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然，依然存在著「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虽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有的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但是，这一讨论受到党中央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开展。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20年来最响亮、最具关键意义的口号。文革以来，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来没人敢提出：用什么检验「最高指示」？这一口号的提出，并不是单纯地向毛泽东不容置疑的权威提出挑战，而是向新的探索扫平道路。
随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权威性的确立，无数冤假错案得以纠正，一批批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自农村起步的改革开始了，人们不再把发家致富当作一种罪恶，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让国人眼界应接不暇，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从此踏上了务实的道路，真是一句口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６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新民主主义论》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论》 ）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一八四六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象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之所以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２４１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比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２９７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一八四八年《宣言》发表后，在四十五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２８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５１页）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一八七二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２９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２０１页）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一九五八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２２５页）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列宁选集》 第２卷第１４２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原载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
改革开放以来在哲学上提得最高的一个口号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倒并不是偶然的,抓住了检验真理的问题,也就抓住了全部哲学问题的关键.可以这样说,全部哲学问题,最终必然地要表现为检验真理的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区分,最终必然地要表现为检验真理的问题上的区分.
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真理才是主要的.只是在哲学上,检验真理的问题更具根本性而已.
真理只能从实践中来,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明了这个所谓的实践是什么?我以为所谓的实践,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人们对实践的理解,往往忽略了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因而并不能正确地理解真理只能从实践中来,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
1978年5月，南京的天有些闷热，南京大学哲学系楼前人影稀疏，看起来空荡荡的。胡福明和好友姚诚埋头走上楼前的台阶，两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姚诚对胡福明说：“你现在是过河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话语间不无悲壮之感。引发两人不安的是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胡福明正是该文的作者。“文章写好后，此生不得安宁了。”胡福明自己也是这样说。
事实上，从这篇文章开始，不仅胡没有了“安宁”，几乎整个中国都被投入一个浪潮——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由此引发了这个古老国家当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直至今日，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仍然活跃在各地的讲台上，演讲的题目多和“解放思想”相关。
[背景] “两个凡是”逼出来的思考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简称《实》)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老师，每天固定上下班，讲课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费什么脑子”。
“不是我们没想法，是现实不允许我们有所想法。”南大商学院退休教授姚诚当时和胡一起在哲学系任教。据姚介绍，“文革”以前，知识分子经过不断的改造，思想禁锢得非常厉害。老师讲课，讲稿上很少用自己的话，它被要求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尽管小心谨慎，但“文革”开始后，这帮年轻教师还是被卷入到是非之中。1966年6月，胡福明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分子(匡亚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被指犯修正主义错误)。批斗、游街、扫厕所等，胡福明吃尽苦头。其他老师也未能幸免。相关资料显示，当年，该校先后有1500多名教职工被打倒。对于胡福明等而言，肉体上的折磨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疑惑和摧残更让人心痛。
“一个少年时代就入党的党员，不知道自己正面临怎样的风雨、怎样的世面以及怎样的明天。”著名学者、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葛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他们那时一帮根正苗红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体困惑。
现实逼迫他们开始独立思考。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性情温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
在南大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讲；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胡又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言。从1977年12月起，胡更是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诸如《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等,对“四人帮”一阵穷追猛打。
据姚诚的回忆，当时南大还有个叫舒海青的青年教师，带着学生到了南京下关火车站，在一列由南京开往北京 的火车上，用沥青刷标语，内容是“打倒四人帮”之类，引起全国反响。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人们对新生活的企盼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这波热潮很快降温。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出台，中国前景再蒙阴影。
[写作] 医院中构思疗救中国的长文
“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本性，让他想得更多。”姚诚这样评价彼时的好友胡福明。
“‘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胡福明回忆。他认为，当时的党、国家和民族，已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路口。
胡福明选择向“两个凡是”“开火”。“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主题，很明显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要直接批它，危险性显而易见。已是“不惑”之年的胡福明“绕了个弯子”，为“两个凡是”找了一个“替身”，选择当时流行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谬论作为靶子。
方法上，胡福明也选择了打“语录战”——文章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和《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主要论点；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说明，他们都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胡福明妻子检查出肿瘤，被送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要住院手术。
那段时间刚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晚上，胡福明在医院，高温酷暑，难以入睡，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他把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等书拿到医院，借走廊上的灯阅读，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等。
就这样，胡福明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经过了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几经修改，当年8月，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见报时，题目被光明日报编辑加了“唯一”二字)的8000字长文写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约稿，于是9月初将文章寄到了北京。
对照当时严峻的社会背景，文章寄出后，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宁了。”
[发表] 不署“胡福明”更有分量
整整四个月，胡福明没有收到关于文章的一点消息。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寄信者正是王强华。王在信中说：《实》一文，“已粗粗编一下，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
胡福明感觉还有戏，便将文章再次修改后寄出。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见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认为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是，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
胡介绍，为了《实》一文，胡福明和杨西光有一次深谈。杨西光说：不久前，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报工作(此前杨是中共上海 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胡耀邦对杨西光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杨还告知了文章的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
“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它已远远超出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胡福明回忆说。
杨西光还给胡福明提了个要求。杨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命运] 担忧要坐牢，小平同志解了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对于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于丢下一枚“核弹”。
“凡是派”强势反弹，批判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不仅一些领导人勃然大怒，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是隆隆四起。
得知上述反馈，胡福明表面平静，回到家中他告诉妻子：“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作为胡福明的好友，姚诚也感受到这种压力，两人走在南大哲学系楼前的台阶上，姚宽慰胡福明道：“你现在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受到的政治压力非常之大，很多人心有余悸，毕竟这是‘太岁’头上动土。”南京大学教授葛林回忆。葛时任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他十分明确地在系里表态：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坚决支持胡福明，同他站在一起。
究竟将面临怎样的风雨？未知的恐惧感笼罩在胡福明一家。重要关头，邓小平“发声”了。在准备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内容时，邓小平声色俱厉地表示：“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后来在会上，邓小平以《实》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得到这个消息时，胡福明正和妻子在厨房做饭，家里阴霾的气氛一扫而空。一直为丈夫担忧的胡妻说：“这下我们又一次解放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在全社会展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纷纷表示支持。“因为这篇文章顺应了民心，讲了老百姓想说没说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以至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如此表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回首] 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文章了
1979年春天，组织部要胡福明到中宣部去工作，“可我始终想呆在校园”。1982年11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动员下，胡福明就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从此走上仕途。
其后，胡福明历任江苏省委党校校长、省委常委、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直至2001年，胡福明从官场功成身退。从事江苏意识形态工作多年，胡福明自称开展工作，“思想是解放的，甚至于大胆”。
上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歌风靡中国大陆。一些人惶恐不已，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威胁中国青年。胡福明在会议上说：“一首歌不会葬送社会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中叶，在研讨现代化问题时，胡福明将思想解放当作现代化的一个关键要素，主张将思想解放与现代化结合起来考察。
在1995年出版的《苏南现代化》一书中，胡福明指出：“为什么会存在思想僵化，真话不敢说，假话漫天飞的现象？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制度建设还不完善。许多实践都证明，对于解放思想起到关键和保证作用的问题，正是民主问题。”
胡福明不讳言自己再也写不出《实》那样的文章，“因为创作那篇文章背景下的乱世不再有了”；他也不认为那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在观点上有何创新，“文中的观点，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我只是把它写了出来”。
“问题恰恰在‘时间节点’上，一切社会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从而构成历史。”胡福明笑着对记者说。退休后，胡福明仍然活跃，不断到各地作报告。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胡老的日程表排得更满，最近的一次安排是应深圳 市委宣传部所邀，作“解放思想”的主题演讲。
结束采访时，胡老选择了两个他钟意的“身份”：一是“过河小卒”；一是“一介书生”。“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希望一直呆在学校，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你现在看到的我，大概是南大的一个退休老博导吧。”胡福明曾对不止一次对记者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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