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跟《玉米》一样，毕飞宇让《平原》的故事发生在王家庄，不过王家庄的主人不再是王连方和玉米一家，而是端方和一群年轻人。端方高中毕业，回到了王家庄。沉重得近乎残酷的农活给了他第一个下马威，但端方天生是个不服输的人，通过自虐式的劳作，他获得了乡亲们的喝彩。但青春期特有的骚动并没有因为身体的疲惫而消减，在收获的季节，端方找到了他的爱情，地主的女儿三丫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三丫的出身使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轰轰烈烈的爱情之火很快被形形色色的闲言碎语浇灭了。三丫选择了死亡。
被爱情抛弃的端方变成了一头真正意义上的独狼，他在王家庄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在1976年的平原上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知青出身的大队女支书吴蔓玲是一个几乎已没有性别意识的政治动物，但是端方身上独特的男人气息，却激发起了她内心蛰伏已久的女性情愫，她不可抑制地爱上了端方，但是此时的端方早已对爱情心如死灰，他只想利用吴蔓玲的权力达到参军从而离开王家庄的目的。两个各怀鬼胎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但很快，端方的计划不出意料地破产了。稻子终于收割完了，端方还是那个端方，但吴蔓玲却再也不是那个吴蔓玲了……
这是一个人的故事，一群人的故事，也是一代人的故事——囊括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记忆、经验和知识。小说摹写了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以端方、佩全、红旗、三丫、红粉为代表的乡村青年，以吴蔓玲、混世魔王为代表的下放知青，以老骆驼、顾先生、沈翠珍、孔素贞为代表的“牛鬼蛇神”，他们充满梦想与幻灭、挣扎与奋斗的独特心路历程，充分展现了这片蒙昧与淳朴共生的古老土地上的爱情和人性，勾画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遍布神州大地的乡村“理想国”的荒谬图景。
《平原》不仅是写给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书，它也是一部关于当下的书，更是一部“权力”之书，权力被系统深入地检视和想象，身体的权力、精神的权力、政治的权力。
小说赤裸裸地将那个时代的“神话”通过端方、三丫、吴蔓玲的爱情故事展现了出来被过滤广告。在一次次的阅读中，我们被毕飞宇的力量拉回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于是历史的黄页在一点点地翻开，关于人本身的永久思考再次牵扯着我们的思维。[1]
毕飞宇，男，1964年1月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做过教师，新闻记者，现任江苏某文学期刊编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毕飞宇文集》四卷，《玉米》，《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上海往事》，《沿途的秘密》，《好的故事》及二十多部中短篇小说选本，共两百五十余万字。代表作有《是谁在深夜说话》，《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等。
李敬泽（《人民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
《平原》的作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具魅力的叙事者之一，他锤炼出一种能够被明确识别的声音:音律流畅，机锋凌厉，指意多端，把对人类经验的冷酷分析变成了华丽眩目的剑术。《平原》是关于囚禁和出逃的庞大叙事，是对人的激情、意志和忍耐的一次深思熟虑的考验。农事和节气确定了无限循环如同牢笼的时间，然后，在广大的“平原”上，人们梦想、行动和受难。《平原》是写给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书，但更是一部“权力”之书，权力被系统深入地检视和想象，身体的权力、精神的权力、政治的权力，权力的暴烈和软弱，真实和虚妄，在我们心中、我们之间涌动着的错综复杂的“力”被华美而精确地展现——它不仅是关于七十年代的书，它也是关于此时的书。
汪政(评论家):
《平原》是一代人的缩影，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当历史的铸件慢慢冷却几近成型的时候，毕飞宇顽强地凸显出个人书写的力量，挣扎着抓住行将消逝的碎片，搜寻堕入深处的思绪，拼凑、修复旧日时光里的日常影像。它不是牧歌，也不是挽歌，更不是人们习见的似成仪式的愤怒。当人们从平原贫瘠而又丰饶的土地上看到日常生活零乱仓皇却一路前行的脚印，感受她虽屡遭砍磔、遍布伤痕却不屈不挠的伟力的时候，便不由地思考谁是世界的主宰，更钦佩写作者的睿智、理性和抵抗流俗的勇气。
洪治纲(评论家):
《平原》以异常质朴的叙事话语，深入到中国乡村社会的肌理之中，在展现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农民奇特生存形态的同时，精妙地叙写了乡村青年的冲动、焦灼、困厄和迷惘，凸现了个人理想与现实伦理之间无法协调的尴尬。它既是一曲青春的挽歌，又是一次历史的深度拷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