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刊号现代文学期刊。月刊。1933年 7月 1日在上海创刊，由文学社创办，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第 1卷编辑者署文学社，第2卷至第9卷先后由傅东华、郑振铎、王统照主编。黄源参加了第1卷至第5卷的编辑工作。郑振铎、茅盾是《文学》的主要发起人。编辑委员会成员为郁达夫、茅盾、胡愈之、洪深、陈望道、徐调孚、傅东华、叶绍钧、郑振铎。创刊之初鲁迅曾是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办刊的宗旨“在于集中全国作家的力量，期以内容充实而代表最新倾向的读物，供给一般文学读者的需求。”刊物内容丰富、栏目众多,且时有变动,较为固定的大致有小说、散文随笔、诗歌、剧作、文学论坛、书评、作家论、文学画报、翻译、世界文坛展望等。其中以刊登名家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作家作品研究为主，对新进作家的作品也经常予以发表和评介。[1]
《文学》1933年春，郑振铎从北平抵达上海，与沈雁冰晤谈，并一起分析研究了文学界现状。两人都觉得，随着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在“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轰炸而停刊，以及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文学导报》、《文学月报》、《北斗》等先后被查禁，全国文坛缺少处于中心地位的一流文学期刊。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立即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大型文学杂志。
经过联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傅东华同意参与筹备和编辑；邹韬奋对此热忱支持，表示新刊物可以在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发行。编委会成员名单也很快拟定，共有10人，即鲁迅(不公开出面)、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郑振铎、沈雁冰。4月6日晚，编委会成员在上海“会宾楼”聚餐，夏丏尊、谢六逸、黄源等应邀出席。其间，郑振铎详细介绍了办刊设想，大家踊跃发表意见；接着商议出刊日期和社址，并决定由郑振铎、傅东华任主编，傅东华承担具体编辑工作，黄源协助处理编务。郑振铎待一切就绪，才返回北平执教，同时负责在平津地区组稿。
5月6日，上海《生活》周刊登出《〈文学〉出版预告》：“编印这月刊的目的，在于集中全国作家的力量，期以内容充实而代表最新倾向的读物供给一般文学读者……内容除刊登名家创作，发表文学理论，批评新旧书报，译载现代名著外，并有对于一般文化现状的批判；同时极力介绍新近作家的处女作，期使本刊逐渐变成未来时代的新园地；又与各国进步的文学刊物常通消息，期能源源供给世界文坛的情报。”这充分阐明了它的办刊宗旨。
7月1日，《文学》月刊在上海问世。创刊号气势不凡，一炮打响，几天便售出万册，应读者要求又多次添印。该刊初为16开本，后改32开本，每月1日出版，社址设于上海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敦和里11号。它的主要栏目有社谈、论文、小说、诗、散文随笔、杂记杂文、书报述评、文学画报、翻译、世界文坛展望等。创刊号上由傅东华执笔的第一篇文章《一张菜单》，实际就是发刊词，其中宣告:“有一个共同的憧憬——到光明之路。凡是足以障碍到这光明之路的一切，无论是个人，是集团，是制度，是主义，我们都要认作我们的仇敌。”到后期，王统照主持笔政时，更是一针见血地表明:“在这‘多难’的国家中，希望借文艺的力量来作解放民族运动的利器，作追随时代潮流的风帆，作暗夜中寻求光明的火炬。” [2]
《文学》《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比较重视，在现代文艺报刊中，它是发表作家专论最多的刊物。先后刊载过茅盾的《冰心论》、《庐隐论》、《落花生论》，胡风的《林语堂论》，穆木天的《徐志摩论》、《郭沫若的诗歌》,许杰的《周作人论》,苏雪林的《沈从文论》等较为重要的论文，在作家研究方面具有开创作用。对丁玲的《母亲》、王统照的《山雨》、艾芜的《南国之夜》、吴组缃的《西柳集》、夏征农的《禾场上》、彭家煌的《喜讯》、周文的《雪地》、万迪鹤的《达生篇》、蔡希陶的《蒲公英》、曹禺的《日出》、臧克家的《烙印》、艾青的《大堰河》等都作了比较中肯、及时的评介。《文学》对新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方面的问题，发表过鲁迅的《又论“第三种人”》、《论讽刺》、《“文人相轻”》（一至七论全文）、《“题未定”草》(一至三)，周扬的《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胡风的《现实主义底一“修正”》等文,着重从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上作了理论剖析。郁达夫、金兆梓、适夷、胡秋原、杜衡、沈起予等笔谈《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阿英的《中国新文学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茅盾的《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论初期白话诗》、《叙事诗的前途》，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新诗歌旬刊》，屈轶的《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陈雨门的《中国新诗的前途》,张庚的《中国舞台剧的现阶段》，洪深的《一九三三年的中国电影》等文，就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学》还于1934年 7月出了“文学一周年纪念特辑”──《我与文学》。有茅盾、巴金、郑伯奇、胡风、叶紫、艾芜、沈从文、卞之琳等59人撰稿,写下了他们各自同文学的关系和“亲切体验”,“成为文学史的珍贵资料”（《我与文学·引言》）。1935年 7月又出了“文学二周年纪念特辑”──《文学百题》，有蔡元培、鲁迅、茅盾、叶绍钧、朱自清、郁达夫、洪深、阿英、胡风、丰子恺等60人撰稿，从多种角度简要介绍了有关文学特性、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体裁、文学流派、创作方法等文学知识（上海书店于1981年复印了上述两个特辑）。1936年11月、12月曾编刊“鲁迅先生纪念特辑”(一)、（二），茅盾、郑振铎、王统照、傅东华、郁达夫、郑伯奇、夏丐尊、欧阳凡海、力群等撰文作画，悼念这位新文学奠基人的逝世，开展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活动。
《文学》也注意到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刊载过郭沫若的《屈原时代》，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西游记〉的演化》,顾颉刚的《明俗曲琵琶词》,陈子展的《两宋词人与诗人与道学家》等,1934年6月还出了一期“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收有郭绍虞的《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朱自清的《论“逼真”与“如画”》，吴晗的《历史中的小说》等论著。
《文学》对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也较重视,译载过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高尔基、安徒生、海涅、席勒、济慈、雨果、罗曼·罗兰、惠特曼、马克·吐温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理论著作以及评介他们的文章，还出过“翻译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一九三五年世界文人生卒纪念特辑”、“屠格涅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特辑”、“高尔基纪念特辑”等。这些译著和资料记载了中国现代文学同外国文学的密切关系。
特约撰稿员有鲁迅、巴金、老舍、丁玲、冰心、朱自清、许地山、王鲁彦、郭绍虞、耿济之、田汉、郑伯奇、戴望舒、张天翼、黎烈文等48人，还有许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阿英、周扬、胡风、蹇先艾、林语堂、沈从文、沙汀、艾芜、萧军、萧红、臧克家、吴组缃等也经常为之写稿，撰稿作家上百人。
小说如茅盾的《残冬》、《多角关系》、《大鼻子的故事》，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一个练习生》，王统照的《山雨》、《秋实》,许地山的《春桃》、《女儿心》，王鲁彦的《屋顶下》、《乡下》，郑振铎的《桂公塘》、《取火者的逮捕》,郁达夫的《迟暮》、《出奔》,巴金的《沉落》、《神》、《鬼》，老舍的《上任》、《微神》、《我这一辈子》，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清明时节》，沈从文的《八骏图》，沙汀的《苦难》，艾芜的《咆哮的许家屯》,蹇先艾的《乡间的悲剧》,吴组缃的《天下太平》,端木蕻良的《鹭湖的忧郁》,蔡希陶的《蒲公英》，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散文随笔如鲁迅的《我的种痘》、《忆韦素园君》、《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朱自清的《哀互生》、《你我》，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劳者自歌》，巴金的《旅途随笔》，王鲁彦的《父亲的玳瑁》，沈从文的《湘西散记》；诗歌如王统照的《她的一生》、《吊今战场》,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中原的胳膀》,朱湘的《庄周之一晚》；戏剧如洪深的《劫后桃花》（影剧），陈白尘的《金田村》、《芦沟桥之战》，夏衍的《赛金花》，李健吾的《梁允达》、《老王和他的同志们》等。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对当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和其他种种社会冲突，做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著作。
“战时版”《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