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记》
《斯人记》
《斯人记》《斯人记》对北平士气，虽未完全描写出来，大概只有很少数是例外。大部分士子，只是捧戏子逛窑子酒食征逐。上焉者，也不过逛公园喝茶，弄弄风月文艺，而娼家和大鼓娘之类，却成了社会趣味的中心，在这一个角度去看政治，那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长篇小说《斯人记》以文人与女诗人仙由诗互倾，由诗相识的故事，根据“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意，描写北洋政府时期，所谓首善之区北京的“士”阶，“捧戏子，逛窑子，酒肉征逐”，“弄弄风月文艺”的颓废生活，一面是正直清仁，一面是荒淫奢侈，形成鲜明的对照。
张恨水，（1895～1967）现代作家。原名张心远，笔名愁花恨水生、恨水。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从小
张恨水1924年主编《世界晚报》副刊《夜光》，此后创作了大量社会言情小说。1935年举家迁至上海，编辑《立报》副刊《花果山》。次年往南京与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编辑副刊《南华经》。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重庆，任《新民报》主笔，并主编副刊，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写了许多小说和诗文。1946年任北平《新民报》总经理，编辑副刊《北海》。
1948年辞去《新民报》职务，结束了40年的新闻生涯。1949年初发表他的回忆自己生活和创作的《写作生涯口亿》。此后任文化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所写长篇小说《秋江》、《孔雀东南飞》、《凤求凰》等发表于香港、上海等地的报刊上。
《斯人记》写的是1932年春,小说先极力渲染他的穷愁潦倒，为了饥饿，他费尽心机，要去捡那掉在戏院地上一块面包，结果竟被狗一口叼走。然天无决人之路，同乡给他介绍了一份替工，于是偶遇检煤核的姑娘常小南正在挨打，便仗义相助，于是二人顺理成章的相识，然保暖思淫逸，洪竟生邪念，情势待急转时，小南项上的一枚象征佛徽章唤醒了洪的善良本性，他决心真心帮助常小南，不料常母虽穷却不是个善良谦恭之辈，面对洪所送的食物恨不
《斯人记》极力描写洪以自穷救人特穷之不易，恰恰是为下文写常母恩将仇报做一伏笔。洪渐渐真爱小南，为让她上工，洪不惜日夜拼命抄经，卖掉棉褥之后又预支一月工资以至又陷入冻饿之境地，不料事情向反面发展，小南洗净脸蛋穿上干净衣服，露出美人之貌，被柳三爷看中，引她加入了杨柳歌舞团。小南变成了漂亮小姐而冷落了洪，洪为了讨好小南，竟穿着湿衣服以骄阳作烘干机，匆匆赶去看她，结果昏倒在常家。于是另一个惊人的场面出现，常家母女因怕他死在自己家里受牵连，把他仍到大路上……洪大难不死恨意却难消，持刀去往常家寻仇，结果行凶未成反被寻捕抓入大牢，刀成了铁证。故事发展到此又一个急转，忘恩负义之小南；竟当堂作了伪证，声明刀乃是自己所买。洪正待谢美人之恩，才得知小南此举是为了让其父答应她嫁给杨柳歌舞团的乐师王孙的一个交换条件。洪方醒悟自己反帮了情敌的忙。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常士毅被同事拖去为上司的儿子四小爷约会舞女，偏又约了小南，在饭碗与志气中挣扎的他一步步陷入了拉皮条的境地，后小南自愿投入阔少怀抱，竟不忘提携洪士毅当上了厂长。
但她迫使洪为了这个厂长职务给自己端马桶……洪士毅在精神的压迫下终于认识到：忍耐退让是没有出路的；喊出了“你是一品大官，我是一品老百姓，其乃我何！”毅然辞了厂长之职。后来在抗日志士的感召下终于彻底摆脱懦夫立场，加入到抗日军队中，成了一名民族英雄，后与王孙相遇，王孙也已改邪归正，作了一名小学教师。二人共叹常小南逼迫之恩。故事一波三折，高潮迭起。洪士毅、小南、常母的个性，在情节发展中逐步丰满鲜活起来，又反过来促使故事按人物性格逻辑向前推进。
写于1925年的短篇小说《伤逝》与写于1932年至1934年的长篇小说《斯人记》同是描写个人与社会冲突的题材，但却有着同中有异的思想底蕴。《伤逝》中子君与涓生勇敢地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并且争得了婚姻自由。但是，黑暗中国的地基是难于安置一座子君所向往的“宁静和幸福”的小屋的，涓生失业了，在经济的重压下，他们爱情裂缝也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分手。子君与涓生的恋爱悲剧表明，任何离开群众的、集体的斗争，单凭个人主义的力量去争取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必然是要失败的；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等问题是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问题而单独解决的。如果社会不能解放，这些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即使暂时取得了，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也终于会失掉的。《伤逝》的思想底蕴是深
《斯人记》无论是《伤逝》中的子君、涓生，还是《斯人记》中的白桂英、王玉和，他们同属于“五四”时代（自由时代）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共同的一面就是受新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而软弱缺乏牺牲精神却是致命的弱点。鲁迅先生在二十年代能塑造这一类型的人物，足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概括力，虽然这类人物在张恨水先生的作品中出现的时间将近晚了七年，但《斯人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却更丰满，前者的人物性格趋于单一化，后者的人物性格却趋于复杂化。子君与涓生是“五四”时代两个徒有热情的新青年形象，子君在冲出封建牢宠的时候，的确表现出一个勇敢者的姿态。“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甚至对“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她却是大无畏的”，“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可是当她争得了婚姻自由以后，她却认为目的已达，可以拽着涓生的衣角走路，每日饲油鸡、喂阿随。在家务琐事中消磨生命，让所谓宁静和幸福的生活麻痹自己的翅子。
很显然，在黑暗的旧中国里，这仅仅是幻想。涓生失业了，子君立即显出她的软弱来了，在经济重压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也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她父亲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的环境中去了。从旧家庭冲出来，进入了新家庭，最后再回到旧家庭，这是子君的生活道路，也是子君的人生悲剧。涓生开始在反封建斗争中颇有影响力，他同子君“谈家庭专制，谈要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然而面对冷漠的现实，他“全身有些瑟缩”，同居生活使那份锐气逐渐消磨殆尽，尤其是失业的打击威胁，他软弱了，退却了，他觉悟到“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厌烦的情绪，恰好说明涓生没有力量去粉碎社会的更大压力，只是归咎于子君，归咎于有了一个家庭。急急忙忙地想“救出自己”。涓生是生活的失败者，不过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作者终究在涓生身上看到了更多的希望，让他在失败中清醒，让他去寻找新的生路。但新的生路在哪里呢?涓生还是迷悯的。
《满城风雨》是张恨水极为重要的一部作品，在他的创作经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同样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这回是抓住民生疾苦来写的，不象《春明外史》专注重于上层社会的私生活和道德败坏现象。这回是站在国家、民族、社会的立场上，因此它的是非分明，爱憎强烈，超过了《金粉世家》 。它是现实性压倒娱乐性的小说，在严肃性、思想性上都超过了《啼笑因缘》 。尽管它在艺术性上，不及《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但它无疑是一部跟上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与同时期改写的《太平花》相比，它的多角恋爱趣味性所占的比重更小，而揭露军阀和外寇的内容更多。《斯人记》描绘民众自发组成义勇军赶走外寇，光复县城，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和期望，它在现实主义深度上无疑大大超过了《太平花》所写的内战军阀停止阋墙，一致对外。象《满城风雨》这
《斯人记》在小说中，作者细腻地刻划了曾伯坚的软弱、虚荣而又不失有一定正义感的性格，描绘了他一步步堕落的过程和造成的悲剧。曾伯坚在许多时候只是作为一个现实的目击者出现的，作者通过他的遭遇表现了军阀混战残害人民的现实主义主题。 《斯人记》充分发挥了作者善于安排情节的特长，风波迭起，情节曲折。但它与作者同时期另外一些作品不同，它有着在二十年代北洋军阀混战时的现实体验，有着较坚实的生活基础。作者的出发点不在讲一个故事，故事只是手段，紧紧围绕着一个现实主义的主题，即对军阀和外寇的揭露。小说中的趣味线索是曾伯坚与淑芬姐妹的三角恋爱，它们在作品中只占极少量的篇幅，退居到极为次要的地位，对军阀和外寇的揭露占了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主宰了小说。因此，在《斯人记》》中，它的现实性完全压倒了娱乐性。但它以严肃的内容，独特的视角，客观的描绘，强烈的爱憎，生动地直接表现了这一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为我们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它理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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