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
作者:福泽谕吉(1834-1901年)
类型:社会科学论著
成书时间:1875年
福泽谕吉于1834年出生于中津藩的属城大阪。父亲是藩内的下级官吏,精通财务,并热心于汉学,有较高的经诗素养。这种家庭环境对福泽谕吉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父亲在福泽3岁时去世。之后,福泽一家便回到了中津。由于已经习惯了大阪的商业气息和生活习惯,福泽对城内的一切都感到非常陌生,并产生了很深的隔膜。同时,对于上级武士子弟们骄奢粗野的举止言谈也相当不屑。从那时起,福泽便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反叛的道路。
1854年,他20岁的时候,随兄长赴长崎学习。此后,他先后在大阪和江户等地学习,内容涉及医学、物理、外语等方面。1858年10月,他奉藩命上京,设立了庆应学塾。
1860年,幕府决定遣舰访美,福泽担任幕府的翻译官。2月,他来到美国考察,大大开拓了眼界和知识面。此后,他又在1861 和1867年两次远渡。这三次出国经历丰富了福泽的见闻,使他深刻感受到日本与欧美强国之间巨大的差异,更坚定了他“日本必须开国”的信念。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他将学塾迁往东京,专心从事教育和著述。1873年,他与神田孝平、加藤弘之、津田真道等当时第一流的洋学者一起组织了“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积极传播启蒙思想。
福泽谕吉于1901年在东京去世。
作者认为,“文明”一词内容至大至广,举凡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都可纳入这一概念。但他特别指出,文明不仅是指物质文明,更是指精神文明,并强调了“智”与“德”的重要性,认为一国文明程度之高低,完全可以用人民的“智”、“德”水准来衡量,因此,要促进文明,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智慧和道德水准。福泽通过对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的来源和特点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西洋文明先进,日本文明落后,并指出“权力偏重”是日本社会风气的主要表现,这是导致自由空气稀薄的主要原因。福泽认为,文明既然有先进和落后之分,那么,先进文明总要压制落后文明,故而力主日本文明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并赶超之,才能达到国家富强、自由和独立。
首先,福泽谕吉回答了日本为什么要学习欧洲文明这一问题。他系统地分析了西方文明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优越性,又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算是野蛮的国家。文明、半开化和野蛮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同时他也认为:“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着的东西就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即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现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断发展进步中。欧洲目前的文明也是经过这些阶段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欧洲文明,仅仅是以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虽然现在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这不过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的,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它们缺陷还非常多。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西洋文明的先进性。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 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这样,福泽既驳斥了拒绝一切西方文明的攘夷论,也批评了全盘西化的洋学派思想倾向。他根据国情,当取则取、当舍则舍、调和适宜。这也是福泽氏贯穿《文明论概略》一书的立论之所在。
其次,福泽谕吉又回答了日本应该怎样学习欧洲文明这一问题。他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恰如立于墙壁之前寸步难行,不是踌躇不前,就是想前进一寸,反而后退一尺。”福泽谕吉阐明日本学习欧洲文明应循次序的道理依然是那样的浅显!而日本100多年来的发展也正是遵循了这一次序而获得成功的!福泽谕吉说的没错,有了先进文明的观念思想、先进文明的体制法律等,先进文明的物质是不难获得的。福泽谕吉革命性地提出了国体、政统、血统三分的观点。认为国体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乐共患难,而与外国人形成彼此的区别。国体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可以发生巨大变化的;而国体的存亡,只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丧失了政权。政统则仅指在国内所施行的而为人民所普遍承认的政治的正统。它的变革,并不影响国体的存亡。而血统是君主父子相传血统不绝的意思。国体,政统和血统三者完全可以不相抵触,而与现代的文明长期共存。其中国体是国家的根本,政统和血统,只是随着国体的盛衰而共同盛衰。换言之,即要将绝对主义天皇制改变为资产阶级天皇制。
福泽谕吉无疑是日本近代历史上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在幕末乱离的腥风血雨里踏上征程,于明治维新的疾风暴雨中展露身影。以笔杆为刀剑,以启蒙思想为大旗。他被后世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国民的教师”的男子,并且在万元日钞上存有画像。从他众多的头衔中可以大致看出其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日本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日本近代文明的缔造者之一。至今仍对日本国民之思想起着巨大影响。
福泽系统地表述自己思想的著作可以说只有《文明论概略》这一部。《文明论概略》是其代表作之一,凝聚了福泽谕吉一生思想的精髓,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状况。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福泽谕吉就是在这本书里,回答了日本为什么要学习欧洲文明和怎样学习欧洲文明———而日本学习欧洲文明,正是它崛起、强大的根本原因。更为可贵的是,福泽没有把欧美国家看作文明发展的顶点,而是指出文明的进步、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不能以西洋文明为满足。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成为此书的又一闪光点。
而《福泽谕吉全集序言》则是这样说明了《文明论概略》的写作旨意:“以前的著译专以排除我国的旧习陋俗为目的,说起来好像把文明一节一节地切开兜售一样。到1874-1875年前后,世态渐趋安定,人们的思想也逐步成熟。我想当此时期如何向世人介绍西洋文明的概略,尤其是讲给儒教的故老们听,或许会得到他们的赞同,那就再好不过了,于是心里萌生出一种办法,即不使他们为敌,却又能利用他们而使之为友。”学术界认为“精神骚动”乃指日本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与自西洋传来的文明开化思想的冲突,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的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
追求先进文明的渴望如同永不熄灭的烈火,以一切陈旧保守的制度风气为燃料在日本全国上下各个地区熊熊燃烧,引起了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剧烈动荡。而由此又引出了进一步的目的,即为日本今后的文明发展寻觅一条正确的道路。针对当时洋学盛行甚至泛滥的现象,福泽既以西洋文明为参照,又仔细研究日本传统文明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特性,并佐以作者自己“一身兼历两世,如一人具有两身”的生活经历,把应予移植的西洋文明与应予改造的传统文明加以比较。反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全盘西化”或“国粹主义”思想,本着批判继承的精神探讨世界文明的发展轨迹———这也正是《文明论概略》一书高超的地方。
福泽在书中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一个观点,即探讨一件事物的价值不能脱离时代和场所。如果片面地看待事物,那么任何事物可以说都是有用的,也可以说都是没有用的。例如忠臣义士之论、耶稣圣教之说,以及儒家、佛家的学说等等,说它是愚就是愚,说它是智也是智,根据其所施用的地方,可以成为愚,也可以成为智。因此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目标,又以此目标为基准对事物做出评判。文明这个观念本身的价值也应置于相对性的制约下,半开化比起野蛮就是文明。欧洲文明也只能在与半开化相比的情况算是文明,决不可把其视作尽善尽美之物。文明进一步发展下去,将会把今日的西欧文明视作野蛮。今天,欧洲文明对于落后于它的东洋诸国来讲,只不过是当前所指向的目标。
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与时势相对应的目标也发生变化,他对同样事物的价值判断也跟着改变。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体现的这一思想同样贯穿在他整个人生中。
从福泽谕吉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格个体。其思想和主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时期,似乎经常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积极传播启蒙思想。同时,他也是以弱肉强食为“世界的正理公道”的宣言者,以中、朝两国为日本的恶邻,视侵略中国为“文明之义战”的鼓吹者、“东亚盟主论”和“脱亚论”的提出者。
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与研究基本分为两类。在国内,就对福泽氏的评价来看,侧重研究《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的学者较多强调其思想中的启蒙、进步部分;而与之相反的评价则来源于对福泽氏“脱亚论”的剖析。不同侧重点的研究所得出的两种评价几可称为针锋相对,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福泽氏在人生中有依次从启蒙进步到侵略反动的根本性思想转变。
这种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性与福泽氏自身的哲学思想经过融合,最终导致了其思想悲剧性的调和。使福泽谕吉从进步的文明史观一步步走向了历史的反动。当然,即使如此,福泽氏思想中的积极部分到今天仍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他的文明史观和民主思想作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重要的思想潮流,对日本国民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
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
福泽谕吉;日本;明治维新;社会科学;文学
《福泽谕吉评传》;《福泽谕吉传》;《福泽谕吉文集》;《福泽谕吉全集》
福泽谕吉;日本;明治维新;社会科学;文学;世界历史名书;传世经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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