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沙》
作者:楚国屈原,为《九章》第五篇。
【原文】
滔滔孟夏兮,
草木莽莽。
伤怀永哀兮,
汩沮南土(注1)。
眴兮杳杳(注2),
孔静幽默。
郁结纡轸兮(注3),
离愍而长鞠(注4)。
抚情效志兮,
冤屈而自抑。
刓方以为圜兮(注5),
常度未替(注6)。
易初本迪兮(注7),
君子所鄙。
章画志墨兮(注8),
前图未改。
内厚质正兮,
大人所晟。
巧陲不斵兮(注9),
孰察其揆正?
玄文处幽兮,
蒙瞍谓之不章(注10)。
离娄微睇兮(注11),
瞽谓之不明(注12)。
变白以为黑兮,
倒上以为下。
凤皇在笯兮(注13),
鸡鹜翔舞(注14)。
同糅玉石兮,
一概而相量。
夫惟党人鄙固兮,
羌不知余之所臧(注15)。
任重载盛兮,
陷滞而不济。
怀瑾握瑜兮(注16),
穷不知所示。
邑犬群吠兮,
吠所怪也。
非俊疑杰兮,
固庸态也。
文质疏内兮,
众不知余之异采。
材朴委积兮(注17),
莫知余之所有。
重仁袭义兮,
谨厚以为丰。
重华不可遻兮(注18),
孰知余之从容!
古固有不并兮,
岂知何其故!
汤禹久远兮,
邈而不可慕(注19)。
惩连改忿兮,
抑心而自强。
离闵而不迁兮,
原志之有像。
进路北次兮,
日昧昧其将暮。
舒忧娱哀兮,
限之以大故(注20)。
乱曰:
浩浩沅湘,
分流汨兮(注21)。
脩路幽蔽(注22),
道远忽兮。
曾唫恒悲兮(注23),
永慨叹兮。
世既莫吾知兮,
人心不可谓兮。
怀质抱青,
独无匹兮。
伯乐既没,
骥焉程兮(注24)。
民生禀命,
各有所错兮(注25)。
定心广志,
余何畏惧兮!
曾伤爰哀(注26),
永叹喟兮。
世溷浊莫吾知,
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
原勿爱兮(注27)。
明告君子,
吾将以为类兮(注28)。
【译文】
初夏的天气盛阳,
百草万木茂畅。
我独不息地悲伤,
远远走向南方。
眼前一片苍茫,
听不出丝毫声响。
心里的忧思难忘,
何能恢复健康?
反省我的志向,
遭受委屈何妨?
我坚持我的故常,
不能圆滑而不方。
随流俗而易转移,
有志者之所卑鄙。
守绳墨而不变易,
照旧地按着规矩。
内心充实而端正,
有志者之所赞美。
工垂巧而不动斧头,
谁知他合乎正轨?
五彩而被人暗藏,
瞎子说它不漂亮。
离娄微闭着眼睛,
盲者说他的目盲。
白的要说成黑,
高的要说成低。
凤凰关进罩里,
鸡鸭说是会飞。
玉与石混在一道,
好与坏不分多少。
是那些人们的无聊,
不知道我所爱好。
责任大,担子重。
使我担任不起。
掌握着一些珍宝。
不知向谁表示。
村里的狗子成群,
不常见的便要狂吠。
把豪杰说成怪物,
是庸人们的口胃。
我文质彬彬,表里通达,
谁都不知道我的出众。
我鸿才博学,可为栋梁,
谁都不知道我的内容。
我仁之又仁,义之又义,
忠诚老实以充实自己。
舜帝已死,不可再生,
谁都不知道我雍容的气度。
自古来,贤圣不必同时,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夏禹和商汤已经远隔,
就追慕也不能再世。
抑制着心中的愤恨,
须求得自己的坚强。
就遭祸我也不悔改,
要为后人留下榜样。
像贪路赶掉了站口,
已到了日落黄昏时候。
姑且吐出我的悲哀,
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尾声:
浩荡的沅水湘水呵,
咕咕地翻波涌浪。
长远的路程阴晦,
前途是渺渺茫茫。
不断地呕吟悲伤,
永远地叹息凄凉。
世间上既没有知己,
有何人可以商量。
我为人诚心诚意,
但有谁为我佐证。
伯乐呵已经死了,
千里马有谁品评?
各人的禀赋有一定,
各人的生命有所凭。
我要坚定我的志趣,
决不会怕死贪生。
无休无止的悲哀,
令人深长叹息。
世间混浊无人了解我,
和别人没什么可说。
死就死吧,不可回避,
我不想爱惜身体。
光明磊落的先贤呵,
你们是我的楷式!
(郭沫若译)
本诗作于屈原临死前,一般认为是诗人的绝命词。
对诗题“怀沙”,历代颇有歧见。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以为是“怀抱沙石以自沉”。汪瑗《楚辞集解》认为:“怀者,感也。沙,指长沙。”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持相同见解:“曰怀沙者,盖寓怀其地(指长沙),欲往而就死焉耳。”
从诗章本身内容情感和《史记》所载屈原身世经历看,“怀沙”指“怀抱沙石以自沉”的可信性应该更大些。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通读全诗,我们发现,本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本世纪中,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 《九歌》11篇, 《九章》9篇,《远游》 、 《卜居》 、 《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 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