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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掉版”封面
杰克·凯鲁亚克1922年3月12曰，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洛威尔城。
1946年～1948年写作小说《镇与城》；在纽约同尼尔·卡萨迪相识。
1948年同作家约翰·克列农·霍尔姆斯（John Clellon Holmes）相识，提出“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这一名称。
1948年～1950年开始写作《在路上》，第一次同卡萨迪以《在路上》主人的原型横越美国，最后到达墨西哥城。
1969年10月21曰病死于佛罗里达州圣·彼德斯堡。
文楚安版封面
本书描写青年学生萨尔为追求个性自由，与狄安（以卡萨迪为原型）、玛丽露等一伙男女开车横穿全美，一路狂喝滥饮，耽迷酒色，流浪吸毒，性放纵，在经过精疲力竭的漫长放荡后，开始笃信东方禅宗，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在路上》体现了作者主张的即兴式自发性写作技巧，并广泛涉及美国社会一文化习俗，都给理解和翻译带来很大困难。小说主人公及其伙伴沿途搭车或开车，几次横越美国大陆，最终到了墨西哥。
同时，书中体现了作者主张的即兴式自发性写作技巧――思绪的自然流动，反情节，大量使用俚语、俗语、不合评语法规范的长句，并广泛涉及美国社会及文化习俗；另一方面，书中又展现了美国辽阔大地上的山川、平原、沙漠、城镇……如一幅幅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
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发表了小说《在路上》，这部小说后来被视作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书。一群美国青年，漫无目的地漂泊在美国大地上。他们过着一种脱离了惯常轨道的生活，酗酒、吸毒、四处流浪。他们介乎流氓与圣徒、浪荡子与朝圣者之间。没有信念的信念，就是他们的宗教。在西方古典文化走向黄昏的背景下，这些文化游离分子在路上投下的长长的身影，则是对古代东方哲人和游方僧的片面模仿。主人公迪安·莫里亚蒂半夜三更喝得烂醉，在街头喊出了他们的困惑和质问：“人类啊，你的道路是什么样的呢？无外乎是圣童的道路，疯子的道路，虚无漂渺的道路，闲扯淡的道路，随你怎么样的道路。”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现代主义风格的哈姆雷特式的质问。“垮掉的一代”游走在路上，只有行走，没有目标，混合着颓废与反叛的双重精神，构成了二战后一代人的精神特质。
《在路上》的出版，在当时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机会了解这一事件。在这一年，中国人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况且，“在路上”有什么值得可说的呢？《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宣言。尽管都在道路上行走，但后者是阳关道，前者是独木桥，彼此泾渭分明。
事实上，在几年之后，《在路上》就有了中文节译本，译者署为石荣（即黄雨石、施咸荣合译），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不过，这个译本是作为内部发行的“黄皮书”中的一种，只有极少数人能读到。这一阅读禁忌，让广大中国民众失去了一个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机会，并很可能因此而缺乏抵御西方没落的“文化病毒”之感染的免疫力。此后的情况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经过“文革”高潮时期的混乱，一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流落到民间，其中就包括《在路上》。一批经历过“文革”造反运动的年轻人，以炽烈的热情秘密传阅着这些“黄皮书”。据当事人回忆，他们甚至手抄了这部几十万字的作品。尽管流传的范围并不大，仅限于北京、上海知青群体中的少部分人，但引发的精神裂变的力量却是难以估量的。一些人被书中那些被禁锢的思想和情感所蛊惑。时为知青的芒克、彭刚等人在看了《在路上》后，甚至模仿着离开知青点，去四处流浪。当然，他们很快穷途末路，不得不求助于当地警方，才得以返回。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日后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角色，如北岛、多多、芒克、赵振先等“今天派”群体。
对于1970年代初的这些知青来说，“在路上”，显然并不是当时主流观念中的那种被组织起来的集体行走，也不是在某种狂热信念驱使下的“文革” 大串联，而是一种对惯常道路的偏离和叛逃，是行走在漫无目的的迷途中的怅惘和游移，还混杂着一丝朦胧的希望、一种漂渺的诱惑和冲动。他们从革命家庭、“知青点”、生产建设兵团逃离，将自己抛掷在路上，但并未能赢得更多的希望。诗人北岛在一首名叫《路》的诗中写道：“路啊路/飘满红罂粟”，此间隐约散发出一种凯鲁亚克式的精神气息。但他们还称不上是“垮掉的一代”，而更像是“迷惘的一代”。
“文革”结束后，官方媒体也发现了年轻一代人对于人生道路的焦虑。一场关于“人生之路”的大讨论由是展开。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标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当信仰的虚热退烧之后，年轻一代精神虚脱，已经无力上路。这些被信念的道路抛弃的孤儿，在歧路上啜泣。主流文化对《在路上》式的精神难题的积极回应，是将青年规劝到国家经济建设的“新长征”大道上，鼓励他们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 晨读，在“画着大问号”的小道上勤奋工作，借此建立起新的理想主义价值体系和乐观主义人生态度。但也依然有人不爱在人群拥挤的路上行走。
崔健的摇滚乐是北岛所吟唱的“在路上”的主题在1980年代的回响。“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一无所有》），“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假行僧》），“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种散漫的和毫无希望的行走，无助而又无望的宿命感，成为一代人的精神状态的缩影。他们才是1980年代中国的“垮掉的一代”。
与此同时，“在路上”的经验本身，也发生了裂变。来自台湾的新的文化趣味，开始向校园文化渗透。由歌手齐豫演唱的作家三毛的诗歌《橄榄树》，在 1980年代中期的大学校园里流行。它几乎成为那个年代的中国大学生的毕业歌。这首流浪主题的歌谣，赋予“在路上”以另一种含义，它将流浪的冲动和意义，归结为来自“远方”的某种召唤，而神秘的异域情调的橄榄树，抹去了“在路上”的黯淡色调，给这一主题染上了一层温情、感伤和罗曼蒂克的油彩。于是，它变得很容易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并从“垮掉的一代”中分化出来“小资一族”，成为日后“小资文化”重要的精神源头。
然而，作为小说的《在路上》，对于当代中国小说的影响，反而相对滞后。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1980年代，袁可嘉主编的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是国内公众了解西方现代文学的主要渠道。《在路上》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一些主要段落，如第一部第一章，第二部第四、第五、第八章的片断，公开刊载在这套丛书的第三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中，其译文即是选用了黄雨石、施咸荣的“黄皮书”本。通过这个文本，作家们已经了解了凯鲁亚克和《在路上》。受《在路上》影响比较明显的，是王朔的小说。王朔本属于“今天派”诗歌群体的遥远的观望者，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这个人似乎并不真正热爱“在路上”的状态，而是更乐意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守望者”。所以，与其说王朔是凯鲁亚克的模仿者，不如说是塞林格的传人更恰当。在先锋小说家中，马原和余华分别在其小说《零公里处》和《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对《在路上》做出了一种半真半假的模仿，略略做了一个 “在路上”的假动作之后，旋即回到了“上下都很平坦”的“活着”的状态。真正说来，王小波是“在路上”的一个更典型的行者。但他的小说写作和产生影响，却是在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
1990年代，《在路上》又出了两种版本，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陶跃庆、何晓丽译本，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文楚安译本。据称，后者为全译本。我们终于得以完整地一览凯鲁亚克这部名作的全貌。然而，与此同时，“在路上”精神经过了1990年代“小资”式的柔性化之后，开始变得亲善起来。这一代人的精神时尚，既不是垮掉和堕落，也不是浪漫和希望，而是混合了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两种文化精神的所谓“背囊族”的文化消费。他们也将《在路上》奉为精神教科书。“背囊族”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既不是无望的自我放逐，也不是愤怒的精神叛逃，更不是未知的心灵历险。相反，它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结合了旅游、健身、休闲等诸多时尚元素的流行运动。道路成为一种时尚消费品，被“背囊族”的捷足所消费。
1970年代生人组成的麦田守望者乐队，其精神毕竟是塞林格和凯鲁亚克的混合物，另一方面，其演唱风格则像是崔健和“小虎队”的媾合。一首《在路上》听上去就是对崔健的柔软化模仿。从精神柔软化的层面上讲，“背囊族”一代人的生存状态看上去像是“在路上”，而也有人将其本质描述为“在床上”。过一种舒适、慵懒、安全的“床上”生活的同时，又渴望有某种冒险刺激。“在路上”只是其在有安全保障前提下的惯常生活的一次小小的越轨，是为自己百无聊赖的日子准备的一份鲜美的调味品。总体上说来，称得上是一次有益于身心的愉快旅程。小资歌手许巍的专辑《在路上……》，唱出了这种慵懒中的几分忧郁的情绪。
不过，这些歌手的“在路上”主题，虽然损失了“垮掉的一代”的那种痛苦的反叛精神，但尚且保持某种“在路上”的外表，那种茫茫然无所事事的漂泊感。另一种“在路上”却把这种漂泊感也抛弃了，在路上成为追名逐利的奔忙。2006年，中央电视台的“赢在中国”真人选秀节目的主题歌，名字就叫《在路上》。歌手刘欢以其嘹亮的歌喉唱道：“那一天/我不得已上路/为不安分的心/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路上的辛酸已融进我的眼睛/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在路上用我心灵的呼声/在路上 只为伴着我的人/在路上是我生命的远行/在路上只为温暖我的人/温暖我的人”。这种温情脉脉和循循善诱的励志辞令，包含着成功与财富的郑重承诺。被这种承诺所鼓舞，追逐名利的人们匆匆上路，投入到一场“在路上”的表演当中。在刘欢的清越歌声里，精神的伤痛被成功的承诺所治愈，“在路上”的内在焦虑和撕裂感被修复。表演者实际上是在听从表演和成功的诱惑和召唤，但在表面上装成一副“无为在歧路”的表情，并为自己的姿态所感动。于是，“在路上”不再是一曲无奈和焦虑的哀歌，而变成了一幕热烈的享乐主义的精神喜剧。
2007年，当人们开始纪念《在路上》发表50周年的时候，回望半个世纪以来《在路上》所引导的蜿蜒曲折的精神小径，应该是饶有兴味的事情。作为这个纪念的前奏，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06年10月推出了由著名翻译家王永年先生翻译的《在路上》的中文新译本。据称，该出版社还有出版“杰克·凯鲁亚克作品系列”的计划。这些出版计划，当然会在读者中引起某种反响。然而，当我们穿过半个世纪的光影变幻而瞩目当下的路标，《在路上》的精神之旅似乎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些纪念也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葬礼上的时尚狂欢。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张福生作为知青被安排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他第一次看到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ouac)的《在路上》(OntheRoad)就是在那个时候。40年以后，张福生已经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提起当年知青时期的读书岁月，他的记忆依然清晰。“‘文革’前的三年里，在‘反修’的背景下，国内一些出版社照上级指示出版过一些内部交流的‘黄皮书’，以俄苏文学为主，也有西方的当代文学，黄雨石和施咸荣译的1962年版《在路上》就是其中之一。”张福生对《新世纪》周刊说。每部“黄皮书”只印900册，这些稀缺的“内部资料”敌不过读者强烈的阅读需求，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在知青和其他读者手中流传，“有的人甚至把书稿的校样借出来阅读、手抄”。至于《在路上》，等他拿到的时候已经散成零页了，但他还是一口气将书读完，“当时真没想到，美国青年的生活是这样的”。后来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作为“黄皮书”早期读者的他开始搜集起当年的“黄皮书”，其中就包括这本曾让他眼前一亮的《在路上》。“这个版本的《在路上》，全国可能没多少人有了。”他说。“黄皮书”版《在路上》，之后在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这个局面直到小说家沈东子任职漓江出版社后才得到改观。沈东子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美国的文学教材上读过《在路上》的片段。从那时起，就有了出版这个小说的想法。由于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译者，这个念头被搁置起来。恰在此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读的两个研究生陶跃庆、何晓丽主动寄来了试译的几章《在路上》，极富青春气息的译笔马上就打动了他，沈东子几乎不假考虑就决定将书稿出版。于是， 1990年，《在路上》的中文版式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但出于谨慎考虑，这个版本还是删去了一些粗俗语言和性描写，是一个“净化版”。
1995年，在一个全国性的美国文学会议上，沈东子见到了著名的“垮掉派”研究者文楚安。当时，文楚安提到自己想重新翻译《在路上》，沈东子邀请他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但他们遇到了此前无需考虑的问题：当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此时要重出《在路上》必须得到版权。当时，凯鲁亚克遗嘱的执行机构已将书的中文版权交给台湾一家版权公司代理。他们便按照国际惯例直接与台湾公司签定了为期三年的合同，由此，《在路上》才得以在1998年以全新译本面市。1998年版《在路上》的责编张谦接到文楚安的翻译手稿时，对他字斟句酌的认真劲印象深刻，“为了忠实于原著，他甚至沿袭了很多欧化的句法”。但张谦却对书的封面设计不大满意，“由于与美编的沟通不够充分，导致封面图片没有经过艺术处理，直接以摄影照片的形式成为了封面，封面用材也比较陈旧，与小说先锋和另类的背景不符”。
带着遗憾，张谦决定在2001年用文楚安的译本再版重出一个新版。不但封面换成了漂亮的布纹纸，还加上了她精心提炼的封面语“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但当她与台湾公司联系未果转而与美国方面取得联系时，发现书的版权早已被美方收回。从此，她陷入了与美方的传真长跑，“联系最频繁时，曾连续一个星期守在传真机边上”，但最终也没能再拿到书的再版版权。2001年版《在路上》虽然赶在合同结束前成功出版，但没多久就因合同到期而无法加印。《在路上》从此在国内陷入版权真空的状态。
直到美方上海译文出版社通过版权代理机构协商取得了《在路上》中文版独家翻译出版权，这本小说终于在2006 年11月以全新面貌再次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