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僮族简史》
| 图书基本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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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广西僮族简史 |
| 作者： | 黄现璠 |
| 类别： | 历史，民族 |
| 价格： | 9.00 |
| 语种： | 中文 |
| 出版社： | 广西人民出版社 |
| 页数： | 108 |
| 开本： | 32开页 |
| 出版时间： | 1957年6月 |
| 简介： | 中华民族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壮族历史文化的专著 |
| 装帧： | 平装 |
| 还有未完善内容， | |
《广西僮族简史》（初稿）系壮学宗师黄现璠研究壮族历史的开拓之作。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壮族历史的专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第1版。它是在《广西僮族史略》专稿［由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印，现藏于广西第一图书馆］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资料后正式出版的论著。此书在国内外产生多大影响及在学术上的价值， 以下列举2篇文章，供参考了解：
壮族史学奠基人
（编者按：2002年3月4曰，朝春的桂林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游客一一日本大阪国土民族学博物馆教授塚田诚之。这是日本的汉学家，专攻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此次旅桂的目的是寻访广西师大巳故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教授的踪迹，搜求其著作，拜会其弟子，家属。而当他在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图书馆，桂林图书馆获得了关于黄先生生平、学术的资料后，非常高兴。作为史学界的一代名学者，黄现璠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的重视，井对其进行研究和探索? 为此，本报特将《广西民族研究》杂志上的纪念文章转载。以纪念黄现璠这位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壮族最早的著名教授、壮族史研究的开拓者。）
黄现璠先生原名甘锦英，1899年11月13曰出生于广西扶绥县渠旧镇（原扶南县熙良乡）渠思村一户壮族贫农家庭。先生少年丧母，与其父相依为命，生活极其贫因。1915年为求学而入赘黄家，并遵俗改姓黄，沿用乳名黄现璠。
先生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小时因家境窘迫，衣食堪虞，更无钱入学读书，先生便倚依私垫门外，窃听塾师授课．所听皆能背能解，才智往往优于入塾生徒，令塾师惊奇，遂特许他免费人塾读书。在渠黎小学，先生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高等小学的学业。
1925年，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8年8月，先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因学识优异，深得历史系主任陈垣教授的器重，免试升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先生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在名誉导师陈垣和主任导师钱玄同教授的严格指导下，专研考证学和说文音韵，并博览四库典籍、二十四史和十通等史书，掌握了大量的史料，文史知识更为扎实深厚，使他受益一生。
1935年，先生又以优异成绩，考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生赴日留学，成为壮民族中较早的留学生之一。在日留学期间．先生除了研修课程和研读大量的史籍外，还潜心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发表了一批史学研究论文，出版了《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两部著作。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同时还常拜访旅居日本的郭沬若先生，共同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等学术问题。
广西僮族简史封面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先生任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直到1982年1月逝世。
贫寒的家境、艰难的生活和壮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塑成了先生勤奋好学，朴实节俭．坚定正直．自强不息、积极乐观．敬业进取的优良品德。祖国的兴衰，民族的荣辱，与先生休戚相关。先生对哺育自己成长的牡乡有着深切的关爱之情。在旧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实f3辊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壮族和其他边疆地民族被视为“蛮夷”，备受欺压和歧视，没有自己的地位和权利。汉文史籍对壮族历史文化的记载不仅零散不全，而且颇多歧视，歪曲和讹传，使世人难以了解其民族的历史文化面貌，也给其民族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先生在学成之后，除了教书育人和史学研究之外，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历史文化的调查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整理成《罗城、河池县少数民族情况调查报告》，呈报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为桂西壮族自治区制定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及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参考资料。1956年8月，先生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先生以年近花甲之龄，在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带领调查组成员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深入广西崇左、龙州．凭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壮族乡村进行调查访问，收集了一大批珍贵资料，为开展对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这些资料弥显珍贵，直到现在．仍然是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调查结束后。先生将其中一部．分整理威1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并力陈将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必要性，从理论上为广西的民族区域自治规划提供了依据。1956年，先生在出席全国人壮族史学的开拓者与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先生把立足点和精力放在深入民间进行实地调查，以收集第一手资料。早在1934年8月，先生就带领中山大学学生到广西龙胜．三江等民族地区进行调查。1945年4月又带领广西大学学生，组成“黔桂边民考察团”，深入贵州榕江和广西融县进行调查。在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先生带着调查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收集了大批珍贵的资料，并将一部分整理成《黔桂边民教育散记》、《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等文发表。
新中国建立后，先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壮族历史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中。1953年6月，先生带领广西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组成“广西历史文物工作队”，深入南丹、宜山、河池、罗城等地进行调查，收集大一届三次会议后，就壮族问题征求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在周总理的启发和鼓励下，开始编著《广西僮族简史》，并于翌年出版。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1957年，先生虽然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仍能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克服种种困难，执着于壮族史研究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仅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而且还不断地广集资料，为《壮族通史》的编纂做准备。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壮族通史》编写提纲及部分章节的编纂。先生逝世后，由其学生黄增庆、张一民教授根据其民族史观进行编著，完成了长达70万字的大著《壮族通史》的出版，从此结束了壮族没有一部通史著作的历史。
先生在古稀之年，仍执着于壮族历史文化的调查与研究，直到临终前，仍在编著《侬智高》一书。先生逝世后，该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本全面论述和客观评价宋代壮族英雄侬智高的专著。书中以翔实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和科学的态度，辨正了国内外史学界对侬智高的国籍、起兵性质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偏颇之说。先生的勤奋与冶学风范，受到史学界的高度赞赏。 (本文有删节，原文刊于《桂林日报》2002年3月27日）
《新中国成立前后有关壮族论述的比较研究》
——以刘介与黄现璠的名著为例
塚田诚之
一、序论
作者——黄现璠教授 关于中国地方少数民族的记述，自历史上传统的“地方志”问世以来，几乎沿续不断。但“地方志”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志”有所不同。中国“民族志”的问世，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民族学初创时期，这已是日本民族学界的共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这一重大历史转换时期，中国民族学者如何认识和论述少数民族，便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时期民族研究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尤应引人注目。本论文是对这一课题进行初探的一种尝试，着重以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广西壮族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志为对象，旨在探索民族的表象。
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约有1618万（2000年统计）人口，其中90%以上世代居住在如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前一般称为“獞人”或“土人”等，新中国成立后统一称为“壮族”。［1］
本论文着重讨论的民族志为刘介所著的《岭表纪蛮》（商务印书馆，1934年）和黄现璠所著的《广西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刘介（字锡藩或锡蕃，1890～1968），黄现璠 （原名甘锦英，1899～1982），两人皆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广西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学者。刘介系民国时期包括壮族在内的广西诸民族研究的先驱。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活跃在学界，《岭表纪蛮》是他生涯著述中的代表作之一，同时还是“壮族研究初始时期的论著”（范宏贵，参见“参考文献”）。但是，通过对《岭表纪蛮》的内容仔细研究，笔者认为：以往的学者对其评价有失中肯。刘介系民国时期民族教育中“特种教育”的实践者，故今日的学者一般把他视为少数民族教育的先驱（周瑞宣，参见“参考文献”）。而《广西僮族简史》既是黄现璠的代表作之一，又是一部专论壮族的最早“简史”。黄现璠长期执教于广西师范学院(现称广西师范大学），他是壮族史上自幼公开表明壮族成份的第一位大学教授（参见“注释［8］”），著述丰硕，门生弟子众多，其中不乏至今依然活跃在中国民族学界的学者，作为中国20世纪学术事业奠基人之一备受学术界敬重。然而，长期以来，民族学界对他的《广西僮族简史》一书评价不多。正像“它是壮族人编著的第一部壮族历史书”（范宏贵，1989年）一类的观点，中国民族学界几乎把它当做了壮族人写的最初一部民族志而加以草率的简评，大多对黄氏书的内容并未进行深入研究以及作出客观的评述。在这种问题意识下，本论文以《岭表纪蛮》和《广西僮族简史》为中心，着重探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两位民族志著者当时是如何认识壮族的……。［2］
新中国成立后，一边是刘介埋头于文献史料研究，另一边是以黄现璠为中心的广泛围的“实地调查”活动的展开。接下来，笔者就黄现璠的学术成果进行论评……。
三、黄现璠和《广西僮族简史》
1.《广西僮族简史》的时代背景和以往的评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实施维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和文化传统的民族政策。为此，站在少数民族立场上论述少数民族的历史成为了可能。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对少数民族地区慰问的同时，还深入壮乡瑶寨做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黄现璠［3］以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的身份参与了访问团的慰问和调查工作。1956年，中央政府决定实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黄现璠于同年赴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第四次会议期间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参与组建了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组。自1951年以来，黄氏组织和参加过数次少数民族实地调查活动。［4］这些实地调查收集资料的成果，最终结实为《广西僮族简史》一书……该书出版后不久，黄现璠即被划为右派，在中国作为了“内部资料”发行，因而在日本不易看到，自然无人评及。
2.《广西僮族简史》的特点和问题点
（1）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史志新模式的诞生。《广西僮族简史》虽说是“简史”，但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内容涉及到壮族的分布和起源、社会组织、革命斗争史、生产、衣食住、婚丧习俗、文化艺术、语言文字、教育等。其中论述到新中国成立后壮族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和各项事业有所发展等方面的篇幅较多。这种新模式与后来由《壮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比较而言，虽然两书细节上稍有差别，但显而易见，《壮族简史》的体例大体上继承着《广西僮族简史》的新模式。［5］壮族“革命斗争的历史”，系新中国成立以前所无的内容。论及壮族时，介绍壮族英雄人物对中国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的内容，早在张景宁于1952年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即可看到。张氏的文章除这方面的内容外，他还按照斯大林民族观的四个标准例举出了壮族的具体民族特征。中国民族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单系进化论可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黄氏于《广西僮族简史》中论及的“原始乱婚”、“对偶婚”、“单婚”等，援引的是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单系进化的婚姻和家庭形态观点。同时，他对壮族婚姻习俗中“不落夫家”的解释，同样属摩尔根的单系进化论一路。［6］ 可见黄氏早年就已意识到社会的发展阶段并非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模式进行。［7］《广西僮族简史》具有的以上特点，几乎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民族志（不是所有）中大都难得一见。由此而言，《广西僮族简史》无疑属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志记述新模式的开山之作。
（2）政策关联。《广西僮族简史》中明显可见与中央政策密切关联的内容，例如黄氏于书中对创设壮族民族文字以拉丁文表记的“僮文方案”政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书第99页）。“僮文方案”于1955年制定出了草案，1957年正式开始实施。它是沿着少数民族文字应有的权利实现原则而定的，现实中作为“文盲”的对策被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另外，黄氏于书中所说的：“解放后，僮族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和各项事业得到发展”（同书第100～108页），依据的是桂西僮族自治州政府在《广西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内容，他进而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政府制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高度评价。反映出黄氏的论述与政策的关联，在这一点，他又与刘介有着共通点。
（3） 对壮族的认识客观，可说是《广西僮族简史》的主要特点。黄氏以与其它著作（例如《广西僮族的历史和现状》）和《壮族简史》）不同的独特视点展开了他的论述。他在充分评价了壮族拥有勤劳、勇敢、智慧等优良传统的同时，还指出了壮族人民长期生活贫困，历来遭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壮人社会地位低下等存在的问题。这种认识的背景，首先可以追溯到作者早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时曾遭受过同学蔑称为“南蛮子”的歧视经验（根据笔者调查）。当然，还关联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壮族一直无公认的统一民族称谓。壮族人历史上长期遭受歧视的状况，从当时的新闻报刊登载的“读者来信”中可窥一貌。［8］其次，或许是基于黄氏1943～45年间深入到贵州榕江和广西北部对苗族展开实地调查时的深切体会。他于调查中了解到的苗民教育、社会组织和生活现状的基础上，向地方官府发出了改善苗民教育状况的呼吁。同时，对官府的同化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黄氏的这种将“外族人的长期迫害歧视”（以及教育落后，知识水平低下）与苗民生活的贫困注［9］ 密切关联的外族（即汉族）与非汉族关系的认识，在他的《广西僮族简史》中同样可见。但是在《广西僮族简史》中，黄氏将汉族历来压迫少数民族的主体限定在汉族的统治阶级。而对汉族民众的认识是“僮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共同反抗压迫”（同书第49页）。［10］ 黄氏的这种认识可说客观地表明了壮族历史上发生的时代环境变化。 黄氏对壮族的认识模式，并非像刘介那种汉族与非汉族的单纯二元对立认识模式，他注意到了阶级对立的关系。但是，他的这种阶级对立的认识模式常被人任意曲解或蓄意恶解为壮族长期遭受着汉族压迫，从而上纲上线到民族对立。这种曲解或恶解在反右运动中对黄氏的批判言论中充分表现出来。［11］将黄现璠与刘介两位学者的论著比较而言，可说《岭表纪蛮》以“汉族为中心”，而《广西僮族简史》则以“壮族为中心”（作者的这种以“壮族为中心”的立场观点过去常被中国学界视为错误而当作了批判对象）。尽管如此，两位学者在对少数民族历史上长期遭受汉族压迫的认识上仍然有着部分相同之处。
（4）进化主义的观点 《广西僮族简史》的问题点表现在作者的进化论认识。黄氏于书中指出：壮族通过与汉人的接触和交往即可将（壮族的）落后文化向（汉族的）先进文化靠拢，从而发展进步（同书第73～74页）。他还指出了壮族稻谷收获中使用的割穗用具的“陈旧落后性”和“效率低下性”（同书第55～56页）。论及广西东南部（汉人居住地）的畜舍和人舍分离的习俗时，黄氏引用的资料是1935年民国政府的统计资料。他将东南部与畜舍位于干栏住居一层的广西西部壮族地区比较后认为：东南部“交通发达，民智稍有开启，因而畜舍与人舍分离。”论及割穗用具时，黄氏认为存在着生产力优先的历史背景。他虽未像刘介那样例举出更多的具体实例来说明壮族处于文化低级阶段，但明显可见尚未脱离“社会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由后进向先进转化”（同书第74页）的进化论认识观念。这与刘介的进化主义不相伯仲。不过黄氏在论述婚姻家庭和社会进化时，援引的是摩尔根与马克思的双重模式，反映出黄氏与刘氏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
（5）壮族历史文化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与作为壮学研究对象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一道重视的是壮族族源研究。关于壮族族源，黄现璠主张土著说，特别是主张百濮起源说。他认为广西早期的住民（春秋以前的商、夏、周三世时代）皆为土著。他于百濮起源说中对广西土著历史上与四川南部的古代民族“僚”人之间以及与四川、贵州、湖南西部的西南诸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分析。黄氏否定了顾炎武以来的“越人起源说”。同时，也否定了当时存在的广东起源说和江浙起源说。范宏贵于1989年发表的论文中认为黄现璠提出的百濮起源说意义重大,颇有价值。《广西僮族简史》出版时，作者虽然无法参考后来发现的柳江人（1958年发掘）、甑皮岩人（1973年发掘）化石人骨的研究成果，但以后的民族学研究成果表明，民族学界主张广西壮族土著·越人（百越，特别是骆越）起源说的观点成为主流，可见黄氏的先见之明和研究之功。 关于壮族文化，黄氏于书中认为：壮族长期吸收着汉族文化，系中国少数民族中文化最为发达的民族。例举了壮族拥有以水稻耕作为中心的发达农业，壮民多居住在肥沃的平原（同书第84页），长期与汉族交往、通婚，不断吸收汉族文化的“优良部分”，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等壮族文化发达的成因（同书第85页）。进而指出：壮人与汉人通婚后增大了一道居住生活的机会，因而“吸收汉族文化受其影响十分自然。”（同书第85页）他于书中在谈及壮族文化受到汉族文化影响时，虽然作为具体事例只例举了壮族对汉族语言、文字（方块字）、诗歌、戏剧（彩调、文场、粤剧）等方面的吸收，但书中体现出的壮族文化变化受到汉族文化影响的观点明显与刘介的观点一致（尽管双方的出发点不同）。另一方面，黄氏于书中对本族文化的优良性又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虽然“壮族借用了不少外来语从而丰富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但同时明确指出这种吸收并未破坏壮族固有的民族特性（同书第91～92页）。这反映出他不是在肯定那种任其自然全盘吸收汉族文化的态度，体现出他对壮族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在吸收汉族文化时壮族应本着“他为我用”的主体性精神有着充分的自主意识。在这点上，黄现璠的民族自主观与刘介的民族同化观截然有别。 关于壮族经济生产活动，黄氏于书中指出了壮族社会生活存在的多方面问题：即壮民过去只从事农业耕作，极少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生产水平偏低，农作物种类过于单调，虽然土特产特别丰富，但交通不便，难以运出外售，大部分壮民读书少，识字水平低，不会说广东话，普通话，因而在圩场上无法与汉族商人交流沟通，缺乏商贸的基本知识等等（同书第57～58页）。［12］在当时那种一味专注于农业生产，只顾扩大农作物产量而不顾平衡发展的时代风潮中，黄氏基于事实的这些客观认识尤为难能可贵和颇有价值。 关于土司的民族归属问题，黄氏的认识与刘氏大同小异，两人都将宋代侬智高起义被镇压后作为宋军“狄青的部将”而被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土司的系谱上记载的历史当作事实理解。［13］ 另外，刘氏在批判土司暴政的同时，他还肯定了土司所担负的“国防重任”上的功绩，而黄氏不同，他自始至终都在无情地揭露土司的罪恶史……。［14］
本论文以刘介和黄现璠的名著为限展开了初步探讨，属限定范围进行比较研究的试论之作。如它能对今后的中国民族志研究发展起到抛砖引玉之效，将是笔者的最大幸慰。 (本文有删节，原文载《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三期〉
（本论文是近几年笔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兼研究员吴伟峰的大力帮助下多次赴广西桂林调查收集刘介和黄现璠相关资料后的研究成果之一，借此机会，对吴先生的帮助深表谢意）
（本文作者塚田诚之系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收入長谷川清、塚田誠之主编的《中国の民族表象——南部諸地域の人类学·歴史学的研究》，風響社出版，2005年3月。见下图）
黄現璠の生涯
注释：
［1］关于民族名称表记，新中国成立以前多用“獞”，新中国成立后至1965年10月，一般用“僮”，本论文中为了行文用字统一，除引文外一律使用“壮”。
［2］《岭表纪蛮》的记述不仅仅限于壮族，对“苗猺狪”同样有所论述。记述中既有非限定于壮族的内容，甚至还有像似以苗族和瑶族为主体记述的内容。因而将它与专论壮族历史的《广西僮族简史》进行比较研究时应引起注意。同时，刘介的重要业绩大多反映在民族教育事业上；而黄现璠除著有《广西僮族简史》外，在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壮学等领域还有许多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术业绩。例如，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表明：黄现璠既是“中国唐代社会史”研究的先驱之一，又是“中国学运史”研究的开拓者，还是“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的 《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1937年2月再版），被公认为中国学者所著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他的 《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商务印书馆，1936年10月初版，1965年5月台北文星书局再版），被公认为中国学者所著的第一部关于中国学生运动史研究的专著；“他在20世纪40年代相继发表的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论文皆为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早期阶段的代表作”（见《民国时期的总书目》，《历史研究》2001年第二期收《二十世纪隨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史林》2000年第二期收《陈东与靖康学潮》一文以及徐吉军、姚伟钧撰《二十世纪中国饮食史研究概述》等等）。鉴于本论文主题和篇幅制限，于此割爱不论，笔者将择机另作专文再评黄氏。
［3］黄“现璠”的“现”字指黄氏家族“现”字辈，“璠”字是他过赘时将乳名“阿美”改为同义字“璠”，意即“美玉”。
［4］黄氏从事实地调查并非始于此时，早在1943年，他就到过龙胜、三江等县考察黔桂边区少数民族社会状况，1945年又以“黔桂边区考察团”团长身份进入山区调查。可说他从民国末期就有了实地调查的经历。
［5］范宏贵于1989年发表的论文中认为：黄藏苏所撰《广西僮族的历史和现状》（1958年出版）的内容构成形式深受黄现璠的《广西僮族简史》新模式的影响。
［6］黄氏于《广西僮族简史》中认为：在早期的母系社会中，最初的婚姻风俗是女子迎取夫婿，进入男权社会后，婚姻风俗一变，转为男性娶妻，形成了女子嫁出的习俗。他指出这一变化过程存在一个缓慢的过渡期。由此他将“不落夫家”和贵州苗族的“坐家”视为“古代的遗俗”（同书第66页）
［7］黄氏认为壮族社会的发展阶段系从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初期封建社会，转折起点始于唐宋时代，从而掀起了围绕古代壮族社会性质的论争。他主张原始氏族部落未经过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但广西民族学界多持不同意见，大都采用“奴隶社会阶段存在说”（《广西民族研究集刊》1979年）。
［8］例如《广西日报》1952年12月7日“读者来信”载：“旧社会我惟恐怕人知道自己是壮族人而遭人歧视，因而不顾死活地拚命学习普通话，从而避免了社会的蔑视和他人的侮辱”（同年11月15日的“读者来信”内容大同小异）。另外，不少壮人连自己是壮人都不知道，一直以为“自己是纯种汉人”的事例同样不乏其数。《广西日报》1952年12月3日内收文章即有“我本是壮人，但却不知，一直以汉人自居，反过来还歧视少数民族”之语。甚至与黄现璠同样出生于扶绥县的著名作家陆地，也长期以为自己是汉人（参见“参考文献”）。新中国成立前，与黄氏共事于广西大学多年的郑建宣、赵佩莹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壮族成份。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代，赵佩莹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前，领导劝他将档案中一直记载的汉族民族成份改为壮族，以利于上级审批当选，他始“认祖归宗”为“壮族”（据笔者调查）。当然，郑氏和赵氏有可能是会说壮话的“新汉人”后裔，而非壮族血统一脉相承的真正“土著壮人”。
［9］黄现璠撰《黔桂边区考察记》，《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10］《广西僮族简史》一书中着重叙述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民国时期的“民主革命活动”中汉人与壮人团结一致共同斗争的事绩。
［11］“反右运动”期间对黄现璠批判时强加的莫须有罪证之一，就是批判者蓄意掩盖他的“阶级对立论”，把他所说的历史上汉族统治阶级对壮族的残酷压迫篡改为汉族对壮族的长期压迫，从而曲解为“民族对立”（《广西日披》1957年9月1日）。关于“对立”问题，事实上，黄氏已相当注意到时代的变化和政治气候，因而话说得十分含蓄，但在批判者的眼中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在鸣放期间于各种会议上发言：壮族子弟进入大学就学后应该与汉族学生分开学习；壮人应该通过接受教育来提高本民族的整体文化水平，从而争取获得真正的政治解放等等，反右时皆遭受到严厉批判（《广西日报》1957年7月8月）。或许黄氏这类发言的背景潜藏着壮族尚未获得政治解放的意识。特别是对黄氏所说的：“中央政府对桂西壮族自治州的自治权力落实从不关心”所进行的批判（《广西日报》1957年9月4日）。有可能是出于黄氏任桂西壮族自治州委员时耳闻目睹到的既无财权又无自主权的图有虚名的事实。这些批判显然属“针小棒大”式的政治批判，但是，批判者们却火上加油地将黄氏置于了蒙冤二十年的悲惨境遇。
［12］“反右运动”中，批判者捡举揭发说：“黄现璠把壮族各家无厕所，壮人不经商，不种蔬菜等等当作壮族的特点之一”，他们认为这是对壮族人民的侮辱而加以了大力批判（《广西日报》1957年9月2日）。实际上，黄氏所说完全属于历史上的客观事实。相反，则反映出批判者们对壮族社会的历史状况是如何的一无所知。
［13］日本民族学界众所周知，河原正博解明了土官系谱真伪的问题（参见“参考文献”）。河原论文在中国首次得以介绍始于1989年。
［14］除此之外，黄氏于《广西僮族简史》书中还就历史上的教育问题简略言及了举人的人数、书院、府县学等。这些内容应属地方志问世以来的传统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