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报》
《台湾民报》在太阳旗下的17年里，在与中国大陆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台湾民报》作为仅存的汉文报刊，用一颗赤子之心，在日本武士血淋淋的刀口下，在皇家文化的威逼利诱中，从1920年至1937年顽强地抗击着日本殖民文化，表现出对祖国赤子般的中国根情。
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刊。原先是半月刊，1923年4月15日改为旬刊，1925年7月12日改为周刊（每星期日出刊）。从l927年8月1日起，开始迁入台湾发行，仍以周刊发行。1930年3月29日，为了进一步为日刊发行做准备，乃增资改组，并改名为《台湾新民报》，1932年4月15日改正式改为日报，1937年6月1日被日本殖民者废除汉文记事。
以中国文化认同抗击日本殖民文化 “台湾文化协会”成为往后台湾的诸多民族运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大本营，也是许多社运团体的“母体”。《台湾民报》也由“文协”成员蔡如惠、蔡培火、蒋渭水等人负责。
《台湾民报》在《创刊词》上开门见山指出中国是祖，批评现在的台湾人对日本文化“同化”的麻木：“我们汉族移住于台湾已经过了有三百年了”，“虽是堂堂的黄帝子孙，也恐怕与蛮人无大异”，“我们岛内同胞，若沈醉不醒，深迷不悟，也恐怕將无颜可以见世界上的文明人了”。“我们祖先虽然来自中国”，但是“社会的文化，还沒有普及，若不赶快想个法子，来启文化，來振起民氣”，“也不可得了”。指出办报的目的：“所以这回新刊本报，专用平易的汉文，满载民众的智识，宗旨不外欲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同胞的元气，以谋台湾的幸福”。（9）
被誉为“台湾的民族运动的铺路人”的蔡惠如，在《台湾民报》创刊号上说：“台湾的兄弟不懂汉文，我所以滚下泪珠儿来咧。这个原故，是很容易明白的，我们台湾人的人种，岂不是四千年来黄帝的子孙吗？堂堂皇皇的汉民族为什么不懂自家的文字呢？”蔡惠如关于《台湾民报》办报宗旨讲得再明白不过了。
《台湾民报》至19世纪20年代中期，《台湾民报》反日本殖民统治、弘扬中国民族文化的运动达到高峰。那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已经达30年之久，而且疯狂推行其文化同化政策，残暴地毁灭中国民族文化。提倡台湾的中国新文化与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提倡读书的实际运用反对八股文章，实质就是希望台湾人民能够运用中国新文化来与日本殖民文化作斗争，而不是满足于书斋的自娱自乐。《台湾民报》这一方面的作用，在张我军做主编时表现得最为强烈。
张我军被称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旗手，他真正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火种通过《台湾民报》播撒在台湾岛上。张我军在中国大陆厦门、上海、北京都系统地接受过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1924年返回台湾，担任《台湾民报》编辑。同年4月，张我军就在《台湾民报》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批评台湾青年“诸君怎么不读些有用的书来实际应用于社会”，说他们“讲些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11月21日，他又在《台湾民报》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台湾民报》2卷24号），又连续发表了《为台湾文学界一哭》（《台湾民报》2卷26号）、《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台湾民报》3卷2号）、《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台湾民报》3卷2号）、《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台湾民报》第6－7号）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章，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胡适和陈独秀发起“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八不主义”和“三大主义”等主张，从而在台湾岛上引发起一场新文化运动，也使《台湾民报》和维护日本殖民统治的三大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及《台湾新闻》形成对立的两大营垒。
张我军在台湾提倡新文化运动，就是运用中国文化认同来抗击日本文化对台湾人民的殖民同化。他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1925年1月11日）一文中坚定的指出：“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台湾自归并日本以来，因中国书籍的流通不便，遂隔成两个天地，而且日深其鸿沟。”他还认为，“我们主张用白话做文学的器具”，“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是把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中国语”。张我军在《台湾青年》上大量介绍大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鼓励台湾的文学创作。在《台湾新文学应该读什么书》一文里张我军为台湾读者开了一个研读大陆新文学的详细书目，几乎把当时大陆新文学重要作品一网打尽。在他介绍的短篇小说中，把鲁迅的《呐喊》、《彷徨》放在首位。1926年张我军曾会见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的旗手鲁迅先生，并赠送四本《台湾民报》，这四本(台湾民报》现在仍然珍藏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
为推行“同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第一个打击的对象就是被誉为“台湾人唯一口舌”的《台湾民报》。日本占领台湾后，废除了大部分汉文报纸，《台湾民报》是仅剩的一份。这个台湾民众的言论机关，扮演着批评时政、提升中国新文化地位的角色。台湾各种反殖民的政治活动、文化启蒙、农工学运动、甚至妇女运动，无不受到《台湾民报》热烈的支持与鼓吹。所以《台湾民报》被誉为“台湾人唯一的言论机关”、“台湾人唯一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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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民报》的前身 |
1923年2 月开始至1925年2月，在恫吓无效后，警察开始对协会的骨干分子进行大逮捕，理由是他们违反了“治安警察法”，扰乱了社会治安。1923年末共有99人被捕，有18人被起诉。在法庭上，蒋渭水拒不承认自己是日本人，最后蒋渭水被判监禁四个月，当他出狱时，沿街民众自动燃放鞭炮，殖民当局不得不派警察驱散欢迎的群众。被称为台湾殖民统治时期的非暴力反抗“圣雄甘地”的蒋渭水，是《台湾民报》的固定撰稿人，并主张以中国文化认同来非暴力对抗日本殖民同化。
1927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新文协)在左派人物王敏川领导下继续开展活动，毫不屈服当局的高压统治，勇敢无畏地传播民族文化，宣传民族意识。新“文协”会员利用《台湾民报》有的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有的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以切实行动，体现了对祖国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台湾文化协会”领导下的《台湾民报》精神内涵进一步明确：台湾的“主体”就是中华文化，“台湾文化协会”坚持和弘扬的“台湾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如果说这是“本土化”，其实质就是“去日本化”。
1936年 3月，《台湾新民报》社组织考察团回祖国大陆进行考察，考察团游历了厦门、上海等地，在上海接受华侨团体欢迎时，考察团主要成员林献堂深情致辞说，“林某终于归来祖国”，表达了赤子对祖国母亲深深的依恋之情。这引起了台湾日本人的强烈不满，台湾“总督府”的报纸辱骂林献堂为“日奸”。日本浪人借机寻事，趁林献堂在台中公园参加集会之际，上前打了林献堂一巴掌，当时林献堂在台湾地位崇高，日本人此目的是借林献堂来打击台湾的民族运动，这次事件被称为“祖国事件”。“祖国事件”更直接地表现出《台湾民报》主要办刊人对祖国的赤子之情。
从产生到发展到禁止汉文记事，《台湾青年》、《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始终
关注祖国大陆的革命，声援祖国的抗战，表现出鲜明的民族认同感。1920年前后，在中国五四运动和世界新思潮影响下，台湾知识分子密切关注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把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的成功。20年代初出版的《台湾青年》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非先致力于中国革命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候，台湾才有回复之时；待中国有势力时候，台湾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盗的束缚。”文中所谓的“中国革命”，指的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
《台湾民报》始终把台湾的解放和祖国大陆的革命联系起来看。该报1925年2月出版的一期中，曾发表题为《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文章，详细报道孙中山北上北京时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的盛况。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到被日本占领达30年之久的台湾岛，引起台胞一片哀恸。《台湾民报》发表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说：“西望中原，我们禁不住泪泉满面了。”当时台湾同胞感念中山先生不已，纷纷举行追悼会，《台湾民报》亦尊称山先生为“国民之父”。
在其后的一期里，又发表《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的报道，文中将孙中山同列宁并列为“世界伟人”，说：“去年(即1924年)我们的世上才失去了一位世界的伟人，俄国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的伟人，中国的大革命家从此世夺去，那死神也未免太无情了”。文章称颂孙中山“是站在泰山顶上大敲其警醒之钟，把四万万还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说他“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官僚打仗，屡扑屡起，愈穷愈强，百折不挠的精神，实为中国所绝无仅有。”1926年7月中国大陆北伐开始，10月发表社论支持祖国大陆北伐军的北伐。该刊不惧日本统治当局之忌，公开表露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对祖国人民息息相通、血脉相连的亲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林献堂身为《台湾新民报》社长，联合该报各股东，商定要让这份发行五六万份的汉文报纸，“代表四百万台湾人言论立场”。《台湾新民报》发出了与日本当局的报纸、电台不同的声音。单从其在事变期间新闻版的标题上就能看出她明显的偏向，如《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占领奉天》、《张氏通电倡导和平，国家命脉一线仅存、披发撄冠拒容忽视》等。用词上称日军不称“皇军”和“我军”，还有夹杂在新闻后头的冷语，如“霹雳一声，奉天城头飘扬着日本国旗，不见有青天白日了!”等，明显可看出该报“心向祖国”的民族的认同感。
在中国大陆对日抗战时期，《台湾新民报》真正反映了台湾人的心声，不仅为台籍知识精英所依赖，还成了台湾民众的“喉咙”。为了让这“喉咙”失声，日政当局压力随之而來，日本人透过新闻检查制度，来钳制《台湾民报》。在日本高压统治下，《台湾新民报》“甘冒大不韪”的做法显得极其可贵 。曾任该报股东的杨肇嘉在回忆文中指出，九一八时期，他亲眼看到新民报的编辑，为日本侵略祖国痛心愤慨，将所有电文凡“支那”皆改为“中国”；为不侮辱祖国，轻视自己，常与检查报纸的日本警察发生争吵。该报还经常刊登直接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战争后果的言论．
1936年9月，日本第17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上台，开始全面推行“皇民化运动”，“皇民化”的目的就是要割断台湾与中国的文化联系与民族认同感，把台湾人迅速改造成为日本的皇民，以适应战时的需要及其永久统治。1937年6月1日《台湾新民报》等中文报刊或中文栏目均遭停刊，甚至连中文都严禁在台湾使用。高压政策下，一批爱国文士没有沉默，更没有臣服，身处“地下状态”仍在进行激烈的斗争。虽然汉文《台湾新民报》已经被禁止，但从《台湾青年》到《台湾新民报》，她在太阳旗下17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已将中国文化观、民族认同感、自治观念普及到了台湾社会，为迎接台湾光复积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民族认同感。
最后必须说到《台湾民报》的“台湾意识”与“中国认同”的关系。
1927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召开第一次全台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分裂。台湾文化协会（新文协）在左派王敏川领导下继续主办《台湾民报》，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脱离“新文协”出走，另行组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台湾民众党”，正式作为台湾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登上政治舞台，又于1930年分出“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仍利用《台湾新民报》鼓吹民众的“台湾意识”。
《台湾民报》在东京创刊时的蔡如惠、黄朝琴、黄呈禄、陈逢源，蔡式谷、蔡培火、蒋渭水（由右至左）． 有人认为在反日本统治时期就有了“台湾意识”，甚至当时有“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台湾学者陈昭瑛认为，其实，“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在当时另一个意思是“台湾不是日本人的台湾”之意。当时的“台湾意识”是相对于“日本人的意识”而言的。因此，当时的“台湾意识”不但未排斥“中国意识”，反而有以“中国意识”为內涵。陈昭瑛学者还认为“在这种¢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结合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意识¢成为界定¢台湾意识¢的性质。”
当时《台湾民报》主要执笔人的李友邦就是一个典型，“台湾独立”与“归返中国”这两个词在李友邦的观念中完全融在一起。因此，以今日来看，其“台湾独立”的最终目标是“让台湾不要独立”。虽然《台湾民报》当时采用“台湾独立”一词，但学者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不算是“台独派”的滥觞。正如台湾学者黄昭堂所说：“他们所主张的台湾独立，对中华民族而言，几乎毫无距离。”
对于新“文协”王敏川为代表的“台湾革命派”来说，他们在《台湾新民报》的“台湾共和国”言论也不是“台湾独立”。台湾学者叶荣铜说得更透彻：“坚持台湾为台湾人的台湾，专心图增台湾之利益与幸福。虽然如此，彼辈系因失望于中国纷乱之现状，而不得不抱此思想，他日中国一旦隆盛，则仍然回复于前者（祖国派）一样的见解乃必然之勢。《台湾民报》的中国意识，正如参加与组织者之一的杨肇嘉先生所说：“台湾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也永远不会丢弃民族文化！在日本人残暴的统治之下，度过了艰辛苦难的50年之后，我们全体台湾人民终以纯洁的中华血统归还给祖国，以纯洁的爱心奉献给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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