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
《封锁》
整个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表面看来都显得漫不经心、简简单单，这样的“封锁”状态常常出现于本世纪的任何年代以及任何都市。作家深具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人们以为高雅的，她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俗，人们以为世俗的，她能欣赏俗气后面扑面而来的无限风情，以及无法逃避的众生世态。
封锁期间登场的主人公男吕宗桢，是一家银行的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女主人公吴翠远，是大学的年轻教师，“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人，翠远永远不快乐。”他们偶然相遇了，事先谁也不认识谁。吕宗桢无间地坐在了吴翠远的身后，并低声地搭话。翠远则最初表现出“端凝的人格”。“他咬一咬牙，重新向翠远进攻。”非常戏剧化的场面出现了：翠远观察出这是一个“真的人”，于是他们开始谈话，宗桢从商科学校谈到银行的秘密，然后他“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
《封锁》至此话题开始深入到关健地段，仿佛他们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和一个单纯的女子恋爱了。如果小说到此结束，这篇小说奉献给读者的就将是一部新时代的安徒生童话。封锁没有锁住要害，张爱玲也将失去她那一份浸凉而真实的冷峻。
接下去，宗桢忽然说他不能离婚，他要顾全女儿的幸福，但他可以当他是妻子。想到自己一家的好人，翠远此时觉得很痛快，略有报复色彩的快乐一点一点增加。然而宗桢清醒了，他凄楚地喊“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我又没有多少钱！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翠远觉得“完了！”她哭了，不是淑女般的哭，“她只要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谁也不希罕的一部分。”然而世人好人太多了！
之后，“封锁”开放了，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座城市，灯亮了，宗桢坐回“原来遥遥的位置”。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当作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这样描写出两个在平淡、疲乏都市生活中的世俗男女，在某一短暂而特定的环境允许的情势之下，表现出对各自常规生活的不至于引起后果的瞬间反叛。《封锁》的内容实质和旨意就在于此。在一切有序的生活轨道上，人与人都保持着恰如其分的“位置”，这个位置，于生命深处也许有着种种的遗憾，那是对自己没有得到的一切，所怀有的那一些不甘心。电车上的“封锁”是人性的一个出逃机会、也是一场试验，它引发了人心蓄积已久的燥动，让人从常规脱缰而出，然而“封锁”终究是短暂的，而这种短暂又意味着“安全”，让“封锁”中的男女有了现实中的退路。“封锁”中的情与爱，终究是一场要谢幕的演出。
张爱玲，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1921年生于上海，1995年离去于美国洛杉叽，当时
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
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
张爱玲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
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有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张爱玲，一个让众多人为之追捧的名字，尤其以《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为人所津津乐道。《封锁》，大概是被他们所忽略的。重读张爱玲的《封锁》，才发现在她的这部短篇中，也可以挖掘出不少东西，尤其可以看到
《封锁》整个故事大可以概括成邂逅—一见钟情—爱情破灭的过程，但其中的一见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单方面的，也许仅仅是吴翠远的一相情愿。吴翠远作为女主人公，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孩，头发是和别人一样的千篇一律的样式，就连她的美也是一种摸棱两可的、淡淡的美；“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生”，毕业后，留校做了英文助教，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她必然地接触不到外面的世界，也就压抑了心中的一切欲望。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她从心底里渴求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因而才会发生在“封锁”状态下的一场短暂的“爱情”。
爱情，翠远的梦想，发生在封锁时的电车上，也结束在封锁时的电车上，在那个小小的、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她慢慢地接受了吕宗桢的搭讪，慢慢地在心里燃起了希望之火，希望这个男人给她平静的生活带来一丝不平静，经历了由排斥—矜持—接纳—爱恋的心理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体会到了短暂的快乐，却始终避免不了最后的以悲剧收场。可以说，问题的症结集中在翠远是一个读过书、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她有思想、有理想。而吕宗桢家中的那位太太，在他说来只是年轻时因为美貌而娶了她，而现在，她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低俗之人，根本不值得去爱。但问题是，翠远的理想、思想仅仅停留在课本之上，外面的世界和她眼中的世界有很大的区别，她理所当然的认为外面的世界，包括爱情是很精彩的。
当她在封锁时的电车上面对一个陌生男人的搭讪时，她同时也面对着一次对自我的挑战、对以往所受教育的挑战、对伦理道德的挑战，而她内心的叛逆精神使她接受了这次挑战，也使自己陷入一场爱情幻想中。于是在电车上发生了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仅仅是陌生人的男人和女人，竟像恋人一般互相给以炽热的眼神、甜蜜的话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时，吕宗桢从没想过，这将会如何伤害到一个纯情的女孩子，因为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是不纯的，到后来，也许他也产生了对美丽爱情的向往，但这终究是被“囚禁”的人性的一种正常的反抗，对现实的毫无力气的挣扎，这一切，只是发生在“封锁”状态下的，封锁解除后，他们各自又必定回到以往
《封锁》吴翠远作为一个女性、一个知识女性，在小说中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她只是被动的接受了吕宗桢的搭讪，在被动的状态下爱上了一个人，最后又被动地被吕宗桢所遗忘，被动地回到现实生活中，从这一点来说，她是可悲的。而这脱离了现实的爱情在面对活生生的世界时，又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微不足道，这又是可悲的。只是，假如我们也处于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空间环境，想必这样可悲的故事也会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
有人说，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在《封锁》中，我们确实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这悲剧，不仅发生在吴翠远身上，也发生在吕宗桢身上，这是作者把更多的关注给了吴翠远，使她“弱者”的形象跃然眼前。从一开始，吕宗桢就决定把吴翠远当作自己躲避董培芝的盾牌，这突如其来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游戏，在游戏中，受伤的只是吴翠远，而游戏的发起者吕宗桢，或许只是感到了世事的无奈，至于他有没有受伤，这是很难说的。在张爱玲笔下的吴翠远，就这样站在我们面前，没有一丝被隐藏的地方。她面对这天上掉下来的爱情，完全昏了头脑，到最后，可以说完完全全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她可以不管吕宗桢是否已经有了太太，可以不管吕宗桢是不是有钱，什么都可以不管，只是想着要恋爱，要体会爱情的滋味，渴望着这份爱可以有一个结果。在潜意识里，她不想再重新回到原先生活的那个世界。
只是这一切注定是幻想，因为她没有考虑到这场“爱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在这种状态下，一切看似美好的
《封锁》归结起来，这场悲剧的根源在于吴翠远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也就是腐朽的没落文化，它不仅禁锢了当时人们的心灵，更深层次上又禁锢了人性，吴翠远和吕宗桢便是代表，在现实中，他们没有敢爱敢恨的勇气，也只有在封锁时，一切才又显露出其本来的面目，他们之间然地产生了爱情，真诚、别无他累。但封锁解除后，他们又恢复了生活的常态，就像小说结尾的那只乌壳虫一样，在“巢”里不甘心的生活着，有欲望却必须压抑，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都是变了形的；在没落文化长期浸染下的产物，想挣扎也没有勇气挣扎，完全如行尸走肉般活着，自己给自己套上了悲剧的枷锁
张爱玲之善用比喻和拟物拟人，在之前她的其它小说中已经见识过了。譬如这篇《封锁》，将电车轨喻作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光看字面就感觉让人发疯，然而开电车的人却“不发疯”。又说，“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生命像圣经”，因为翻译来翻译去的缘故，所以使人“隔膜”。至少我无法想出这样夸张却又无比贴切的句子。
小说的前半部分象是描写世态的，在寂静中突然唱起歌来的乞丐，百无聊耐的电车司机，公事房里一同回来的几个人，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夫妇（妻子总担心那条薰鱼会弄脏丈夫的西裤），手里搓核桃的老头子，孜孜修改骨骼图的医科学生……电车的外部是死静的，电车内却有些嘈杂，就在这既死静又嘈杂的背景下，徐徐展开了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短暂
《封锁》相信大多数男女都幻想过艳遇，在行进的列车或汽车中，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在封闭的空间里，几乎零距离地靠在一起。但事实上，即便你常常出行，能逮着机会与一个年龄相仿，长相也还过得去的异性坐在一起的机率几近于零。万一真遇到这样一个机会，你也很可能因为胆怯而与他/她失之交臂。也许你只是满足于裸露的手臂有意无意间短暂的相触，佯睡时不小心滑落在肩上的脑袋。
你可能在心里猜测了种种有关他/她背景的可能，却连正眼瞧他/她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曾这样向大家描述他的“艳遇”：“她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共呆了六个钟头。我一辈子也没有和一个美女挨得这么近，我们距离不超过十厘米地厮守了21600秒。我恍惚中产生了错觉，以为这种状态将会永远保持下去。所以临下车的时候她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实在令我有些伤心欲绝。”这是大多数“艳遇”的必然结局。说回正题。张爱玲为吕宗桢和吴翠远设计了一切造成他们“艳遇”的前提，先是“封锁”，然后是吴宗桢的姨侄（吴为了避免和他的姨侄搭话，不得已坐到了吴翠远的身边）。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统统叫作偶然，就象“倾城”曾促成了一段姻缘，“封锁”又为什么不能“促成”一段艳遇？张爱玲大概是习惯了要把人们搁在极端的情况下来考验他们的人性。
如果换个环境，吴翠远很明显不是吕宗桢喜欢的类型，因为在吕看来，“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而吕宗桢也不是英俊小生，何况还有家室。无论如何这两人也不会走到一起。在近处找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被越来越多的人勉强挤在了一起。而突然间与陌生人如此亲近的场面，很容易激发起男女之间别样而微妙的情感。往远处找原因，则可以归咎于吕宗桢对他太太的憎恨——她总是要求西装笔挺的他在面食摊上买包子回家，而她那该死的侄子，已经开始打他十三岁女儿的主意。至于翠远，则是带了反叛的情绪，谁叫家里人总叫她找个有钱的女婿，所以这次偏找个没钱还有太太的男人赌气做小给家里看。诸如此类的艳遇，并不具有我们期待中的香艳。别说男女主人公都貌不惊人，连调情所用的方式也极其俗套——
“翠远暗道：‘来了！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
但就是这样极其勉强与不和谐的调情，居然也因为某种不能预测的因素，被迫发展到了令双方谈婚论嫁的地步。吕宗桢欲擒故纵地说出了“我不能坑你一生”的情话，而翠远居然假戏真做地哭起来，只是哭相不大好看，几乎“把眼泪唾到他脸上”。结局自然更为不堪，吕宗桢闪入人群，当作一切没有发生过，翠远终于醒悟过来，“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看《生活在别处》的时候，觉得昆德拉是残酷的，因为他给浪漫的诗人小伙雅罗米尔，安排了一个极其丑陋的红发姑娘作为他的性伴侣。现在看《封锁》，觉得张爱玲更残酷，她先叫人们生出一点希望，觉得这人生似乎尚有些有趣的地方，可转眼间就将它象肥皂泡一样捅破，空留给人一个尴尬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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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4-4-15/352858.shtml
2.http://www.frostar.com/wenji.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