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提要》
《四库全书提要》
《四库全书提要》为中国古代最巨大的官修图书目录。
《四库全书提要》全书200卷。着录图书3401种，79309卷，存目6793部，93551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重要的古籍，特别是元代以前的书籍更完备。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下又分小类，小类下又分子目。每大类与小类前面均有小序，子目后面有按语，简要说明此类着作的源流以及划分类、目的理由。
该书着录了清乾隆以前包括哲学、史学、文学以及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文化典籍一万多种，为中国收书最多的目录，而且写有内容提要和评论，为学者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提供了一部翔实的书目。但它是由乾隆钦定、督办的官修书目，在图书入选、内容着录、提要、评论等方面，都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利益。
纪昀（1724—1805），
纪昀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接着升为左都御史。
《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四库全书》综录历代典籍，其规模之宏大远迈前代。西汉成帝使调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四库全书提要》《四库》工作的取得成功，如前人所指出，关键是负责学者极一时之选。始终其事的纪昀(晓岚)，以博学卓识着称，毕生精力萃于《四库全书提要》，竟不再有任何学术专着。李元度所作《纪文达公事略》详细描述了他的有关事迹：“乾隆二十有八年(1773)，纯皇帝特开四库全书馆，以河间纪公为总纂官。公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经传注得失，诸史异同。子、集支分派别，以及词曲医卜之类，阉不抉奥提纲，溯源竟委。每进一书，仿刘向、曾巩例，作提要冠诸简首，上辄览而善之。又奉诏撰《简明目录》，存书存目多至万余种，皆公一手所订，评骘精审，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藏诸七阁，褒然巨观，真本朝大手笔也。”
纂修《四库》在事人员，见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清单的多达360人。其间不少第一流学者参加了《四库全书提要》的工作，如戴震主经部，邵晋涵主史部，周永年主子部等，都对纪昀多有帮助。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提要》是在众多学者集体工作的基础上，由纪购定稿的。《郑堂读书记》的作者周中李便说：“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着，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蔑有过于是编矣。”
《四库全书提要》以集体工作为基础，但纪昀在该书撰着中起的是决定性作用。《四库全书提要》全书有其一贯宗旨，连文字风格都是相当统一的。其间观点最突出的，是对理学的批评，甚至厌恶。尽管书内经部总叙曾说：“汉学具有根抵，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然而在具体的评价上，(提要)就不那么持平了。这固然是乾隆时学术界的共同风尚，纪昀本人的思想性情也于此充分表现。
“四库全书之辑，广搜博采，汇萃群书，用以昭垂久远，公之天下万世”“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可见不同于中国古代历代的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活动，四库修书目的明显不在于藏，“用”的目的较强。然而不同于现代信息资源理论，四库全书的“用”不仅是为了标榜乾隆帝的文治武功，以昭其朝文治之盛，而且隐藏在“稽古右文”之下的是乾隆帝实行文化专制，延续其民族文化扼杀政策图谋。作为配合和加强《四库全书》的宣传工作、实现编纂目的而编纂的《四库全书提要》也就被统治阶级利用目录的揭露并宣传图书艺术的作用来掩藏其删节改窜、重编和清洗旧本内容的工作，进而驳斥其中的进步思想，为清朝统治服务，因此《四库全书提要》虽是“现有较好的书籍之批评”，却“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也正因此，《四库全书提要》既是中国古代四部分类法的集大成者，提要体例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里程碑，又是通篇反映着封建正统思想于分类思想、着录原则、类目设置的政治工具。
1.四库法的思想体系
《四库全书提要》《四库全书提要》共200卷，其中圣谕一卷，凡例二十则，分经、史、子、集四部，部有大序，统分四十四类，类有小序，共子目六十七个。其中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小序“详述其分并隶属，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透过其目录体系可见《四库全书提要》所代表的四库法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体系。
“四库法”是泛指一种在分类代码、分类构架、分类原则等多方面坚持了传统分类特征的分类体系。而《四库全书提要》即是四库法的伊始。“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正如《四库全书提要》子部总序所言，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封建文化之根源的经部理应居首位，而史部始于三国，后来兴盛一直仅次于经，因此位居第二。子部始见于《七略·诸子略》，以思想性为渊源。在一个注重思想统治的社会里，子部理应先于出现较晚，直到东汉才出现于《七录·文集录》，以文学性为特征的集部。这即是四库之由来。
在二级类目上的类目设置对《四库全书提要》的思想体系的严谨性作了进一步阐明。如经部，《汉书·艺文志》中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以表也；《诗》以正言，义以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着，概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所以易类成为了经部的首部。又如子部，虽被认为是立类最不科学的，但在《四库全书提要》中却论述到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术数“皆治世者所有事也”，方技、艺术“皆小道之可观者”，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皆旁资参考者也”，释家、道家“外学也”，以及各学科各派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从而大致勾勒出了一幅以儒家为核心的百家知识发展体系。并且在同类部次中又依照时代先后为序，且以帝王着作冠以首。
2.《四库全书提要》收录范围
《四库全书提要》共着录了图书10254部172860卷，是中国最大的古典目录。而因书设类是中国古代历代采取的图书整理的方式，因此《四库全书提要》的收录图书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其书目的费分类。
2.1收录情况
《四库全书提要》就《四库全书》图书来源来说，有内府书、采进本、进献本、赦撰本、通行本，及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善本珍本。而其收书着录情况主要是：元代以前的着作，着录是比较全面的；明代的着作，重要的基本着录了；清代前期的重要着作，也大致着录了。深究其收录标准，乾隆定下标准是“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不受外，“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而文献则指出是凡儒家学说的书籍优先收录；凡官吏之着作，大多收录；收录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诗文和着作。
2.2收录中存在的问题
《四库全书提要》的收录原则声称“兼收并蓄”和“协中”，然而实际上这是建立在除了“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之作的，也就是离开封建的经、背叛封建正统的道的民主思想、进步思潮、反封建主义的书籍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的书籍。对于这一点，《四库全书提要》明显要严于《隋书·经籍志》和《永乐大典》，统治者的“寓禁于征”政治目的暴露无遗。
相对于清王朝当时的文化和学术发展水平而言，《四库全书提要》涵盖的面的不全的。一则它贵远贱近，收录清代书籍较少，这是与“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界足以凝架于前代，然其卓绝者则曰小学。”。
二则学术偏见重，突出表现在文学艺术上重儒轻杂、重诗歌散文轻戏曲小说、重写实文体轻虚构性纯文学作品等。如集部就不收戏曲小说，用纪昀对《聊斋志异》的评述为代表，认为小说“令燕妮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
三则忽视科技，鄙薄科学。《四库全书提要》的凡例中明确规定“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名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在这种思想下，“但就四库所储，则其稍古者而近理者，各存数种，以见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备，不复搜求。”也因此使得一些重要的科技着作如《天工开物》、《种艺必用》未被收录。
四则对西方学术、科技介绍较少。《四库全书》未收录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来中国的传教士的学术着作，因此《四库全书提要》只有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年间（1573-1722）西方传教士的书籍，共涉及乾隆以前的西方作者17人，学术着作29部，但这与当时的西学东渐的程度是既不相称的。此外对于西方的思想，清朝统治者是极为排斥的，因此关于宗教及思想性的着作基本是不被收入的，即使收入《四库全书提要》提要中也总是以贬斥为主。
《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3.着录原则
《四库全书提要》的着录原则首先体现在其在凡例中对古代目录着录方法的批评：“考古者：无所别裁，则多岐而太杂；有所专主，又交执而过偏。左右佩剑，均未协中。”王重民认为之所以《四库全书提要》如此批评源自于其自己的“未能协中”。通览《四库全书提要》的确也没有互着别裁的着录方法。
其次《四库全书提要》中分类原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内容为准，即“辨事”类，另一种是以体裁为准，即“辨体”类。应该看到《四库全书提要》不以书名分类，不犯《隋书·经籍志》的旧错误的进步之处。此外《四库全书提要》按着书主旨归类，如将《春秋内外传类选》归入类书是因为其“但取俪辞，无关经义，仅供翻检资料之用”等也是其一大进步。但是除去如《山海经》等具体书籍归类错误外，辨事体分类原则也有其不恰当之处。突出表现在于对儒学的纯洁性的关注上，《四库全书提要》编者是完全否定名家、纵横家、墨家的，认为凡涉及非纯儒学家思想“谈理有出入”“论事参利害”者，均属于杂学，且是“屏斥必力”的，也因此子部的庞杂与编者追求的儒家的纯正有直接关系。至于《四库全书提要》中的辨体类目，主要体现在谱录类。因为这种分法使得相同内容性质的书因雅俗不同、正别有异、妍媸之分而分散，许多内容性质不同的书又混杂在一起，进而造成了类目界限不明。如谱录类器物属所收的品评器物的书籍与杂家类杂品属所收的品评器物的书籍就较难以区分清楚，只能以数量品种多寡来定，明显这种分类的做法是不科学。
再次《四库全书提要》为服务于封建统治的还作了一定的“变通”。就是对待一些特殊的书籍，“论人不论书”或“论书不论人”。看似矛盾的两种标准实际并不矛盾，是统一在“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隐含标准之下的，因而即使无关儒经的书籍也能因作者的“品行”而归入经部。
4．提要特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余嘉锡认为中国古典目录最突出优点即在于提要的撰写，《四库全书提要》更是历代提要的集大成。王重民称赞《四库全书提要》是总结了刘向以来的，特别是宋代公私藏书目录编写提要的方法方式，汲取了清代《读书敏求记》和朱彝尊及常熟派校书家所写题跋记的方法和形式，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反映图书的版本、文字、内容，特别是结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宣传封建思想的提要形式。《四库全书提要》囊括了辑录体、传录体、叙录体等多元特点。在提要中有关于学术源流的介绍如子部总序，有功能近似于互着、别裁的关于归类原则的叙述，有关于文献内容的介绍，作者生平的概说等，内容可谓及其之丰富，表现方式也灵活多样。
但是《四库全书提要》是“钦定”的，提要也是封建思想的体现，尤其是乾隆帝及其下考据学派为主的编者们的思想的反映。《论衡》这部提出了无神论的著名着作在《四库全书提要》中就被归入了杂家类杂说属，理由是“其言多激，刺秦、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誖矣。又露才扬己，好为物先。”“述其祖父顽很，以表所长，傎亦甚焉”“蔡入吴，始见之以为谈助；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且不说提要中论述如此归类的理由是因为书籍的内容冒犯了圣贤，就其对王充恶意的人身攻击，就足以说明为达到卫道的目的。
鲁迅曾用旧钞本对校过四库馆‘改正’过的《嵩山文集》，结果发现“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烧杀淫掠更是禁止的，就连“中国”一词，也因其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也被替换掉了。正应了“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清，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语句乖戾者，俱应酌量改正。”四库在内容上的篡改是即是其消灭民族思想的反映，而这一企图在《四库全书提要》中的字里行间比比皆是。
《四库全书提要》之瑕疵还有一点那就是其对自然科学缪解。内向文化的清王朝闭关锁国，对世界的发展熟视无睹，更是无知于世界的情况。《提要》不但将如《坤舆图说》等中论述的西方的地理、人文科学肤浅的与中国某些古籍比附，过于“自知之明”，而且还有多处错释、误释。
纪昀撰写的《四库全书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提要》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着作较少。
《四库全书》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四库全书提要》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着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着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四库全书提要》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提要》因为历史的原因，有其不足之处。最为后人诟病的，是其编纂过程同禁毁“违碍”书籍相结合。清廷文网繁密，忌讳众多，给学术文化带来种种祸害，前人论之已详。《四库全书提要》除带有这方面烙印外，由于是官修，受着许多约束，令人遗憾的地方不少。当时参预的学者已有感受，后来之人更易洞察，只是不敢公然表达而已。有学者曾经立意写书，也被人力加阻止。清代后期，限制逐渐松弛，但对《四库全书提要》失误系统进行纠正的工作，要到清亡以后才可能展开。
这方面成绩最多的，当推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辨证》的序录，对《四库全书提要》的得失与价值，作了恰当的分析评述。其中说：“乾嘉诸儒于《四库总目》不敢置一词，间有不满，微文讥刺而已。道咸以来，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愚则以为《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又说：“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音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晃公武等所能望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
纪昀一手删定的《四库全书提要》问世以来，
《四库全书提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着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
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
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四库全书提要》
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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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浙江教育出版社
3、《中国古代典籍一百种简介》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4、http://www.library.sh.cn/dzyd/spxc/list.asp?spid=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