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资本》
《垄断资本》
保罗×巴兰与保罗×斯威奇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初版于1966年。他经多次重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出版发行，产生了很大影响。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千年之交的垄断资本》开篇写道：“我个人深信，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6年出版）至今仍然是观察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进的最有价值的起点。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克莱基和熊彼特对资本积累和危机的分析。”
保罗×巴兰出生于俄国，祖籍波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离开苏联转到德国。后为逃避纳粹党迫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离开德国到美国定居。他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了十四年的教授职位，已于1964年去世。他的《成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1957年出版）也产生了很大反响。
保罗×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1910-2004）被誉为二十世纪美国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颇有成就。斯威齐于1910年4月10生于纽约，在兄弟三人中他排行第三，父亲是纽约国民银行副总裁，后来他继承了父亲一大笔遗产。他1931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37年又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32年至1933年他曾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进修，这期间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认识到：西方的主流派经济学无助于理解二十世纪的重大事变和社会发展趋势。然而，能够解释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在英、美又受到忽视和浅薄对待，这方面的英文出版物也极少。这种现状激起了斯威齐要建立“严肃的和真正的北美牌马克思主义”的愿望。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论》（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正是由这个愿望所结出的第一个硕果，这本书奠定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地位，也结束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多年教学生涯。二战期间，他在战略服务局服役4年，二战后，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后因未能谋得终身教职，而于1946年离开哈佛大学，除了在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担任客座教授外，专心于创立严肃的、真正的北美牌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49年创办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并任该刊主编直至辞世。几十年来，在《每月评论》杂志社，他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事，发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文章和专著，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作为历史的现在》（1953）、《垄断资本》（与保罗·巴兰合著，1966年）、《繁荣的终结》（与哈里·麦格道夫合著，1981年）、《革命后社会》（1982年）、《马克思主义四讲》（1982年）。这些论著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故此，日本现代经济研究会曾把他列为自魁奈以来30位大经济学家之一。
斯威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贡献体现在他与保罗×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垄断资本》被认为是战后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之一，它代表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一个学派----垄断资本学派----的形成。此书所阐述的理论，尤其是其中所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停滞理论”，对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激进经济学派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
保罗×巴兰与保罗×斯威奇力图在一个巨型公司和大政府的时代中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它主要关注美国----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时代中关注于英国----并将其作为最重要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本书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40年代由战争引致的经济复苏作为背景，论述了垄断资本统治的特征及其经济规律，揭露和分析了战后美帝扩军备战、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充当世界“反动堡垒”以及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与腐朽没落情况，最后表明应为反对和推翻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作者的这种尝试和努力以及在本书中提供的一些情况和统计资料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本书被认为是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或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著作。
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给予转变，而这种“理论转变”和由其转变后理论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相悖的。
首先，作者企图用“经济剩余”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们的理论的中心范畴是经济剩余（即剩余），整个理论“是环绕着一个中心论题来组织并获得本质上的统一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剩余的产生和吸收”。所谓经济剩余，它的“最简短的定义，就是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作者错误地把剩余价值总量称为“全部财产收入”（纳税后），并列做所谓的“经济剩余”一项，这就完全掩盖了这些剥削收入的根源和实质。同时，作者把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的项目，特别是把由国家控制和调节的日益增大的再分配项目，划在剩余价值之外，作为“经济剩余”的其余部分。从而，作者用扩大了的、混沌的“经济剩余”概念来包括其所谓的全部“剩余”。
其次，作者用“剩余价值增大趋势规律”来代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而且声称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上表明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本质。斯威齐和巴兰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着“剩余增长”的趋势，而不是“利润率下降”趋势。剩余趋于增长是因为巨型公司具有垄断定价权力，所以它们可以从美国经济中的非垄断部门和欠发达国家剥削剩余。对于这个系统的内部逻辑的基础性问题就是所谓的“剩余吸收”问题，即谁将购买这些垄断巨型公司生产出来的物品。作者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不再能直接应用于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而必须由“剩余上升趋势规律”代替。“剩余价值增大趋势规律”就是“经济剩余”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不仅其绝对量，而且其作为国民收入（或总产量）的份额（或百分比）都趋于增长。这里，剩余被定义为生产工人的工资和全部增加价值之间的差额。因此，在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关键矛盾，是增长的剩余和相应的剩余吸收问题的矛盾。而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实际上是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决定的。一方面，此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由它规定的各种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又促使这些矛盾日益尖锐化。作者将这一规律取代，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由此引起的各种深刻矛盾的否定，而且还是对资本主义内在运动规律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否定。
再次，作者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剩余”总量中寻找投资出路的那部分比重会日益增大。剩余资本的吸收就成为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困难的问题，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势将由此而陷入停滞。由剩余增长和剩余吸收难题，他们进一步推论，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制度。“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所以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存在着停滞的趋势。作者强调，如果不存在对停滞趋势的抵消力量，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早就应当自行崩溃了。本书中作者指出了三种一般的抵消力量：企业的销售努力、政府的民用支出和政府的军事支出，而且将大政府和帝国主义拉进其垄断资本主义模型的作用之中，尤其认为军事支出对于购买剩余产品是必要的，这样就需要冷战和帝国主义，以阻止经济再次滑入萧条。但作者只是看到了流通与分配领域中的一些现象，而这些现象所表现的矛盾正是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所以，作者有此来断定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无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没有看到正是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决定了垄断资产阶级在任意处理“剩余”和“自由”。
最后，作者否认了工业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并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种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而声称垄断资本主义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只能在世界革命中被推翻。这又是作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次背离。
《垄断资本》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情况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要批判的吸收其中的观点。
本文中的引用，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垄断资本》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