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诗抄》
天安门诗歌产生于*1976年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伟大的“四五”运动，在中国人民同万恶的“四人帮”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关头，诗歌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直接战斗武器，就产生的背景、发挥的作用及其体现出来的文学与政治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来说，在中外文学史上，天安门诗歌都是罕见的文学现象。
提问 编辑摘要
天安门诗抄书影体裁：诗歌
作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78年12月
内容：现代诗文选集。内容包括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写出并张贴在天安门广场的部分作品。共分为 3辑：①旧体诗、词、曲、挽联；②新体诗；③悼词、祭文和散文诗等。这本书是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集体笔名，取“共同怀念周总理”之意)编选，“童怀周”成员有李先辉、朱清颐、白晓朗、黄林妹、赖梅华、黄玉文、石淑兴等。
天安门的四五运动-读诗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竭力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同年 4月初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天安门诗文创作热潮是这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前后，北京数百万群众连续几天汇集于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和挽联，张贴、朗诵诗词与祭文,以表示对周总理的深切悼念,对“四人帮”的愤怒斗争。此举当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共鸣。人们冒着政治上获罪的危险，进行写作、张贴、朗诵、记录和传抄。许多作品不胫而走，被辗转抄阅和秘密收藏，用以鼓舞自己为争取真理与光明而斗争。人们习惯称这些作品为天安门革命诗歌。
“童怀周”近影-再版诗歌1976年12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16位教师，自发组织起来搜集和整理天安门诗文。他们把这个小组取名为“童怀周”——取“共同怀念周总理”之意。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童怀周”刻印成一本《天安门革命诗抄》。他们将诗抄在学院内散发，并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上。同时，为了能搜集到更多的诗词，他们还在天安门广场公开贴出征集布告，并留下了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这在当时是一个危险的壮举。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指令，严密监视“童怀周”的行动。三月，“童怀周”成员之一白晓朗，因在1月8日张贴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小字报，并被人联系到他编辑诗抄的活动是“社会联系较广、政治背景不清”而被捕。在查抄他的办公室时，那本油印本《天安门革命诗抄》也被抄走。为了防止意外，保存这些诗稿，“童怀周”们一同商量，决定把全部诗稿转移到家住郊区的一个人家里。
白晓朗的被捕，并没有延缓天安门诗稿的征集工作。童怀周的正义行为得到了诸多人的支持。那些曾经留存天安门诗稿的人，按照童怀周在天安门广场留下的联系方式，纷纷将诗稿送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一些干警，也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诗词手稿、照片和影印资料。1977年清明节前夕，童怀周编印出第一本铅印本的《革命诗抄》。7月1日，他们又编印出第二集。11月，他们又在一、二集的基础上进行了校订和整理，并和原拟编为第三集诗文补入，合为一本，定名为《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在周恩来逝世两周年前后，印刷发行。
印刷发行这些诗文集，都是童怀周成员们自掏腰包，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在《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印刷发行时，他们标上了“工本费1.20元”的字样。该书前面有30页的反映四五运动的照片，印刷精美，以当时书籍定价来看，这样的“工本费”实在不能说是高。
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诗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拟定于1978年复刊，复刊后的《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复刊号有介绍“天安门事件”中勇敢斗争，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报告文学《革命何须怕断头》，还选登了“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北京地区已有四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
在民间，上海热处理厂的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直接反映天安门事件话剧《于无声处》上演，引起极大的反响。11月4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关于这一话剧演出后的报道，用的是《歌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斗争的时代英雄———话剧〈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的醒目标题。11月10日上午，《人民戏剧》编辑部邀请首都戏剧界人士举行《于无声处》座谈会。11月14日，应文化部、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于无声处》剧组晋京演出。“天安门事件”不再是禁区。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则电讯稿，本来是在刚结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新华社单独摘出来发电讯稿，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11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发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天安门诗抄》的前言和部分诗选；18日，又在第四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天安门群众活动的照片。同日，华国锋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天安门革命诗歌的作者大多是无名的群众。作品以中国古典诗词的形式居多，也有为数不少自由体新诗和散文诗。因多属为斗争而写的急就之作，难免有的作品在艺术上缺乏新鲜的创造和精心的锤炼。这些诗篇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们思想上政治上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巨大的鼓动性。或哀悼总理缅怀先烈，或怒斥敌人揭露丑类，或陈述心志倾吐誓言，无不有真切的战斗思绪和鲜明的爱憎感情，充溢着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必胜豪情。许多诗饱蘸着人民的血泪，构想机智，格调悲壮,兼犀利与深情于一身。它们是血泪写下的哀歌,也是怒火锻造的匕首。天安门革命诗歌的创作热潮，显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群众以文艺为武器同敌人进行斗争的伟大力量，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写下了璀璨的一页。
许多单位的群众为天安门革命诗歌的抄录、搜集、收藏、整理与传播做了有益的工作。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后，这些诗文得到正式出版的机会。除这本选集之外，另外出版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天安门诗抄一百首》（1978），北京出版社的《天安门诗文集》和续集(1979)，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革命诗抄》(1979)和《四五诗选》(1980)等。
从艺术的衡量标准来看，这些诗词虽然并非如编纂者所说的艺术性“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在《天安门诗抄》里，是凝聚着百万人民的集体创作行为以及蕴藏其中的集体意志与情感，这些作品的背后隐含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场”——人民的力量，作品集中的每一首诗，都不是某个人的声音，每一个作品实际的书写者，每一种声音的实际发出者都是‘人民’这个范围巨大的群体。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有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而已集》）郁积在人民心底的忧愤，终于以诗的方式爆发了。
在《天安门寺沙》中，用词凝练、朴实、生动、犀利的诗篇，几乎俯拾即是。有的文辞高雅，凝练集中，如“夜半妖星寒气重，关山座座锁清明”，表达了人民对“四人帮”的切齿痛恨。有的口语入诗，朴实深沉，如“总理形象真伟大，人民敬仰敌人怕；为何生怕死更怕，只因人民力量大。”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显示了人民群众巨大无比的力量。有的谐音喻指，讽刺辛辣，如“浦江逆流滚，难阻巨舟航；宏桥将闻断，马卒陷汪洋”，揭示出“四人帮”注定覆灭的历史命运。此外，诗词的作者们还善于运用形象、贴切的比喻，歌颂周总理光彩照人的雄姿和“四人帮”卑鄙龌龊的丑态。如用“红梅”、“巨星”、“大鹏”等比喻总理；用“秃驴”、“暮鸦”、“鬼蜮”等喻指“四人帮”。爱憎分明，褒贬有别，形象生动，发人联想，大大地增强了这些诗词的艺术魅力。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战线相继创作出一批反映同“四人帮”斗争的作品。如果说以《班主任》、《丹心谱》、《神圣的使命》、《于无声处》等优秀作品作为无产阶级文艺新潮流的标志的话，那么这种新潮流的潮头应该是雨辰清明在天安门广场卷起的诗歌狂澜。现在，《天安门诗抄》作为“四五”运动的珍璇文献而载入史册。它将成为世世代代中国人民心上开不败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