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史》
《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 （十卷本）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5年12月出版。 这部由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主持编著，是以王绳祖教授为主编、光仁洪、蒋相泽、周纪荣、卫林、石磊、鲁毅等六名学者为副主编、各卷设常务主编和副主编、37名编委协作，经过近十年的集体努力编著而成。该书1996年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的学问，它与外交史、世界史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者之间的联系在于它们的描述对象都超越了某一特定国家的范围(即使是以某一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外交史也涉及到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具有与国别史相区别的特质。
然而，三者之间的学科分野却也非常显著。外交史的叙述内容主要集中在政府层面的外交行为上，对其他领域的内容几乎不加涉及；世界史的叙述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各国的外交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并非叙述主体；而国际关系史则介于外交史和世界史之间，它既需要具有世界史的全球视野，又需要以外交史作为它的核心和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只见树木”或“只见森林”两种有失偏颇的窠臼，才能避免体例上的僵化与空泛。但是，光区分了三者之间的差异还不足以建构国际关系史自身的学科自律性，它需要在广泛吸取外交史和世界史理论的优点和长处的同时，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国际关系史的旧有体例，并对其进行新的建构。
《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是以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家间关系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的。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以下的比喻来说明：国际体系宛如星光灿烂的夜空，国际格局就是夜空中的星座，而国家间关系就像每个星星与另一个星星的关系。要想清晰地认知夜空，必须确认每一个星座，而每一个星座的确定又与具体的星星密切相关。
国际体系通常包括体系的层次(level)部门(sector)，其中层次中包括体系、次体系、单位、次单位和个人(而不象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只聚焦于单位层面)，部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及环境(而不象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只注重政治—军事部门)。体系和层次由于互动能力(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商业金融等社会技术的进步，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在互动能力方面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的作用而形成某种结构和模式——即国际格局。确定国际关系格局离不开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主要单位——民族国家，因此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格局中最主要的但绝不是唯一的行为体，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和大国的兴衰也就成为认识国际关系格局的关键。但《国际关系史》也特别注重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体系演变的作用。
《国际关系史》有两条线索：一条明线是在体系层面——即威斯特伐利亚、维也纳、凡尔赛—华盛顿和雅尔塔四大体系的兴衰演替的历史，一条暗线是互动能力方面——即现代以来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对国际关系体系演变的促进作用。为了将两条线索有机的结合起来，需要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因此理论上的开放意识成为必要。
《国际关系史》的珍贵文献在明确《国际关系史》的学科追求和理论构建之后，怎样叙事就成为了关键。任何历史类著作都离不开资料的取舍。《国际关系史》在资料取舍方面的原则是：新旧互订、略古详今、崇洋不媚外、积极吸收国内外各种已有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关系史》对新资料的取舍采取了这样一条原则，对已经形成定论予以采用，对尚有争议的暂时保留，但这容易给人留下吸收新成果不够的印象。
《国际关系史》对宏大叙事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吸取其整体观念较强的优点，但摈弃了一元论的叙事方式(如现代化理论、经济决定论、阶级分析理论等)，而是采取一种多元论的视角，即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杜绝先入为主、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做法。换言之，《国际关系史》的叙事方式是以多元论为基础的整体观念。
《国际关系史》（十卷本）1、 英国与均势外交
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三方面的优势奠定了英国的辉煌的历史。首先，英国是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之一。其次，岛国的优越地理位置。第三，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并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英国形成了一种务实的政治文化。经验主义、务实精神，在长期历史中形成为英国的政治文化，甚至引导英国国民性的形成和发展。由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英国人讲求的是实际利益和实际效果，而不是某一条可以普遍适用的理论原则。这种重视经验的思想传统，在外交上就是人们所常说的“实用主义”。英国“实用主义”外交思想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在历史中形成的基本点：即“力量均势”，“自由贸易”，“超然的地理优势”。这三个基本点有一个前提：即英国能否保持它的首强地位。“光辉孤立”政策是其均势外交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
2、法国与欧陆霸权
法国是别具一格的西方大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和拿破仑帝国时期，其国威国力达到了顶点。尽管法国曾经被打败，但在法国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思想却传遍了欧洲，法国人以为他们是塑造了现代欧洲历史的人。法国人既为欧洲塑造了一个最伟大的封建文明，又为现代世界树立起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典范。法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欧大陆的代表自居，它不能容忍大陆以外的强权——先是英国，后是美国——涉足和“包揽”西欧事务。换言之，法兰西的民族情感从历史上便是在同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抗争、对立和争夺中得到了滋养。法国欧陆霸权的外交政策取向使法德两大民族的关系成为法国对外关系中的有一个重点。基于上述原因，法国是“欧洲主义”加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民族。法国的外交思想集中体现为“欧洲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
3、德国与东西方政策
1871年德国的统一和崛起打破了欧洲大国传统的力量均势，给世界带来了深远影响。由于德意志在历史上的长期分裂，使德国成为是一个晚熟国家，并有着改变民族分裂的历史情结。德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西南北之交，英、法、俄、奥、意等强国环伺。德国地缘政治对外交思想的影响是有延续性的——即竭力维持原状，同东方和西方的大国开展关系，缓解和消除别人对德国的疑惧，来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宽阔的活动天地，稳步地谋求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世界政策”外，德国在其余的大部分时期的外交都或多或少地遵循着这样的外交传统——一项东西贯通的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史》4、俄罗斯与海陆扩张
广袤无垠的俄罗斯横跨欧亚两大洲，处于东西方的结合部。作为一种文明，俄罗斯具有东西混杂的特点。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具有深远影响的因素有宗教、泛斯拉夫主义、民粹主义和村社精神以及地理环境与专制皇权等。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廷帝国与西方式的基督教国家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对“基督教世界”这一概念的与众不同的理解。到了15世纪末，以莫斯科为基督教世界合法继承者的“第三罗马”理论应运而生。泛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每当俄罗斯与欧洲文明冲突时，它独特而顽强的民族特性总是强烈地表现出来，凸现出一种异质性，同时，在各斯拉夫民族中，俄罗斯又一直以领袖和解放者自居。彼得大帝是斯拉夫扩张主义的奠基人，他被后来的俄罗斯人当作民族英雄和近代俄国的缔造者来称颂、讴歌，他因而也为俄罗斯树立起一个致富致强的传统——陆路蚕食加水域开拓，构成了从彼得大帝起的一贯政策。
5、美国与“天定命运”
尽管美国是世界诸大国中最年青的国家。但扩张却是贯穿于美国对外政策史的最明显、最永恒的主题。早在独立以前，北美各殖民地就追随英国进行了商业扩张和地域扩张。为了促进北美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北美殖民地卷入了英国为争夺海上优势的多次商业战争。独立以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大陆扩张时期(1775-1897年)、海外扩展时期(1898-1945年)和全球称霸时期(1946-至今)，分别以“孤立主义”、“门户开放”政策和“遏制与领导”为口号或标志。
《国际关系史》6、日本与“岛国心理”
日本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有着独特历史经历的国家。日本的历史具有其独特的内在特点：首先，日本群岛的孤立，使它的历史非常单纯而完整。其次，日本处于中国文化圈的遥远的边缘地带，使其有可能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紧紧抱住自己的主要制度和价值标准。第三，日本的政治和社会进化特别缓慢。但日本在现代又异乎寻常地迅速崛起，在非西方世界创造了一个奇迹。作为一个表现突出而潜力有限的文明，日本在外交思想上凸现了两大特征：一是体现了“岛国根性”的狭隘心理，即不愿对世界负责；二是“强者崇拜”的心态，即缺乏是非善恶感。
7、中国与“天下观念”
中国是当今世界历史最为悠久、连续性未被打断的惟一大国。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逐步被纳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经过100余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在1949年终于获得了真正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变革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和民族性都被赋予了性的时代内涵，并正在整合的过程中。在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中华帝国观念”、“王道”与“霸道”的对外政治文化， 与发韧于西方的现代国家主权观念相互撞击有可能对国际关系的未来产生和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文化、规范、制度甚至目标的“天下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正面临着新的批判和整合。
8、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了特定内涵。在国际关系史的语境中，西方的兴起与第三世界的出现是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侧面。尽管第三世界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并且在世界体系中都处于边缘位置，但是，第三世界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像西方国家那样的联盟或整体。因为第三世界国家间存在着种种差异。首先，虽然第三世界国家大多从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发展而来，但它们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时间不同，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前的社会发展状态不一，以及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方式和手段也不一样。第二，它们取得政治独立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出现越来越大的差别，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这究使我们不能简单化、模式化、概念化地看待第三世界问题，而和系统必须采取综合的、历史的和系统的分析。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第三世界面临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对第三世界的深层思考也已提到时代的日程上来。
《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涉及的历史跨度很长，研究领域广阔，而且问题纷繁复杂。为系统而全面地阐述300多年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并揭示其规律和本质，《国际关系史》的指导思想是：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史学科的新体系。
其次，着意于探索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来评价某一地区或是某一国家在不同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以世界经济关系为基础，探明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过程与前因后果，并注意其相互作用与影响。运用历史“合力”的原理来剖析国际斗争的诸多因素与表现，避免把问题简单化。
第四，重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随着历史进程在国际关系中所显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反映客观的历史演变过程，尊重历史的真实性。第五，根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实事求是地阐明历史事实真相，不溢美，不隐恶，履行历史学者应尽的职责。
《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是了解和认识当今世界的构成和结构的基础，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改革开放有重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也是对保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
国际关系史并不只是强国富国发展的历史，更多的是强国富国和弱国贫国互相作用的历史。13亿中国人要发展，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但也是可以“以史为鉴”的。不仅要参考富国强国的经验，更多的是要立足目前和中国和世界的现状，参考弱国贫国发展的经验，以及在发展道路上如何作好规划，面对挫，应对挑战。许多国家失败或成功的经验都是很好的借鉴。中国的政府官员很多来自大学毕业生，现在的大学生也有很多将成为政府官员。 他们国际关系史知识的薄弱，就会导致对发展道路的认识不够深刻，对犯错误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就会对我国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造成消极的影响。在很多时候就可能走到许多发展中国家走过的老路。
了解国际关系史更主要是在政治上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了解稳定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在历史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尝试了许多发展的道路和方式，附庸强国，闭关锁国，不一而足。但是离开了独立自主和稳定，都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历史并不是答案，但是了解历史却会让人思考。我坚信，中国大多数大学生都是正直的爱国者，一个正直的爱国的青年在了解到相关的史实后，一定会明确和丰富自己的是非观念，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初步的认识，对稳定和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有更深刻的理解。
了解国际关系史，有助于使中国的高校政治思想教育更加生动，更有吸引力。政治是否历史是一门严谨而生动的学科，它记录的过去往往是哲学思想产生的源头。而相对哲学，更加生动和感性，容易被青年人接受。
《国际关系史》的珍贵文献了解国际关系史更主要是在政治上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了解稳定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在历史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尝试了许多发展的道路和方式，附庸强国，闭关锁国，不一而足。但是离开了独立自主和稳定，都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
历史并不是答案，但是了解历史却会让人思考。我坚信，我国大多数大学生都是正直的爱国者，一个正直的爱国的青年在了解到相关的史实后，一定会明确和丰富自己的是非观念，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初步的认识，对稳定和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有更深刻的理解。
《国际关系史》主编王绳祖王绳祖（1905年12月8日-1990年），著名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史学家。中国国际关系史学的奠基人。江苏高邮人。 1918年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毕业后考入金陵大学历史系，1929年毕业留校任助教。
1936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入牛津大学布拉斯诺斯学院，专攻世界外交史，后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所著硕士论文《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194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39年回国，在已迁至成都的金陵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翌年起任系主任；1949年兼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合并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绳祖是国际关系史学的学术泰斗，首先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均势理论。主要著作有《欧洲近代史》 、《近代欧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等。 曾主编中国第一部《国际关系史》教科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国际关系史卷》 。 1980年参与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会，被推选为理事长。
[1] 互联网 http://lib.verycd.com/2005/05/31/0000052457.html
[2] 人民网 http://www2.qglt.com.cn/wsrmlt/wyzs/2004/02/15/02150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