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继《狂人日记》之后的第二篇现代白话小说，写于1918年冬，发表于1919年4月的《新青年》，后收入短篇小说集《呐喊》。如果说《狂人日记》首开中国现代散文体抒情小说先河的话，那么，《孔乙己》则可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叙事小说的典范。它在不足三千字的短小篇幅中，为人们展示了异常丰富的社会时空和广阔的环境背景。
编辑摘要
《孔乙己》《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发表于1919年4月的《新青年》，后收入短篇小说集《呐喊》。这篇小说是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写的第二篇白话文小说，是又一篇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科举制度的战斗檄文。也是鲁迅先生最得意的作品之－。
小说反映了在封建科举制度下，一个旧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小说发表于“五·四”运动前夕，这时封建帝制虽然被推翻，但封建势力仍统治全国；封建科举虽然废止，但封建教育仍通过其他地方推行，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仍根深蒂固，毒害着广大人民。
小说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毒害，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鲁迅在“五·四”的这篇小说，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在1898年中国社会有过失败的“百日维新”运动，但并未动摇中国封建统治的根基。所以《孔乙己》反映的是封建阶级统治时代的事，孔乙己生活在末经革新的古国里。《孔乙己》的矛头直指封建制度。
孔乙己生活在清朝末年，鲁迅创作这篇小说是在孔乙己生活年代的20多年之后，五四运动前夜。当时，科举制度已废除，但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仍根深蒂固。1917年在十月革命启示下，李大钊等领导和策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封建文化教育进行猛烈抨击。鲁迅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继《狂人日记》之后，写出了小说《孔乙己》，揭示那个社会芸芸众生的昏沉、麻木病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天，当时以《新青年》为阵地，虽已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但是封建复古的逆流仍很猖獗。科举制度虽于1906年废除，但是培植孔乙己这种人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孔孟之道仍然是社会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孔乙己”。要拯救青年一代，不能让他们再走孔乙己的老路。鲁迅选取了社会的一角——鲁镇的咸亨酒店，艺术地展现了20多年前社会上的这种贫苦知识分子的生活，就在于启发读者对照孔乙己的生活道路和当时的教育现状，思考当时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
孔乙己得名作者说仅是因为他姓孔，是他的一个绰号。作者不点明他究竟是什么，又不叫为“丘乙己”或“孟乙己”及别的什么，这是有深意的。后来，鲁迅就说过；“看见了讲到孔乙己，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这从张志公考证“上大人孔乙己”的含义中也可看出：把孔子用来训化童蒙也不知从何而起被异化为要“作仁知礼”了。
而且还要配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等，就足见“孔教”之獠牙了。那么，用孔乙己作人名和题目有什么寓意呢?秦元宗说：“是对孔家店的蔑视和讽刺。这样给作品定下了讽刺性的基调，具有鲜明的反孔色彩。”因此，“孔教”应当是其意念之象。
叙事视角
作品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故事的，故事发生时，“我”的身份是鲁镇咸亨酒店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伙计，这即是小说文字表层的叙事视角。二十多年后的“小伙计”已经成人，毫无疑问，对险恶的世事和炎凉的世态应该有所了解和理解。
小说正是将这二十多年前与后的双重之“我”交织于一起来展开叙事的，一方面，少年的“我”涉世未深，理解有限，仅仅是耳闻目睹了孔乙已的生身经历和鲁镇的风土人情，见证了孔乙已的诚恳与善良，荒唐与可笑，可怜与可悲；另一方面，成年的“我”经历丰富，思想成熟，在追忆中带有对人物的悲悯与同情，能深切体会人物的心情与人情之冷暖，懂得人物神态的“不屑置辩”和模样的“颓唐不安”，以及孔乙已“跌断”谎言中的“恳求”眼色的深刻含义。小说就是这样在少年之“我”的口述中贯穿着成年之“我”的情感，因而极大地开拓了作品的叙事容量，取得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
鲁迅先生的高明之举就在于他创造性地吸收了散文创作的“寓情于事”的手法，在小说的事件当事人或故事叙述者“我”的背后，往往隐含着另一个层面的“我”，即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的作者自己，这是鲁迅先生的第一人称小说的共性，《孔乙己》当然也不例外。小说在叙述者“我”的背后，自始至终有一个“隐含作者”在审视着作为下层知识分子的孔乙已和作为劳苦群众的酒客们的双重悲喜剧，从而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第三重视角。
叙事结构
其反讽结构之一是小说故事的“明”(正)“暗”(侧)两条叙事线索的交错。鲁迅把交待孔乙已的性格、遭遇置于幕后作暗线处理，通过酒客们漫不经心的闲谈进行侧面交代；而把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喝酒活动作为叙事明线，通过对其站着喝酒时的语言、动作、神态等的描绘。沿着明暗两条线索，孔乙己的悲剧在“鲁镇”这个封建小社会舞台上演着，但矛盾冲突的角色比例却严重失衡：一头是孤苦伶仃的孔乙己，一头却是“庞大的鲁镇”，其结局显而易见。这种凸现广泛的批判性主旨的叙事模式的选择当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反讽艺术。
主人公孔乙己的“出场”与“缺场”的组接，这构成了《孔乙己》反讽结构之二。孔乙己的出场之“热”与缺场之“冷”形成反差，孔乙己的悲惨命运与人们的阵阵“笑声”构成对立，从而形成了反讽的艺术效果。这阵阵“笑声”，恰似一把把刀，戳穿了所有看客的卑劣与麻木的魂灵。
反讽结构之三便是小说的本是性格单纯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逐渐被冷漠的看客们同化。小伙计一方面是作为一名客观的叙事者、观察者的身份出现的，另一方面又是孔乙己周围众多的看客的代表，代表着造成孔乙己悲剧命运的冷漠的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这种一而二的叙事人物身份的分裂，即是作品叙事结构上的反讽技法的巧妙运用。
叙事意蕴
从社会关系层面上看，作者以主人公孔乙己为核心，叙写了众多的人物对子。其中，孔乙己与酒客是中心对子，孔乙己与何家、丁举人是暗含对子，孔乙己与掌柜、与“我”、与“一群孩子”是辅助对子。暗含对子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野蛮与狠毒，以及对下层知识分子的肉体和生命的任意摧残与戕害。围绕中心对子，配之辅助对子，作品显示了冷酷社会对于苦人孔乙己的凉薄。作品正是通过这一组矛盾的人物对子，悲愤地揭示出整个社会的冷漠和凉薄，以及这种凉薄的普遍性和残酷性。
从文化教育层面上看，鲁迅先生通过孔乙己被自己所虔诚信奉的科举制度愚弄而毁灭和人们被封建文化思想所毒害这双重悲剧来展示封建思想“吃人”的本质。孔乙己被打折腿，人们不迁怒于“凶手”，反而责备不幸者，其受科举思想毒害之深的“奴才”本相，跃然纸上。可以这样说，是封建科举制度吞噬了包括孔乙己在内的所有不幸者的肉体和灵魂。
从形象意义层面上看，《孔乙己》以一个活生生的“苦人儿”的殉葬而敲响了他所代表的时代的丧钟。孔乙己读过书，但未能进学，又不会营生，经济地位低下，至死仍以读书人标榜，迂腐穷酸，执迷不悟。但他“品行比别人都好”，有着下层人民的共有特性：诚恳与善良。这是孔乙己的悲剧，更是孔乙己们的时代的悲剧。一个走向末路的人物，一个演化到穷途的时代，因此，“死”是最无奈也是最合理的结局。
孔乙己脸色的变化
《孔乙己》中有好几次写到孔乙己的“脸色”，这些“脸色”的描写，对于刻画人物性格特征，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突出小说的主题思想，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写孔乙己的“脸色”是在他出场的时候：孔乙己“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孔乙己是一个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残害的下层知识分子，一生穷愁潦倒，既未能进学，又不会营生，再加上他好喝懒做，不愿以自己的劳动去争取生存的劣性，使他的生活连温饱都得不到保障。这“青白脸色”的描写，再配合他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不仅形象地揭示了孔乙己的社会地位，而且为进一步刻画孔乙己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作了铺垫。
第二次写“脸色”是在有人揭发孔乙己偷了书的时候：“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孔乙己本是“青白脸色”，但当有人肆意耍弄他，揭他的短的时候，他就“涨红了脸”，竭力争辩，企图维护自己“读书人”的面子。这“涨红了脸”的描写，一方面揭示了孔乙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之深，另一方面也流露了孔乙己内心的羞愧，表明他不是惯偷，而只是不得已偶尔为之。
第三次写孔乙己的“脸色”是在有人问他“你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的时候：“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这“灰色”脸色的描写，表现了孔乙己因捞不到秀才而被人家取笑戮到内心隐痛时那种失望、颓唐的悲凉心理，显示了他深受封建教育和封建科举制度毒害所产生的头脑僵化、迂腐不堪的习性。
小说最后一次写孔乙己的脸色，是在他被丁举人打折了腿，用手“走”到酒店的时候：“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这“黑而且瘦”的脸色，加上用手爬着“走”，可想而知他是怎样在受尽了折磨之后死里逃生，苟延残喘活下来的。这里，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牺牲者的血淋淋的悲惨画面。至此，孔乙己的悲剧形象也就大体完成了。
孔乙己的“脸色”由“青白”而“红”，再到“灰”而“黑瘦”，是孔乙己性格的逻辑发展。作者通过对人物神态变化的描写，形象地刻画了孔乙己迂腐而又麻木的性格特征。
孔乙己被打折腿
孔乙己仅仅拿了几本书，就被丁举人私设公堂打了大半夜“打折了腿”，一脚踢出门了事，连富人家一条狗也不如。这说明丁举人这条横行一方的恶狼，是致死孔乙己的直接凶手。他之所以敢于胡作非为，残害黎民，确实是他沿着科举制度爬上去成为“丁举人”的结果。
这一重要情节，作品里既没有直接交代，也不是正面描绘，而是通过掌柜和酒客的平常搭话中透露出来的。掌柜随口问，酒客信嘴答，一个漫不经心，一个毫不在意。对孔乙己遭受那么大的冤屈和灾难，在熟识的咸亨酒店里竟然得不到人们应有的关切和同情；而对了举人的凶残行径，却也没有谁站出来表示一点愤慨和不平。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之间的隔膜、冷酷、麻木到了何等触目惊心、令人颤栗的地步！这是小说的高潮所在，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特别照亮主题的地方。
“短衣帮”的“笑”
作者反复描写短衣帮的奚落，表达了更深刻的思想。其一，揭示短衣帮这样的不幸人们的“病苦”，意在抨击整个吃人的封建制度。在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封建文化、孔孟之道不只是造成孔乙己这样的悲剧人物，而且还普遍地毒害着被压迫人们，使他们陷于麻木、不觉悟的精神态度，甚至连起码的同情心也已丧失。鲁迅着意揭出这一“病苦”，正说明要“疗救”的不只是一个孔乙己，而是整个社会。
其二，揭示不幸人们的“病苦”，目的在唤醒他们的觉悟。鲁迅曾说，他的小说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在揭示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表明鲁迅对群众的落后不是抱着嘲笑态度，而是进行严肃的思考，探索“疗救”的方法，使群众从封建思想桎梏下挣脱出来，去担负起改造整个病态社会的责任。
排出九文大钱
孔乙己的这个付钱动作，是他在无端受到别人的讪笑、嘲弄，陷于很窘迫的境地，他向酒店的伙计要酒要茴香豆而同时发出的。孔乙己面对短衣帮的取笑，自然是厌烦和不安的，但表面上又要表现出不予理会、满不在意的样子，便“排出九文大钱”。因此，我认为这个细节是孔乙己以表面的镇定、从容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同时，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是给伙计看的，似乎告诉伙计：九文，一文不少，请看清啊。意在表现他的“清白”，不做假。
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这一句话的核心意思是“孔乙己的确死了”。“的确”是对“孔乙己死了”的肯定，而“大约”又是对“孔乙己的确死了”的揣测。从语法上分析，“的确”是对“死了”的修饰，作“死了”的状语，而“大约”是对“孔乙己的确死了”的修饰，是全句的状语。
从孔乙己这个悲剧人物的命运来看，他在那个时代不可能获得别的结局：腿未打折，他的生计已很艰难，何况折腿以后，除了穷死，别无生路，“的确”一词是孔乙己悲剧的必然归结。那为什么用“大约”来表示对孔乙己的确死了的猜测呢？因为在咸亨酒店里出入的人谁也没有看见过孔乙己死了的现场，谁也没有听到过孔乙己死了的音讯，人们本来就没有关心过他，所以小伙计悬想孔乙己悲惨结局时用了一个“大约”，表示一种推测。
鲁迅鲁迅（1881年~1936年），现代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幼年时受诗书经传的教育，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影响。后东渡日本学医，又弃医从文，立志用文学来改变落后的国民精神面貌。
1918年5月发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自1918年至1926年，陆续创作并出版了《呐喊》 、《彷徨》 、 《野草》 、 《朝花夕拾》 、 《华盖集》等专集。
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1927年至1935年期间，创作了《故事新编》和大量杂文。鲁迅杂文具有深沉朴实的革命激情和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是高度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相结合的典范。鲁迅先生一生著译近一千万字。有《鲁迅全集》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