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蛇者说》
《捕蛇者说》，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代表作。写于作者在永州任职时，是柳宗元的散文名篇。课文通过捕蛇者蒋氏对其祖孙三代为免交赋敛而甘愿冒着死亡威胁捕捉毒蛇的自述，反映了中唐时期我国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说”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或叙事兼议论，或议论兼叙事，将叙事和评论结合起来，以说明一个道理。
柳宗元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字子厚，河东解（现在山西运城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798）又考取博学宏词科，先后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县尉和监察御史里行（即见习御史）。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任礼部员外郎。但这场改革仅历时7个月就失败了，王叔文被杀；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走到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这段史实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有记载，805年，这个昏君（指唐德宗）死了，唐顺宗继位。唐顺宗得了中风病，不能说话，亲信人王伾、王叔文替他出主意，朝臣中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名士，帮助王叔文议论政事。唐顺宗继位，下令蠲免民间对官府的各种旧欠；停止地方官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减江淮海盐价，每斗自370钱降为250钱，减北方池盐价为每斗300钱；取消宫市；召回陆贽和著名谏臣阳城等；宣布京兆尹李实的贪污罪，贬为通州长史。这些，在当时都是善政。……宦官俱文珍等和反王伾、王叔文的朝官结合起来，拥立唐顺宗的长子李纯（唐宪宗）为皇帝，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唐宪宗贬王伾、王叔文。王伾病死，王叔文被杀。柳宗元等八人都算是王叔文党，贬到远州做司马。
柳宗元的贬地永州，在当时是相当荒僻落后的地区。司马是刺史的助手，有职无权。柳宗元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到元和十年（815）才被改派到柳州当刺史。在刺史任上，他“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取得显著政绩。但因长期内心抑郁，健康状况恶化，终于病死在柳州，年仅47岁。
柳宗元和韩愈同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他的散文题材广泛，内容深刻，形象生动，语言简练，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还写了不少政论和哲学论文；在诗歌创作上，善于用简朴疏淡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他的诗文稿由刘禹锡编为《柳河东集》。
蒋氏在自述中提到“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这里说的“六十岁”，指的是唐玄宗天宝中期（746—750）到唐宪宗元和初期（805—810）这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战乱频仍，先后发生过安史之乱、对吐蕃的战争、朱泚叛乱等等，全国户口锐减，朝廷随意增设税收官，多立名目，旧税加新税，无有限制，使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尽管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颁布了两税法（分夏、秋两次交税，即课文中说的“岁赋其二”），并明文规定“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但这不过是欺骗百姓的手段，事实正如陆贽所说：“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又说加税时“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初”。人民在重赋逼迫下逃往他乡，但悍吏仍不放过，“有流亡则摊出（由存留户共同负担），已重者愈重”。从这些情况来看，柳宗元“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
《捕蛇者说》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永州的郊野有一种奇异的蛇，黑色的皮肤，上有白色的斑纹，它碰过的草木全得枯死；（若）咬了人，没有（能够）抵挡他的。但把它捉了来，风干以后制成药饵，却可以治好大风、挛踠、瘘、疠等（恶疾）；还可以消除烂肉，杀死人体内的寄生虫。起初，太医用皇帝的命令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次，招募能捕捉它的人，（准许）他们用蛇抵应缴的租税。永州的老百姓都争着去干这件差事。
有个姓蒋的人家，专享这种好处有三代了。我向他打听，他却说：
《捕蛇者说》我同情他，并说：“你怨恨这件事吗？我打算告诉管政事的人，更换你的差事，恢复你的赋税，怎么样呢？”
姓蒋的（一听）更觉得悲苦，眼泪汪汪地说：“您是可怜我，让我活下去吧!可（您不知道，）我这件差事的不幸，还不像恢复我缴税的不幸那么厉害啊。要是我过去不干这件差事，那早就困苦不堪了。从我家三代定居在这个村子，算起来，到现在有六十年了，（这些年）乡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地里的出产缴光了，家里的收入用完了，（大家）哭着喊着，四处逃亡，又饥又渴，常常跌倒在地，（一路上）顶着狂风暴雨，冒着严寒酷暑，吸着有毒的瘴气，死者遍野，尸骨成堆。从前跟我爷爷住一块儿的，如今十家中连一家也没有；跟我爹住一块儿的，十家中没剩下两三家，跟我一块儿住了十二年的，如今也不到四五家了。（那些人家）不是死光就是逃荒去了。可我靠着捕蛇独自活了下来。凶暴的官吏一到我们村子来，就到处乱闯乱嚷，吓得人们哭天叫地的，甚至连鸡狗也不得安宁啊。我提心吊胆地爬起身，看看那瓦罐子，我的蛇还在里面，这才安心地睡下。我小心地喂养它，到规定的时间把它交上去。回来后，心满意足地吃我地里出产的东西，来过完我这一辈子。其实呢，我一年里冒生命危险只有两次，其余的日子却能高高兴兴地过，哪里像我的邻居们天天都这么难熬呢!如今即使死在捕蛇上，比起我那些邻居的死已经晚多了，又怎么敢怨恨这件差事呢？”
听了这些话，我更加悲痛。孔子说：“横征暴敛比老虎还要凶狠啊。”我曾经怀疑过这句话。现在从蒋氏的遭遇来看，还是真实可信的。唉，谁能想到横征暴敛的毒害比这种毒蛇还要厉害呢!所以我为此事写了这篇“说”，我期待着那些考察民情的人能了解这种情况。
柳宗元集第一段（1）这是作者设置的一个悬念，为下文埋下伏线，暗示了当时的世上还有比毒蛇更毒的东西，使读者产生了急切读下去的愿望。（2）这一段重在写毒蛇之“异”，从三个方面加以描绘：一是颜色之异，二是毒性之异，三是用途之异，可以用来治愈麻疯、手脚拳曲、脖肿、恶疮，消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寄生虫。因而皇帝发布命令，一年征两次，可以抵消应交的租税，因此从那以后“永之人争奔走焉。”作者只用“争奔走”三字，就把永州百姓争先恐后，不辞劳苦，冒死捕蛇的情景显示出来了。
第二段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耶”。包括2、3、4三个小段，是全文的重心。
由“异蛇”引出了主人公“捕蛇者”——蒋氏。先写蒋氏三代捕蛇之“利”，继而写捕蛇之“害”——“吾祖”、“吾父”、“吾”三代有的“死于是”，有的“几死者数矣”一个“且曰”，将写“利”转为写“害”，再用蒋氏的神情“貌若甚戚”极其生动地写出了“捕蛇”并非好事，“争奔走焉”实属无奈，字里行间，深含悲苦。只“言之貌甚戚者”一句，便把他回首往事，悲痛在心，哀形于色的情态勾勒了出来。明明是备受毒蛇之苦，却说独享捕蛇之利，在这极为矛盾的境况中，更见其内心的酸楚。
于是作者接下来说，“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如何？”在为蒋氏的不幸遭遇悲痛的同时，好心地提出了一个解脱危险的办法。这几句话句子简短，语气急促。而且连用了三个“若”（解释为“你”），表明“余”是面对面地与蒋氏交谈，态度是诚恳的，帮助对方的心情是急切的，办法也似切实可行。
可出乎意料的是蒋氏并没有接受，他“大戚，汪然出涕曰……”将是的这番话态度同样恳切，语气也十分肯定，表明了毒蛇可怕，但赋敛之毒更可怕。
这话怎么讲呢？蒋氏说了这几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住了六十几年了，亲眼见到同村人的遭遇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他们把田里的出产全部拿出，把家里的收入全部用尽，也交不够租赋，只得哭号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而倒毙在地，顶着狂风暴雨的袭击，受着严寒酷暑的煎熬，呼吸着带毒的疫气，常常是死去的人一个压一个。从前和我爷爷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一户了；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两三户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现在十户当中难得有四五户了。那些人家不是死绝了就是迁走了。而我却由于捕蛇而独自存活下来。《柳文指要》引录了林西冲一文，算一笔唐代的赋税账：“按唐史，元和年间，李吉甫撰《国计薄》上至宪宗，除藩镇诸道外，税户比天宝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者，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是民间之重敛难堪可知，而子厚之谪永州，正当其时也．”因知文中所言，自是实录。
第二层意思是：那些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的时候，到处狂呼乱叫，到处喧闹骚扰，那种吓人的气势，就连鸡犬也不得安宁．而这时他小心翼翼地起来看看自己的瓦罐，只见捕来的蛇还在，便可以放心地躺下了。他细心地喂养蛇，到规定的时间把它当租税缴上去。回来后；就能美美地享用自己田里的出产，安度岁月。
蒋氏说的第三层意思是：这样看来，一年当中他冒生命危险有两次，而其余的时间就可以坦然快乐地过日子，。哪像乡邻们天天都受着死亡的威胁呢？即使现在因捕蛇而丧生；比起乡邻们来，也是后死了。哪还敢怨恨捕蛇这个差使犯？
蒋氏的这一番话，以他“以捕蛇独存”和乡邻们“非死则徙”相对比，以他“弛然而卧”和乡邻们将受悍吏袭扰相对比，以他一岁之犯死者二”和乡邻们“旦旦有是”相对比，说明捕蛇之不幸，确实“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可见他在讲述三代人受蛇毒之害时“貌若甚戚”，而当听了要恢复他的赋税时却“大戚，汪然出涕”地恳求。完全是出于真情。蒋氏的话，发自肺腑，带着血泪，听来怎不令人心碎？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通篇读来，《捕蛇者说》这篇散文内容详实．人物突出，见地深奥，笔端犀利，堪称散文中的杰作。
[1] 《唐宋八大家选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