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司马迁三十八岁时，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汉书·司马迁传》：谓“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报任少卿书》是在他任中书令时写的。
司马迁发愤著书任少卿名安，荥阳人。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史记》卷一百四《田叔传》后附有褚先生所补的《任安传》。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过了很久，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此信写于武帝太始四年十一月(公元前93年，这年司马迁53岁)。当时任安因事下狱，状况危险，所以书信中虑及任安的死。但任安被汉武帝赦免了，褚先生述汉武帝的话：“安有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又过了几年，在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的时候，因他对戾太子的态度不明朗，终于被武帝杀死。
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比较进步的生死观，并表现出了他为实现可贵的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感情真挚，语言流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有着重要价值。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相似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前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
《司马迁》连环画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本篇不仅对研究司马迁的思想以及《史记》的写作动机和完成过程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散文杰作，古人早就把它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此文之奇，首先表现为气势的磅礴。作者长久郁积心中的悲愤，借此文喷薄而出，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其气势之壮阔，令人惊叹。此文之奇，更在于他的纵横开阖、波谰起伏。作者是坦率的，但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又是极其复杂的，他无意矫饰，但三言两语又无法说清，所以他就一一地如实道来。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曲折反复，一波三折，充分表现出笔力的雄健。此外，行文的流畅，语言的生动，骈句、散句自然错落，排句、迭句时有穿插，使本篇在散文形式上也有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近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民国，鲁迅)。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县名，今韩城，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司马迁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司马迁雕像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在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少卿足下：前不久承蒙您给我写信，教导我要谨慎地接人待物，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态度十分恳切诚挚，但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意见去推荐贤才，而去附和俗人的见解。其实，我并非敢这样做。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象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虽然才能象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象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恰好会引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司马迁祠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同您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绐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就聚于一身；乐于助人，是“仁”的起点；正当的取予，是推行“义”的依据；懂得耻辱，是勇的标志；建立美好的名声，是品行的终极目标。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心灵受创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凭着先人遗留下来的余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整顿军队，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没有些微的建树，可以从这些方面看出来。以前，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在朝堂上发表些不值一提的意见。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纲纪，竭尽思虑，到现在身体残废而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卑贱者中间，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羞辱了当世的君子们吗?唉!唉!象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
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象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
《史记》这些事情是不容易逐一地向俗人解释的。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史星历，地位接近于卜官和巫祝一类，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象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使人们会这样地认为。人固然都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为什么而死，这个趋向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语而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在地而受辱，再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是说士人讲节操而不能不加以自勉。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穽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同他对答，这是由于早有主意，事先就态度鲜明。现在我的手脚交叉，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是狱吏的威风和禁约所造成的。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象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绐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分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引决自裁。在社会上，古今都一样，哪里有不受辱的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乃是势位所造成；强或弱，也是形势所决定。确实是这样，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早地自杀以逃脱于法网之外，而到了被摧残和被杖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保全节操，这种愿望和现实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用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有迫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儿女又有何眷恋呢?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仰慕大义，又柯处不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颇能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括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懂得自杀，何况象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自恨我内心的志愿有所未尽，如果在屈辱中离开人世，那我的文章就不能公诸于后世罢了。
司马迁墓古时候身虽富贵而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著称于世，那就是：西伯姬昌披拘禁而演绎《周易》；孔子受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都是一些圣贤发愤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之处，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使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象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于不能被人重用，便退而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留下没有实行的文章来表露自己的本心。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杀戮，又有什么后悔的呢!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再说，戴罪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又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我舶腹中肠子每日九转，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象丢失了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我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退，深探地隐居在山林岩穴呢?所以只得随俗浮沉，跟着形势上下，以表现我狂放和迷惑不明。如今少卿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这不是与我个人的旨趣相违背吗?现在我虽然想自我雕饰一番，用美好的言辞来为自己开脱，这也没有好处，因为世俗之人是不会相信的，只会使我自讨侮辱啊。简单地说，人要到死后的日子，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书信是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因而只是略为陈述我愚执、浅陋的意见罢了。再次向您致敬。
《报任安书》是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全信以申辩自己为何不能“推贤进士”为主线，倾诉自己无端受宫刑的冤屈，吐露自己遭受奇耻大辱后的创痛，并述说自己何以忍辱苟活的深层动因。全文共9个自然段，可分成五个部分来赏读。
《报任安书》石雕第一部分(第1-3自然段)诉说自己困厄受辱的处境，陈说无力“推贤进士”的苦衷，倾吐了愤懑的心情，并表达了对即将离世的朋友的怜念。作者首先说明自己一直没有回信的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身残处秽”，受尽屈辱；二是因为琐事缠身，没有时间。现在来回信，主要是预感到任安获罪有可能被杀，不想让其抱憾而终。若不回信，恐怕从此就没有机会向朋友“抒愤懑”了。接下来两段从两个方面申说自己不能“推贤进士”的原因。第2段极言宦者历来都是受歧视、为人所不齿的，说明即使朝廷乏人，自己的身份也已决定不可能充当举荐贤士的人了。第3段先说自己没有才能，然后说当年作为朝廷官员议政时也没有做出多少贡献。最后归结到自己“已亏形”，怎么还配“论列是非”。
第二部分(第4-5自然段)回忆事情的经过，向任安说明真相。先写自己一生不得志，本来主观已经很努力了，只想尽忠职守，希望赢得汉武帝的赏识，然而不可预知的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自己与李陵并非旧好，但李陵的为人和素养都值得称赞，且作战勇敢，深入虎穴，始战获胜，卒因救兵不至，寡不敌众，败降匈奴。这是李陵的一时之过，败降也是权宜之计，因而为之向皇上直言陈情，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为李陵游说”，定为“诬上”之罪，加上四方无援，被处以宫刑。李陵既已生降匈奴，败坏了他家族的声誉，自己也跟着受刑，更被天下人耻笑。事情不容易一一跟俗人说清楚，可悲啊!可悲啊!曲抒冤屈之情，令人怜恻。
第三部分(第6-7自然段)对自己为何不索性一死以求解脱做出解释。第一层先说太史令这一职业的卑贱，并提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进步生死观，以结上生下。下面将生者辱与不辱的情况分为十种，最上等的是不污辱祖先，污辱到极点的是腐刑。接着又以猛虎关进笼子里受束作喻，触及自己的困境，并列举了西伯、李斯等九个王侯将相都曾关入监牢，来说明受辱不足为怪，说明勇与怯、强与弱都是形势造成的。第二层从人之常情说到自己的孤伶、苟活，是因为自己的志愿还没有实现，如果随便死去，那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著述就不能留传给后世了。
司马迁生平事迹第四部分(第8自然段)对自己写作《史记》的思想动力，对《史记》的构成作了介绍。第一层列举了文王、孔子、屈原等名人在厄境中著书立说，被后世传颂。这些事例，用孟子的话说是“殷忧启圣”，用现代的话说是“逆境成才”，是符合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辩证观点的。这八个排比句从此成为激人奋发的名句。文中所叙述的八件事，虽不能说都是“圣贤发愤”之作，但作者不过旨在说明“发愤著书”是普遍现象。第二层紧承第一层，说明自己在效法圣贤，发愤著书，并介绍了有关情况：方法、篇数、篇目、特点等，更主要的是说明自己著书的原委和宗旨，以及忍辱成就此书后的最大意愿，而这些又都“难为俗人言也”。
第五部分(第9自然段)司马迁再次倾诉自己遭受酷刑后产生的深不可灭的耻辱感，答复任安的问题。具体写了痛苦的原因、表现，说自己已形同宦竖，又不能引退隐居，只能在世上隐忍苟活，实在无法推贤进士，也不想用言辞自饰，是非功过，只有死后乃定，又一次陈述其苦衷。
这封信是一篇对封建专制淫威的控诉状，一篇饱含愤怒感情的自叙文，是后人研究司马迁的重要材料。信中涉及他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是重要的史学资料，也是重要的文学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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