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六记》

散文集。作者杨绛。1981年出版。分为《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篇。从衣食住行、同志之谊、夫妻之情等琐事中反映知识分子于“文化大革命”中在干校的劳动生活。文笔淡雅细腻，语言诙谐幽默，具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格调。

《干校六记》作者杨绛，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1911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她既搞创作，又从事翻译与理论研究。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长篇小说《洗澡》，短篇小说集《倒影集》，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菜》等。杨绛具有多方面的文学修养，创作取材广泛，手法多样。作品中声誉最高的当推散文《干校六记》和长篇小说《洗澡》。

杨绛少年时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写过多篇评析西班牙和英国文学名著的理论作品，如评论《堂吉诃德》、《小癞子》（LazarillodelTormes）和《塞莱斯蒂娜》（LaCelestina）等的文章以及论英国作家菲尔丁等。

作为翻译家，杨绛的文学翻译成就卓著，除《堂吉诃德》外，她还翻译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AlainReneLeSage:）以及古希腊散文柏拉图(plato)的“对话录”《斐多》(Phaedo)等。

跨入新世纪之后，杨绛在整理编订钱锺书遗稿之余，又创作了《怀念陈衡哲》、《难忘的一天》和《我在启明上学》等多篇忆旧散文；出版于2003年6月的家庭纪事散文《我们仨》，则因其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而深深打动读者，成为2003年的超级畅销书。

《干校六记》包括《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事》、《误传记妄》六篇，记叙的是作者1970年7月至1972年3月在干校的一段生活，十分真实地展示了在毁灭性的肉本与精神的折磨、摧残下，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如一的对祖国的痴情和高尚的节操。作品没有正面描写干校里摧残人性的大事件，而只是通过衣食住行、同志之谊、夫妻之情等小事、琐事，以个性化的审视角度反映那个特殊的年代与知识分子的命运。作品以轻盈空灵的笔调，刚柔相济、热中见冷的情思，漫不经意却浑成一体的结构，平淡朴素而又耐人寻味的语言，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示了一位老作家的赤子之心和善良美好的情怀，从而也为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样式。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虐，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不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作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浮生六记》——一部我不很喜欢的书——事实上只存四记，《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发现大小作家们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已成为文学研究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了。谁知道没有那么一天，这两部书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干校六记》用的委实是井旁圃中的家常言语，记的也不过是下放之别、凿井之劳、种圃之闲、冒险之幸、小狗的人情世故和由传闻而生的妄思，以及由此引发出的种种感慨。然而，看似闲常之笔，细想来却微言大义，颇是耐人寻味:“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下放记别》）――这段文字记的是学部接到“下放”的命令后，著名学者俞平伯夫妇带队出发去接受“再教育”时的场景。

不由衷地生出对那黑云压城时期的愤慨声讨之情么？此外如何其芳吃鱼吃出大药皂、钱钟书等半天烧不开一锅水（《下放记别》），以及老知识分子被迫参加强制规定的看电影课（《冒险记幸》），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能不激起你的无限同情和满腔愤懑么：噫，一代知识分子的际遇竟至于此！代价是如此的沉重，而所谓的“收获”呢？

我有幸是《干校六记》的最早的读者之一。一天，我去看默存和季康，大家谈这谈那，谈得很热烈，也很投机，——象往常每次谈话一样。临走时，季康递给我一包手稿，即《干校六记》及默存为此书写的序言，让我带回看看，过些日子提点意见还她。我回来后，时间已经很晚，心想先看上一记，以后有机会再看。不想一看之后，真是“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完了六记，这时已是深夜。但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于是连夜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说了自己读后的直观的感想。

《干校六记》顾名思义，是属于记传体文学。我们都领略过的所谓“干校”，虽然不能概而论之，但是说它们是小异大同想来是不会错的。林彪、“四人帮”利用它摧残人材、摧残干部，有着触目惊心的事实。而季康的《干校六记》却有意回避了这一方面事实的叙述和描写，除第一则《下放记别》多少接触了一些大动乱的现实带给她女儿及她一家的令人心碎的事实外，其余五记可以说都选取的是“干校”生活中看来一些琐细的侧面。正如默存同志在《小引》中所说的：“‘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但就在对这些琐琐细细的生活侧面的描写中，季康的观察和表现是那样纤细入微，而又切中要害、恰到好处，娓娓动听，并不失之繁琐：——这可以说是她的所有作品，如《倒影集》中的作品的共同的艺术特色。在《六记》中，她善于在冷酷的现实中发现诗意，并且写得那样淡雅优美，绘声绘彩，有时又很富有哲理气味，给人以积极的启示和鼓舞。干校，在我们革命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美好的名词，并且起过它的积极的作用，但十年动乱时期的“干校”，已经变了质，正象美好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也一度变成了历史上少有的那伙丑类推行最肮脏的反革命勾当的招牌一样。作者季康也和那时一切有理智和正常情感的人们一样，对那个特定环境是有“哀”和“怨”的，并且，在她的笔下，“其境皆真境，其情皆真情”，毫无半点文饰造作，“故能引人之情，相与流连往复而不能自已。”(《抱经堂文集•后山诗注跋》)但在《干校六记》中，我们又清楚地看到了作者的恰切的分寸感，不仅很少正面的这类描写，而且，举凡涉及这类地方之处，她不仅不加铺叙，笔墨都极简省，点到为止，并且出之谈远、平和，言近旨远，余味无穷。有一位同志看了《干校六记》之后，曾经说了下面几句话：“悱侧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照我看，用这几句话概括《干校六记》的艺术特点，是很恰切、很准确的。

《干校六记》的这一特点，也正是它能够“引”我之情，“相与流连往复而不能自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从这里，我们也就看出了作者的精湛的艺术素养与功底。

季康和默存是几十年的老夫妇，始终彼此相敬如宾，和好如一，关于他们之间的爱情的美好的传说，我就听到过不少，当然也有个别外国报刊无中生有地造过他们“离婚”的谣言的，季康和默存都曾为此感到好笑。从这一段平实的而又感人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他们彼此相知、相爱之深。他们的希求是多么少而又少啊！一个窝棚存身，就心满意足了，仿佛真有点“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味道，可什么享受都“罢得”，唯独没有书，对于嗜书如命的他们老俩口，可真就是一件最大的不幸。默存是一个国际上名震一时的知名的大学者，对社会主义的祖国他是怀着多么真挚的一颗赤子之心啊：“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拚得人憔悴。”即使在那样非人的逆境中，“时光倒流”，他也丝毫没有任何后悔解放初期他坚决留下的抉择。为了社会主义的祖国，真可以说是“虽九死其未悔”，这是我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品德(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优美的品德，应该提倡，却反对那种对待知识分子抱着极“左”流毒的人的这类主张：你应该虽万死其犹未悔，我呢，怎样对待你都属理所当然)。我说这里的描写很感人，却又很平实无华，是有大量的事实在，而且是很雄辩的事实在。就拿近年“出洋”，包括送子女“出洋”成风的情况来说，默存却令女儿放弃了英国国籍(她女儿出生在英国)，回国工作。季康和默存，特别是默存，每年收到国外数不清的单位的邀请，甚至是重金聘请，例如说，去年美国几个学术团体邀请他去讲三至五次，一切费用归对方负担外，另付本人一万八千美元酬金，八次邀请，概被拒绝；今年美国加州大学约他们夫妇俩个去半年，“不承担任何任务”，允诺给予更加丰厚得多的报酬，他们仍然是“不去”。不止一个人闻之，认为钱某(有时也包括杨某)太傻：——别人争都争不到“出洋”的机会，而“洋人”那样盛情邀请他，并给予那么丰厚的报酬，他却一概拒绝，真真有些“反常”。但从这“反常”的表现中表现了怎样的精神境界！近年来，人们判断人、事，更多地重“实”不重“名”了。本来是“名”从“实”出，“实”先于“名”的，可是多年来我们只重高唱革命“高调”，却不务“实”酿成的灾祸，教会了人们不得不改变观察事物的方法，把头脚倒置过来，脚踏实地，从“实”和“实践”出发判断人和事。照我看，在这一方面，季康和默存的精神境界要比某些自居“革命”、实际至今仍然极左的人，要高超多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才会出现“反常”之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