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
《左传》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为《春秋》，最大的编年体史书为《资治通鉴》，所以《左传》只能说是最早的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左传》
《左传》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丘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般都认为《左传》之作者为左丘明，此说最早见于《史记》，两汉至隋的学者都奉之为权威，自唐以降，始有学者质疑。关于《左传》之作者，有如下几种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看法：一、有人认为是吴起。因为《左传》尊季孙氏，而《韩非子》记载，“季孙新弑君，吴起仕焉。”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左传》于晋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吴起。于楚史尊王而贬臣，吴起在楚国受到楚王重用，而大臣反对他，阻挠其变法。吴起是大军事家，而《左传》正长于描写战争。吴起为“卫左氏人”。所以看起来吴起似为《左传》之作者，但某些预言的应验又是吴起不及看到的。所以某些内容可能为其门人所添加。二、有人认为《左传》对楚国记载得绘声绘色，看来作者精通楚语。三、有人认为《左传》为鲁国史官左氏所作，也许此左氏为左丘明之后。四、《左传》记载的孔子的许多言论与传统儒家思想不合。当初，孟子卒而儒家分，所以有人认为《左传》为儒之别派所作，与儒之正统派是有所不同的。
《左传》再观《左传》文，其中叙述孔子之言时多称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学生在《论语》中都是尊称其师为“子”，从未称字，所以“仲尼”之称应为孔子之好友所称孔子。好友者何人？左丘明也。《左传》深得《春秋》之微言大义，较《公羊》、《榖梁》为胜，其人必亲与夫子论史，而深明夫子之理。
至于《左传》中某些预言要到战国时才应验，而且又记载了些战国时的历史，这应该是后人增添，而全书之绝大部分还是写成于春秋晚期。
其他诸说，论据不足，难以信服，存疑也。而自唐以降，对左丘明作《左传》质疑者众矣，且也能出示论据。然今未有定论，未有确凿之证据表明《左传》确为某人所作，姑当从传统之说，以左丘明为《左传》作者。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需要谈到的是，晋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惠王墓，发现了一大批失传已久古籍，其中就有一本叫《师春》，里面全是照抄《左传》的卜筮原文。所以看来《左传》成书于魏惠王去世前。《左传》中对田氏代齐的预言是“八世之后，莫之于京”，为什么不说“十世之后，代齐为王”（公子完为第一世，田和为第十世）呢？“莫之于京”并不肯定田氏一定代齐，而如果作者能看到田和代齐，则不会这么预言了，因此可以肯定《左传》作于田和代齐之前。
《左传》《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由于《左传》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公不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刚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 《春秋》谨严﹐ 《左氏》浮夸”(韩愈 《进学解》 )﹐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像﹐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像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殽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邲之战(宣十二年)﹑齐晋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殽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冑﹑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罃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 《艺概.文概》 )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邲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兵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兵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 ﹑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 ﹐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公羊》、《榖梁》是《春秋经》的传，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发生过怀疑。《左传》则不同。除了有大量的无传之经外，还似乎有为数众多的无经之传。人们不禁要问：《左传》既是解经的，为什麽会有这些无经之传呢？於是《左传》的性质亦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遂发生了问题。
自从刘歆提出要将《左传》立於学官以来，争论就开始了。不管西汉博士出於什麽动机，他们所持的“《左氏》不传《春秋》”的观点却开启了此後将近两千年间一些《左传》研究者的疑窦，从而使《左传》与《春秋》的关係成为研讨的课题。西汉博士的论证虽然没有留传下来，但既然说“《左氏》不传《春秋》”，那麽人们很容易导出“《左传》与《春秋》是两本不相干的书”这样的推论。现在所知最早明确作出这种表述的是晋人王接。王接说：“《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1既然不是为解经而“发”，那麽《左传》当自有作意，自是一部不依赖於《春秋经》而独立存在的著作。到了唐代，人们开始注意到了《左传》的史书性质。陈商说：“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繫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2这麽一划分，便把《左传》与《春秋》剥离开了，两书连性质都不同，怎麽会是一回事呢？宋人疑《左传》的就更多了。朱熹说：“左氏是史学，公、榖是经学。”3虽说祗是区分三传，其实距否定《左传》之解经，也就祗有一步之遥了。刘安世说：“读左氏书，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後通矣。”4这话更加明确，大有离则双美、合则两伤之意。
平心而论，这一派的意见是很有些说服力的。经、传之不能完全契合，特别是“无经之传”的大量存在，应该说是引起人们疑心的主要原因。此外，《左传》中虽也有不少解经的内容（包括“君子曰”、“五十凡”、解经语等），但这些东西都有很明显的嵌入的痕迹，多数都没有与传文融为一体。清儒皮锡瑞曾经举“郑伯克段于鄢”一段为例，指出在“太叔出奔共”一句下硬加上了“书曰……难之也”一段解经的话，致使本来与上文紧密相连的“遂置姜氏于城颍”的“遂”字显得上无所承，突如其来。因此“书曰”云云显然是被人後加上去的。5这一发现当然是支持《左传》本与《春秋》各自为书的说法的。那麽，究竟是谁将“书曰”、“君子曰”之类的解经语加进去的呢？
自宋以来，就有人怀疑是刘歆改造了《左传》，加进了解经语。宋人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6到了清代，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详细论证了刘歆是怎样把先秦旧书《左氏春秋》改编为《春秋左氏传》的。後来康有为继承其说，进而提出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的新说。刘、康的观点儘管有很多不同，但在《左传》（这里指刘歆以前的“左传”）与《春秋》本是不相干的两部书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一点恰是《左传》问题的要害所在。刘、康的意见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影响至为深远。在本世纪初期，不少著名学者都是信从刘歆伪造说的。
学问之道，有如积薪，总是後来居上。现代学者的研究，又彻底推翻了刘歆伪造说。研究表明，那些所谓由刘歆加进去的解经语、“君子曰”等等，在刘歆以前早已存在了。司马迁曾经引用过，先秦诸子也曾经引用过。这对於刘、康的说法无異於釜底抽薪。时至今日，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已很少有人相信刘歆伪造说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疑点依然存在。《左传》之“述史”部分与“解经”部分之不相融合是不争的事实。大量“无经之传”的存在也有目共睹。怎样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乃是摆在现代学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左传》第一，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时间的故事情节化。
第二，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
第三，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
第四，擅长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等撰。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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