里的董事王博士看中，但面对王的猛烈追求，韦却不予理睬。工作之余，韦常向报社投稿，认识并喜欢上了编辑余海涛。鉴于从前的痛苦经历，韦从未向余道出真情。韦的邻居李阿英是一个进步的女青年，在相处之中同韦交上了好朋友。王博士为了报复韦，设局将韦辞退，之后便可假惺惺地关照韦，但韦不为所动，拒绝了王。祸不单行，韦与幼女重逢后不久，女儿患上了肺炎，急需治疗。为生活所迫，为只得听从房东的安排做“一夜的奴隶”。没料到嫖客居然是王，韦一气之下掴了王一耳光，冲了出来。眼睁睁见着女儿在自己的怀里断气，为再也无法忍耐，在悲痛之中服毒自杀。还好余刚好赶到，将韦送往医院抢救。韦稍稍清醒之后，经过李的启发，发出了“我要活，我要活”的时代强音。但是，医生也无力回天，最终韦在悲愤中香销玉损。
不少人在观赏影片时跟随故事情节一起，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揪心哭泣。电影让他们恨坏人，爱好人，同情主人公的遭遇和命运。这部影片之所以对观众有莫大的感染力，除了引人入胜的剧本之外，更在于导演在叙事流畅上下的苦工。不仅场景与场景之间的蒙太奇用得十分顺畅，就连单个的场景也是费尽心思。由此，影片在叙事上呈现出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时空转换地丝毫不留痕迹的美感。导演蔡楚生巧妙地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用交叉叙事和对比叙事相结合的形式，在同一时间下转换空间，从而步步展开情节。
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影片在叙述韦明与身边的人物——王博士、李阿英、于海涛——的关系时所运用的蒙太奇。韦明在电车上遇到于海涛和分别多年的同窗王夫人之后，便一同前往自己的寓所叙旧。也就是在韦明与王夫人闲聊的时候，王夫人的丈夫王博士开始了梳妆打扮预备同韦约会。其中场景的转换与衔接处理得都相当自然。之后，韦对王的软硬兼施无可奈何，只好与他同往歌舞厅。与此同时，工会的李阿英正在工人文化补习班给工人教课。于是，镜头在这两个场景中来回切换，很好的将韦的堕落与李的进步相对比。
同样，这种手法还出现在影片结尾部分。绝望的韦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愤而服安眠药自尽。经抢救之后，暂时脱离危险。与此同时，卑劣的王博士羞辱韦明反遭韦怒掴一耳光之后，想出了更加恶毒的办法来报复。他勾结无耻的报社记者，歪曲事实，把韦描述成私生活混乱不堪的女人，并以此作为韦的自杀原因报道了出来。这一过程中，镜头反复在医院与餐厅之间切换，将在苦难中奋力挣扎的韦与可耻的王进行比较，对比愈加明显。
二、画面细腻
在电影语言上，影片的另一大特点便是细腻。导演蔡楚生十分注重镜头拍摄和组接对内容表达的清晰和准确，以及画面视觉上的明丽、优美。这些都可以从一些细节处理上具体地体现出来。
当韦明靠窗坐在汽车里，想起与前夫相爱相离的回忆。于是，当年场景的一幕幕映在车窗上，形成当下与往事的联构。不用过多的笔墨渲染，往昔的故事自然而然地交代清楚，并且显得形式新颖。
韦明从歌舞厅回来，在弄堂口遇上教完夜课的李阿英。镜头里，从韦明身旁走过去的李阿英的影子越拉越大，以致形成一个巨人，由此也意味深长地蕴含对新女性的赞美。
为拯救病危的女儿，只得听从“拉皮条”房东的安排，去当“一夜的奴隶”。当韦梳妆打扮好之后，她久久地凝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在这个场景中，导演给了几个特写，重点突出韦在此刻的无奈，同时也映衬了现实的黑暗和女性独立之不易。韦走出房间后，一度十分犹疑。而房东受暴利的驱使，假惺惺地安慰着韦。此时镜头在丑恶的房东奸笑的脸部特写与韦悲痛不已的面部特写之间切换，再一次形成对比。在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向金钱出卖灵魂的这类角色的丑态之余，更加勾起关者对主人公的同情。
韦明拼死不从，夺门而出之后，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落下来，她挣扎而起，奔出门外，坐上一辆黄包车回家。这时出现一个特写镜头：在豪华旅馆摇曳不定的灯光照射下，显出韦明切齿痛恨、悲愤难抑的脸和颤抖着的身躯。可以想见，此时的韦是何等的悲痛。回到家中，余海涛去筹借抢救孩子的医药费尚未归来，孩子已经奄奄一息。韦明抱着孩子，内心如焚，她贴紧女儿的脸，万念俱灰。此时，导演再一次用大特写镜头来表现韦的内心写照，深刻而动人。韦贴着孩子的脸，断断续续地说道：“孩子，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你去了！妈妈也就跟你来了！”孩子死后，韦明的姐姐哭得死去活来，而韦却异常地平静。这里的对比也是通过镜头切换与特写表现出来的。当韦一片一片地慢慢吞进安眠药，导演再一次不吝惜大量使用特写镜头。对人生的绝望，与外在的镇静取得了相辅相成的效果。丰富的内心活动凝结在心如死灰的神情之中，正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只有她的那双眼睛，怔怔地望着人世的彼岸，绝望、无告、悲哀、愤怒从她的眼中快速闪过，最后归于平静。连对人生的最后一点依恋也没有了，也就只剩下虚无和冷漠。
三、夸张表现
影片另一大特色便是夸张。影片活生生地牵动着观众的神经，让观众的感情跟着影片的情节一道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夸张的表现形式。且不谈演员生动又略显夸张的表演，在镜头蒙太奇的使用上也是极尽夸张的表现手法。
让人映像最为深刻的是韦明在死之前喊出的那句“我要活，我要活”。导演对韦明寻死是怀有批判态度的，便可从此处的呐喊看出来。韦明本是省悟了的，她是愤怒着喊出这句话的。韦明的呐喊并未挽救自己的生命，但在此刻，生命早已显得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她所喊出的这句话本身。可以看出，这句话并非是单纯的、发自韦明的呐喊，它更是影片对这残酷歪斜的社会最真切的控诉，也是替处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同胞们发出的对真正的新女性的呼唤。
在这部影片的前半部片子中，韦对余海涛的细腻、复杂和感情的克制也表现地十分夸张。当余来到韦的住所商量长篇小说出版的事宜。余一本正经地谈论着出版事宜，可韦却心里寻思着和余要好的事。这里，无论导演有意无意，结果的确如此。或许有人认为此处是由于阮玲玉理性多于直觉的错误表演，此举也歪打正着。由此，它为这部沉重的影片平添几分幽默之趣。
相似的场景同样发生在韦的处所里。当经常对韦胡吹乱捧的报纸记者来到韦的房间拿她的照片，见她此时落难，也动了无耻的念头。他正对着镜子整理着装，想象着同韦要好的情景，不仅夸张，更是有点搞笑之嫌。然而无伤大雅，这种程度的幽默正是观众所喜爱的。
在刻画劳动女性李阿英时，影片便更显夸张了。当韦悲愤地跑回寓所，王博士也紧跟而来。王本想再一次羞辱韦，却在争执之中被李打得抱头仓皇而逃。这里的叙述节奏都是轻快的，这也是在影片表现手法上的夸张表现。看着李轻轻松松地将王推个人仰马翻，观众也深感痛快。
四、戏剧化情节
在情节内容上《新女性》继承了中国传统戏剧的矛盾迭起的特点，体现了现代中国电影丰富修辞、夸张表演和强调道德的通俗剧传统。这一传统的剧情目的和效果在当时必然是明显的，它试图把一群期待鲜明的是非判断的观众，带入到发生在日常生活的表层之下的善恶冲突中去。当时作为主流的左翼评论话语，把焦点都集中在了这一饱含革命训诫意味的情节上，似乎妇女爱情体裁影片的价值就在于这样的情节属性，他们默然对待影片的形式风格问题，甚至把重视电影语言形式的评论视为反动言论。然而时隔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再看《新女性》，那种表面的情节迭起和道德强调却远不及现代性的电影语言修辞更令人折服。一向强调电影创作技巧的《新女性》的导演蔡楚生，在电影形式与风格的各个层面上尝试了多种现代性的技巧应用，构筑了流畅简练的叙事风格和一个个充满隐喻的画面，而且，较为平衡地考量电影的情节内容与艺术形式两个层面，也更有利于看清语言形成与其背后意识的深层关系。
如果以为这是部单纯的赞美新女性的影片，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这部影片所揭露了的社会黑暗视野十分之广阔。不仅入骨三分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的荒淫无耻和阴险卑劣，而且揭露过去极少涉及的新闻界、教育界、出版界的黑暗和腐败，此外对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更加是充满悲悯与同情。
在极具创作特色的表现下，人们认识到了导演等创作人员的思想境界之高。揭黑不在话下，而且暗示着人们应该向工人阶层学习，面对惨淡的人生，要克服软弱，坚强地活下去。
演员郑君里 《新女性》作为一部经典的女性题材电影，同时作为一部左翼进步电影的代表作，它的表述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女性内里的实质？建构了一个怎样的女性表述？
当时在影片上映后，作为主流的左翼评论话语完全忽视了对影片手法与风格的发掘与探讨，而将眼光全部聚焦在“谁是新女性”的问题上，答案也大多选择了符合左翼精神的女典范李阿英。可是今天的观众在接受影片里的女性形象群时，会生发出很多不同当初的感受。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李阿英是蔡楚生导演暗中指涉的“新女性”代言人，但是片中对这个人物的刻画着力不深，甚至略显滑稽。例如，片中的李阿英不修边幅，力大无比，不仅能轻松的拦腰抱起昏厥的韦明，而且还能与王博士挥拳相向，击退对方。她生理上和气质上的女性特征都被掩盖起来，被塑造成一个“政治正确”，但无血无肉的男性化的女性形象。难道当时有觉悟的女性们若想当“新女性”，都非得先把自己弄成男人吗？还有王博士的妻子张秀真，奢侈娇纵、一味充当上流女子；女校长虚伪势利，任王博士摆布，辞退韦明；老鸨母奸诈虚伪，与流氓勾结诱劝韦明出卖身体；韦明的姐姐毫无生计能力，只于家庭关系的范畴里存在，片中除了韦明以外的所有女性角色，都是各式单薄的典型的形象，作用似乎只在于反衬并非“新女性”的韦明形象的复杂性。这样的形象塑造怕是无法说服观众。
在戏内，男性编导者与摄影师们构建着对所谓“新女性”和众女性的表述，戏外，代表“男权”意识形态的左翼话语也排他性地巩固着对理想的新型政治女性的建构。正是这些男性话语与权力在与电影所处时代的现代女性经验对话，使用他们看待现代女性的方式和假想，直接构建着当时都会公共空间内的“女性论述”。导演蔡楚生特意邀请一位体育运动员来扮演的极端男性化的“新女性”李阿英；左翼话语对韦明这一剧中唯一稍显复杂的角色的评论，不在于人物的复杂冲突，而只一味批评她之所以不够“新女性”在于她的恋爱之上和自杀的人生选择。他们对韦明的扮演者，阮玲玉的评述，也延用了同样的策略，并不在意还原女性的真实面貌。对人对戏，他们都从各个角度在建构一种新的人物典型、一种新的统一的意识形态。例如，当年多少所谓文人志士仅仅看到阮玲玉世纪遗书中的“人言可畏”字样，便写下一篇篇的声讨文字，将女性之死亡归罪于他们早已深感不满的方方面面。而随着时间和科技手段的进步，如今已经提出新的说法：“人言可畏”的字样的遗书其实是阮玲玉后来的情人唐季珊为了使自己免受谴责，把原版遗书交给赛珍珠的妹妹修改过的版本，“人言可畏”字样也是后来加上去的。而原版遗书的首句内容说的是阮玲玉责备唐季珊对自己频频施暴，若不是遭他暴打，自己也绝对不会被逼到自杀的道路上去。建筑在以“人言可畏”为基调的赝品遗书上的那些慷慨文字与言论，在这一实事面前多多少少落入了尴尬的境地，哪怕是一点点真实的被还原，都能撼动那些似模似样的建构话语。
又有多少观众（不仅指看电影的观众，还包括所有关注这一电影和电影背后事件的社会人群）能够依靠电影真正认识到现代性都市女性的出路，成为“新女性”？有多少观众着力于寻找戏内外女性的真切表述？一代代观众的观看，大都是在左翼的政治论述与戏内外的女性行为操演之间的矛盾中游荡着，从戏内延展至戏外，很快变成一种窥视，将女演员从影片里的戏剧演员变为成为公共空间里的社会演员，参与建构了一组“文化表演”。《新女性》本来就是导演蔡楚生针对另一位女演员，也是他的好友艾霞在1934年自杀的悲剧而做的电影，这就赋予了《新女性》这部电影先天的“社会娱乐性”。阮玲玉先是在银幕上演出艾霞的遭遇，接着她像是重复电影情节般的传奇自杀，她们在现实中的死亡表述从一开始就模糊了现实与艺术、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为不同时代的大众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观看与幻想的舞台，一种参与建构的可能。观众将阮玲玉看成、说成是新女性，或者说当作是有可能成为新女性的现代都市女性的代表，但却忽略她的自身作为女性的情欲表述，只把她作为他人论述的投射对象。1935年阮玲玉的葬礼上，灵堂里摆设的阮玲玉的临终照片竟是那张她在《新女性》里反复出现的剧照，阮玲玉的死亡仿佛又是一次对银幕表演的复制。人们在观看时把角色与演员的叠加，把电光幻影与现实生活的叠加，重建女明星的死亡表演，人们通过将电影空间扩展到都市公共空间，增强事件的娱乐性，一次次地满足着大众对于女性私隐的窥视癖。
“新女性”形象问题的提出与展示，纪录了中国早期电影中的一批妇女题材影片的发展轨迹，也成就了一批经典之作。我们今天通过对代表作《新女性》镜头内外影像的重读与剖析，批判性地揭示出当时电影里的女性形象群，实际都是在“他人”掌控下存在的一个个表意单位，她们之所以欠缺足够的饱满度和说服力，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左翼话语”，这一男性主导的他者话语的强大控制，使得无论是镜头内的女性人物形象，还是现实生活里的女演员，都丧失了完整与真实地表述自我的可能。左翼话语通过男性编剧、男性导演和男性评论者等的层层媒介，形成对观众解读，对镜头表达和对历史记忆的绝对控制，是他们在想象与表述一代“新女性”。戏中的“女性表述”与社会不同时期的女性形象、女性表述不断相互形构，彼此参照与对话，后来者应该敢于挑战惯性的历史记忆，打破不合理的文化建构，让真正的女性自觉意识，而不是表面上的妇女题材空想，在电影这个愈发重要的文化领域拥有一席之地。
导演蔡楚生1935年旧历新年（2月3日），电影《新女性》在上海金城剧院正式上映。时逢年节，又加上名导演蔡楚生、名影星阮玲玉的宣传，使该片还未上映就颇受瞩目。《新女性》上映后获得良好反响，但赵君豪、钱华、金华亭等记者观后认为，片中塑造的记者角色有侮辱记者形象之处，对此深感不满，遂联名向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提议，请求召集紧急会议，对该片侮辱记者一事商议应付办法。
《新女性》主要讲述了一位知识女性韦明遭遇婚姻失败后，期望依靠自身力量和女儿生活下去，最后却在感情波折、生活苦难和流言蜚语的打击下，走上自杀之途的悲剧故事。片中担任小角色的那名记者曾与韦明有私人嫌隙，在她被送入医院抢救期间，就迫不及待地将她服毒自杀的消息，当作“独家消息”发表在当天晚报上。韦明被抢救醒来后，看到晚报上造谣侮辱她的消息，由愤怒而觉醒，喊出“我要活，我要报复！”但最终仍含恨离开人世。影片通过韦明这个年轻女性的个人悲剧，对社会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也侧面表达出对当时新闻界部分记者的嘲讽和不满。因此，该片上映伊始就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新女性》中的那位记者到底被塑造成怎样的形象，以致引起赵君豪等记者如此不满呢？当时人对片中这位小报记者是这样描述的：《新女性》中的记者是一位学艺版（在上海说是“报屁股”）副刊编辑的记者，在整个新闻记者地位的比较上说，不过是很渺小的一员，在舞场里发散刊发着不忠实的伪报的新闻，得意忘形地喝着舞女所施舍的白开水，对于广告部和广告主的顾全，对于豪客的谄媚，对于投稿者的欺弄，采访新闻时的轻浮，可谓集中了流俗报道者的丑态。
这段话将一个媚俗、投机的记者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角色虽为虚构，但的确反映出生活中一部分记者的真实状态。《新女性》上映后，当时的影评主要就片中塑造的新女性形象及主要角色进行评价，或从人物特点、情节设计方面提出不同意见，对那位颇有寓意、扮演着不光采角色的记者则未曾涉及。
那么记者在一般人心目的形象到底如何呢？当时记者的社会地位已有所提高，但整体形象仍不如人意，甚至因一部分报人无视职业道德的行为，在普通人中有所谓“报人无好人”之说。记者给人造成的不良印象已非一日，《新女性》则是把这种看法通过一个小角色表现出来而已。但对部分记者而言，《新女性》中的记者形象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并认为是对全体记者的侮辱。
1935年2月9日，当上海市民们还沉浸在旧历年节的热闹气氛中时，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对赵君豪等记者提出的《新女性》侮辱记者的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最终决定向该片的制作公司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将该片侮辱记者各点予以剪去；第二，登报向全国新闻记者道歉；第三，保证以后不再有此等事件发生。上海新闻记者公会随后派出钱华、金华亭、蒋宗道等记者，与联华公司进行交涉。
阮玲主在影片中有出色表演，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的形象，以她良好的艺术修养和对生活的深刻感受，准确而真实地表现出人物的感情世界，显示出她至臻成熟的艺术才华。但在演完这部影片后，她也遭到社会恶势力的侮辱和迫害，演出了一场与韦明同样的悲剧。于1935“三八”节的早晨服毒自杀，以25岁的年华结束了她的一生。
[1] 豆瓣网 http://www.douban.com/review/1319381/
[2] 中山大学 http://genders.zsu.edu.cn/News/1003-Content-10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