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分类： 小说 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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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本简介
• 2 作者简介
• 3 相关评价
• 4 作品魅力
• 5 作品遗憾
• 6 作品意义
• 7 创作体会
• 8 相关报道

这是一部正面描写“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小说，它以空军某兵团司令彭其受迫害的经历为主线，通过三位将军的不同命运，歌颂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原则性和斗争性，控诉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彭其是跟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打日本打老蒋的老将军，因他在党委会上说空军“靠搞卫生出名，是华而不实、形式主义”，说吴法宪“不懂军事，不能当司令”，在“文革”初期就被扣上“反党”帽子，身陷囹圄，妻离子散，险些丧命。但他在困境申仍千方百计保护战友，他苦口婆心地劝教那些“造反”的人们，他用表面关押实际保护的办法使战友不吃眼前亏。他受尽折磨，终于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叫他到北京去了。另一位将军陈镜泉与彭其是老同乡老战友，造反派逼他领导批斗彭其，他只得违心去做，面对复杂局面他“心如刀绞”。他丢掉一条胳膊，又丧妻多病，一生坎坷而忠心一片。还有一位老革命胡连生，则是爱憎分明，火暴如雷。他反对神化领袖，说毛主席是人不是菩萨。在所谓“公审大会”上，他破口大骂造反派“革得连是非都没有了”，他更受到了非人的对待。小说中三个将军的女儿，沉静的彭湘湘，泼辣的陈小炮，“色彩和芳香还在神秘莫测之中”的李小芽，在斗争中也都成长了起来。而“造反派”头头范子愚夫妇和反面人物邬中夫妇、江醉章之流，毕竟没有逃脱了可耻的下场。

莫应丰，湖南益阳人，1938 年生，当代着名小说作家。1961年肄业于湖北艺术学院，同年参军。曾在广州军区文工团担任过乐队演奏、作曲工作，后任文工团创作员。1970 年从部队转业后至湖南长沙市文化工作室（文化馆）工作，任文学创作组组长。1978 年调至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任创作员。1989 年2 月病逝。生前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莫应丰从1972 年起开始文学创作，以写作短篇为主，后专事长篇创作。

从1972 年至1979 年，先后出版有《小兵闯大山》、《走出黑林》、《风》、《将军吟》等长篇小说。《将军吟》1979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中国首届“茅盾文学奖”。

莫应丰是湖南省益阳县大华冲（今属桃江县）花果山人。1938年1月19日生。幼时家境贫困，靠烧炭、卖柴、打短工为生。莫应丰妻子欧阳慧玲在《年根岁末忆故人》一文中回忆：“莫应丰出身贫寒,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是老大,也是家中惟一的儿子,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小时候家里穷得经常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父母又长期生病。为了减轻家里负担,12岁的他只得辍学,天不亮就摸上山去砍竹子。为了赶早从集市上换回一点盐米度日,他每天都借着惨淡的月光,拖着比自己身躯长得多的竹子在逶迤的山路上躬身爬行。”（《文学界》2007年第4期）莫应丰读书四年半即辍学，解放后复学。1956年考入武汉艺术学院附中。1959年升入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专攻作曲。即使上大学，贫困的生活也时进伴随着莫应丰，使他很难坚持学下去。欧阳慧玲说：莫应丰“在湖北艺术学院作曲系读书期间,正好赶上歌剧《洪湖赤卫队》红遍大江南北。作为一名音乐专业的学生，他当然应该到剧场去亲身感受这出名剧,但是这个愿望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他太穷,没有买门票的钱。在他读书期间，家里仅给过他4元钱生活费。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学校免费组织学生观摩《洪湖赤卫队》。他激动不已，匆匆吃了晚饭等待集合。可他还是高兴得太早了。剧场在武汉三镇的另一边，得乘坐轮船过长江。老莫囊中空虚，又不好意思跟人借，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离去。轮渡费其实只要8分钱，他就是拿不出，只得万般无奈地放弃了圆梦的机会。”（同上）迫于生计，莫应丰1961年肄业参军，到广州空军部队从事文艺工作，开始写剧本。1970年，复员到长沙群众文化工作室。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调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当专职创作人员。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当选为作协湖南分会副主席。1985年被推选为湖南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曾担任中国作协理事、湖南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分管人事）及《大世界》（原名《茶馆》）主编。

作为诞生在灰暗土壤里的一棵生命树，《将军吟》的出现，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

它的出现本身，它的成功与缺憾，贡献与不足，都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与探讨。面对这一充满了悲剧情感，同时也充满了自我剖析精神的作品，你无法保持局外人的镇静，无法掩藏自己的灵魂；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死去的文本，它在毫不妥协地把我们提升到自我证明的人生状态后告知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及艺术秉赋。这一切皆来自思想的芦苇对于混沌世界的困惑，对于铁一样真实坚硬的意识形态生活的怀疑和抗拒，来自个体存在与群体活动的对峙与较量。

《将军吟》讲了一个有关文化大革命生活的故事。现在看来，这个故事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从正面表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从而给历史留下一面镜子，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深度超过了正常的历史理解力与想象力。与正面的时代生活相比，作者的笔端显然更多而且频繁地沉溺在个人生活的世界里，显然更倾向于个人的情感反应与心理态度，在谁也说不明白的非理性的颠狂、盲目、任意、破坏与无能为力的状态中，时代成为了一个沉重的阴影，成为了一个“魔鬼”:是什么“魔鬼”跑进来作怪使一个堂堂的集团军司令竟失去了掌握小小会场的权利？是什么“魔鬼”的凭附使得每一个人都不属于自己使生活失去了基本的秩序？ 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那场加勒比的飓风，时代在这里变得神奇并富有“魔力”。

对这种魔力作者无力索解也无须索解，解决人与历史的尴尬也许是人类社会永远的责任，能够发现这种境遇并表现出来昭之芸芸众生，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已经近乎一种刻意与苛求了。

在这个意义上，《将军吟》已经让新时期之初一连串的艺术动作相形失色了，莫应丰在1976 年的思考令当今所有进行文学操作的人都感到了沉重的失语。然而，作品的深度并不仅限于此，与社会批判双重进行的是对构成基本社会单位的个体生存活动的审视与分析，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上，拷问了自我的灵魂，通过对个体诸生相诸心态的陈列，让我们看到了潜伏在每个人心中并相机出来表演的“魔鬼”：原始本能的恶欲。贪婪、自私、破坏正是这些阴暗不安的成份，才使得人在更多的时候失去掌握自己的机会而去听从冥冥之中的魔鬼的笛音。

可悲的不是人无力抵抗“魔鬼”的诱惑，而是根本不肯倾听自我心灵的回声，根本不去营造自己的意志之墙来阻碍“魔鬼”的出入。

彭其司令员的秘书邬中、门诊部护士刘絮云、“革命家”范子愚、文工团员邹燕这一干小人物之所以纷纷参与到一场罪恶中去不能自拔，就在于他们对社会生活流的主动委身与自觉投靠。

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就是那个经常被剧中角色所感动得落泪的话剧演员邹燕，在参与对老红军胡连生的斗争时，良好的本能使她面临惨剧的发生时竟控制不住落下眼泪，但她宁可选择去厕所擦去软弱可耻的眼泪后继续斗争，而不选择听任眼泪流下来，选择自己的良知。从这个角度看来，所谓“文化大革命”悲剧乃至任何一场历史悲剧的发生与延续，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一个人，也许都该担负不可推卸的罪责。

遗憾的是这一思想在1976 年以后许多年里的中国文学和思想理论的发展中都无法找到回声，只在一部八旬老人写就的《随想录》里才达成共识。这种结果不能不引人深思。

《将军吟》最初创作于1976 年3 月至6 月，正值“文革”行将结束的前夕。但是，像“文革”最初的岁月一样，社会意识仍然处于盲目肯定的状态，残缺的感性的迷狂仍然凭附并占据着全体的社会心灵，“革命”胜利后新生活的幸福还像一轮初生的太阳令人陶醉。一切都罩在和平神圣的光圈里，新时代消息杳杳无期。

作者所面对的就是这种近乎绝望的虚无和永恒，除了自己的心灵和眼睛之外，他无所借助也无复依傍。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能够产生上述否定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表达得如此细腻，恐怕不是单凭一种单纯的冒险精神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所谓“写真实”的创作方法所带来的正效应，而应归纳于一种深刻的艺术哲学思想：真正的艺术不应是时代生活的寄生品，不是对传统的重复，而应为时代形象、为传统提供一种可资参照的价值体系；它缘于一种毫不媚俗的独立意志，缘于对表象性质的思维方法的摒弃，缘于艺术家对自我心灵连续不断的倾听与辩析。离开了这些原则，艺术将失去所有的庄严而沦为一种肤浅的风雅形式，成为一张空洞的标签。《将军吟》正是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本。

除此之外，《将军吟》做表达体系、表达机制也基本近于完整而健康，生动如生的人物形象，叙述基调的沉着与抒情，语言风格的清新与朴实，连共时性组接中呈现历时性流动的结构等等，都具有自己个性的特征而较少当时文学习尚的影响。只有在个别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在宣传部长江醉章的形象上，明显地存留了“反面人物” 时代特征，明显地接受了阶级斗争文学意识的影响，这是避免不了的。任何具有独立意志的作家在枝节的细节方面都免不了趋俗，否则就是“超人”了。

但在逻辑上，“超人”根本不存在。这样看来，《将军吟》的缺憾是必然的，是命里注定了的。

《将军吟》的创作，其政治意义应该是大于文学本身。为什么要冒险创作这样的作品？莫应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不愿意昧着良心服务于那群国贼，于是整天消极偷懒，能躲则躲，能推则推，能装糊涂的决不自逞聪明。经常串门聊天，哈哈大笑，貌似玩世不恭。年华在虚度，精神痛苦已极，压抑着一腔怒火，不知从哪里喷出来。”又说，“我当过兵，对军队有所了解，知道枪杆子能够影响国家前途。复员以后，我仍旧常与军人接触，对他们心中所想略知一二。那时我几乎把全部希望托付于我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将军们，只要他们认为时机成熟，振臂一挥，士兵们都是干柴，立刻会燃起冲天大火；老百姓也都是烘烤在烈日下的火药，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万恶的‘四人帮’将在一片火海中化成灰烬。这是我的幻想。于是我想为那些可能是未来的救国神灵们立传。”莫应丰说，“我想把它写成一个正直的将军发自内心的悲愤的长诗，籍以抒发他们那一辈人的主流思想，激发人们对自己和人民命运的关注。我宁肯把我寄予希望的对象尽可能写得美一些，把美的灵魂和美的性格当成日出前的晨星”。

关于《将军吟》的创作 
莫应丰
《书林》编辑部要我谈谈写作《将军吟》的体会，我不知从何说起。在清理过去的旧书时，由一种现象产生出一番联想。 
前几年，我经常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新书，有的翻一翻，有的没有动。那些书全都打上了年代的烙印。就小说而言，只要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口号，便知道写成于哪一年。如今一见那些口号就反感，无论书中有些什么内容，也只好闭眼扔进化纸炉。作者和编辑的心血岂不白费了？仅是纸张的浪费也令人痛心。我自己在“四人帮”垮台前夕也出版过一本小说，虽然在书架上勉强放了两年，甚至曾考虑过修改重版，但终因时过境迁，难以救活，任其碾作尘泥了。那本书叫《小兵闯大山》，用去了我一些宝贵的生活素材，至今想来，犹感惋惜。 
我也间或写一点短篇，不久前在收编成集的时候，发现有些篇味儿不对了。一般地说，我还不算是很爱赶时髦的人，没有写过变幻无常的“路线斗争”，也不曾写“走资派”之类。凡被我认为是短命的题材，我是不轻易去碰的。尽管如此，仍旧有些作品短命。 
《将军吟》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写成于1976年春夏，出版于1980年6月。至今又过去近两年了，仍不觉得过时。当然，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还不到两年，绝对不能算是长命的。但考虑到从写出初稿至今，六年时间内，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文坛风雨又是何其多！《将军吟》却不受这些影响，也算是难得了。 
有趣的是，《将军吟》初稿写成后，一直密藏在朋友家里。过了两年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从广播里听了全会公报，惊喜地发现，《将军吟》初稿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正好与公报的总精神相符；于是决定，立刻将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巧合吗？确实是太巧了。我事后分析造成这种巧合的原因时发现，透过偶然的现象，能找到必然的根由。 
在“四人帮”肆虐横行的那些年月，我们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被当成鹰犬和传声筒使用，不许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不许正视触目惊心的生活现实，不许有健全的头脑和正常的思维。我当时深感人格受辱，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为什么不去干点别的事？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的行为没有意义或有害于人、无利于己，就不会继续干下去。我正是从觉醒中甩袖而离开当时文场的。谈起创作，我有点玩世不恭。找我约稿，我就说：“你从哪里打听到我会写什么东西？”实际上，我既不是完全不懂，也不是对创作没有感情。自从我发现自己能够写小说以来，总想显一显身手。可是，怎样干才是值得的呢？我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作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作家对于时代，应该是一面镜子；作家对于读者，应该是一个良友；作家对于妖孽，应该是一把尖刀；作家对干明天，应该是一只雄鸡。江湖骗子和为虎作怅的人，难道能留下什么好东西吗？糊里糊涂，行为盲目，也很难设想能胜任人民的重托。于是我想干一点本来应于的事情，按照应尽的职责来干。这个职业是高尚的，同时也是危险的。亘古以来，有多少舞文弄墨的人曾经遭遇不幸？又想干这一行，又要绝对保险，恐伯也难做到。除非你不打算尽职．既要尽职，便不能算好了命再来。我就是这样决定按真实面貌来描写“文化革命”的。真实就是科学。科学是真正的硬汉子，它不屈服于任何邪恶势力。“四人帮”拼死挣扎，想叫历史朝着反科学的方向发展，终归惨败。历史是按科学的方向前进的，我写《将军吟》也基本上是抱着科学态度的，所以就发生了巧合。看起来是巧，其实全在规律中。哪怕历史一时走了弯路，大方向总是不会变的，这种巧合迟早会发生。 
怎样才能写得真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真实标准。我们都是那场运动的参加者，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具体的角色。每人看到的事实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是非观；每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好恶感。我知道自己的眼界十分有限，而要从事创作，眼界是不能过于狭窄的。胸怀要容得下更大的世界才好。我从1972年开始，就对亲身经历过的那场运动从正面、反面和侧面进行回忆与思考，也从正面、反面和侧面重新认识记忆中的种种人物。横观全国的大局，纵观历史的由来和趋向，谨慎地寻找我所要写的主题，坚定写作的信心。我经常提醒自己，要尽可能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想起过去的幼稚举动来，经常觉得好笑；想起那时曾经爱过的、恨过的、景仰过的、同情过的种种人物来，他们的形象都变得复杂些、全面些了。有时为彭其着想，有时又为江醉章着想，有时假定自己是陈镜泉，会怎么样？像范子愚那样的人，他自己死于并不明白中，活着的人们应怎样看待他？胡连生是可爱的，但他这类人物的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我把那些人物一个个搬到历史的和时代的透视镜面前，反复照射、查看，像严肃的医生一样，做出尽可能准确的诊断。好在时间充裕，从开始产生想法到写完初稿，经历了五个年头。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达到真实。我想，越是接近真实，作品的生命力就越强。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经验记在心里。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对生活熟悉的程度，跟作品的生命力有直接关系。我过去写过剧本，经常失败。我往往把失败的原因归于技巧不熟，经验不足，甚至怨天尤人。在困境中，我也想过，哪回要是能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写出来不知会怎样。但在写《将军吟》以前，哪怕再熟悉的生活，写出来也使人觉得是假的。那是因为受着种种框框的约束，作品里表现出来的生活被歪曲了。我从来痛恨“四人帮”那套文化专制教条。放开手脚，依照生活的真实面貌大胆写一回，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但是，我发现有些歪曲生活的搞法，已成了习惯，从构思开始，就总是有一个幽灵在左右徘徊。我不断在自己脑子里敲警钟：往意！照生活的真实面貌来写。为达此目的，我力求给每一个人物找到具体的模特儿。有许多章节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尽可能照原样写进去。在我读过的小说里，似乎没有见过描写一个领导干部作报告、并把长篇大论的报告内容正面写出来的搞法。谁都知道，作报告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聪明的作者是要尽量避开不写的。而我在生活中，确实听过一个极端生动感人的长篇报告，事过好几年了，当时的感受记忆犹新。难道不能打破禁忌写一回试试吗？我听说有的高明的国画家，为使自己的作品构图奇特，故意违反常识，先造成险局，然后从险局中解脱出来，一旦成功，令人惊叹。我仗着确有生活依据，也给自己造了一险，正面描写彭其在文工团作报告。这就是第十四章《老人心》。现在，这个有点特色的章节，常常得到一些好评。其实我很清楚，并不是因为技巧使我获得成功，而是由干它真正来自生活。就整个作品而言，《将军吟》是我所有作品中生活依据最充足的一部。它所以高出于其他，忠实于生活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有人说，《将军吟》比较真实地描写了“文革”动乱时期的一段生活，这个评价无疑对我是一个鼓舞。冷静地想，它的真实程度到底如何呢？我希望它在无情的时间面前继续经受检验。 
感谢前人教给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1982年12月16日《文学报》介绍的说：莫应丰创作《将军吟》，是在距长沙东南150里外的文家市某区委的小楼上时，得到了区委书记的支持，仅用105天就写成了。据称莫应丰创作时，时常唱着《国际歌》，每写完一段，都要拿到钢琴上去弹奏一下，看看是否有涩音，是否有"高山流水"的效果。1976年6月26日，全部书稿47万字完成后，莫应丰在最后一行写到：“1976年3月4日——6月26日冒死写于文家市。”搁笔时，他已精疲力竭，瘫软地倒在掎上，两手无力地耷拉着，口角流出一丝微笑，自语道：“我……可以……死了。”又乘兴又写下一首诗：“含辛茹苦愤无私，百万雄兵纸上驰。泪雨濯清千里目，将军一梦醒其时。”（见肖建国《遥想莫应丰》）书稿写成后，莫应丰不敢拿出来示众，一直将其密藏在朋友家。两年半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莫应丰从广播里听到全会公报，发现《将军吟》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正好与公报的精神相符”，才拿出来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军吟》的出版当然也不一帆风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炜在《友谊地久天长》一文中说：莫应丰当时将书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后，韦又书稿转交给她来编辑。当时社会对“文化大革命”尚无定论，但在莫应丰大无畏精神的激励下，她极力推荐这部书稿。但出版社意见不统一，她又多次与韦君宜、《当代》主编秦兆阳、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曙光、小说南组主任王苏、副主任江秉祥等进行商讨，得到他们的支持才得以问世。（见《莫应丰》“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7月）

《将军吟》在《当代》杂志面世后，在文坛引起了反响。康濯、阎纲、蔡葵等知名作家、评论家在报刊上纷纷撰文，评介莫应丰的文学成就。康濯的《“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略论莫应丰的创作》一文说，《将军吟》、《风》等莫应丰的作品“确是相当大胆地‘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尽管鲁迅先生对猛士和闯将及其要求的两个‘敢于’，所面对的乃是旧社会、旧中国而不是今天社会的新生活；但从整个革命现实主义的要求来说，我们今天的文学需要‘敢于直面’和‘正视’的闯劲；同鲁迅得先生当年的号召在精神上自仍是一致的。”康濯认为，《将军吟》和《风》这两部长篇“至少显示了这样三大特点：一是毫无回避地从一定角度展开了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中种种特异风云的正面描述；”“二是在涉及的生活和人物上，《将军吟》更放手揭示了我们人民解放军内部在十年浩劫初期种种极其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刻划了从部队高级将领到普通战士乃至文艺、医务人员、高干子女以及各色野心家等众多的形象”；“三是两部长篇都确确包含了几多酸苦的泪花和淋漓的鲜血……。新社会的激烈斗争中英雄人物的牺牲虽也有人写过，却总还有清规戒律；莫应丰则闯得颇无顾忌，不也终于是虽战士牺牲而胜利愈近，因此效果不坏吗？”（《文艺报》1980年第7期）阎纲的《从<风>——<将军吟>》一文也说：“从《风》到《将军吟》，是莫应丰连续跃进的光荣记录。《风》较新奇，也很敏锐，但技术还嫌幼稚。它一泻无余，过于巧合，集种种不幸或罪过于一时、一身。《将军吟》摆脱了旧写法，找到了与众不同的人物、故事、场面、契机，突破了题材的狭隘视野，驶入眼花缭乱、难以捉摸的纷扰世界。要说《风》是饱经忧患的断肠之曲，那么，《将军吟》则是醒狮发愤的慷慨悲歌了。”（《文艺报》同年第2期）评论家谢望新在《不可磨灭的历史之章——莫应丰长篇小说<将军吟>再认识》一文中,总结了《将军吟》这样几个艺术特点：“思辨的、政论的、哲理的色彩，是这个时代思想和思维形式的一个主要特点。《将军吟》在把握历史进程上，已充分显示了作家的思想高度，同样，在艺术表现上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谢望新说：由于作家曾在文工团担任过编剧和作曲，他还借鉴了戏剧和音乐的一些表现手法。借助于戏剧精心组织矛盾、形成高潮的手法。采取立传式的写法，一章一章地对主要人物的身世、经历、现状写传（在这点上，它区别于中国古典小说序列立传的写法）。在音乐上，借助于交响乐再现和变奏的手法，将某一种思绪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旋律上，有时又把各种不同的音响融会在一个画面里。当然，谢望新也明确指出了《将军吟》的缺点：其一，作品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背景、根源揭示不充分。其二，《将军吟》对人物心灵世界的开掘还不够充分。（广东作家网）阎纲对莫应丰的下一步创作提出要求：“希望续集保持优点，再上一层楼。希望把功力放在几个将军灵魂复杂性的开掘上，多想想我们几个老帅生前的复杂处境。反面人物的刻划，还没脱尽《风》的影响。对于政治事件，不一定非写不可，迂回往往出奇制胜。”总之，“不但写人怎样塑造文化大革命，而且写文化大革命怎样塑造人。”（《从<风>——<将军吟>》，《文艺报》1980年第2期）

作为伤痕文学作品，《将军吟》出版的日期相对较晚，类似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已经层出不穷，所以小说问世后并没有引起文坛足够的重视。但作为新时期第一部揭露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的问世其意义又非同一般，故而于1982年12月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站在领奖台上，莫应丰表示：“我愿努力，在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新文学大厦上再添一块砖瓦。”（《1982年12月15日 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仪式举行》，百度贴吧）茅盾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的最高荣誉，时过20余年，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仍旧说：“摘取茅盾文学奖的桂冠，无疑是一个作家的崇高荣誉，但也意味着作品面临着极大考验——经过岁月的磨洗，给历史和人民留下记忆的作品，才能赢得真正的桂冠。”（李冰《第6届茅盾文学奖26日乌镇颁奖》，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7月20日）正因为这个奖项极其重要，莫应丰也由此被载入了新时期文学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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