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文字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著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髮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於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後的凶险阴谋，並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後，案情真相终於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全书分为十章，今亦依次分别简括介绍如下：
一、割辫之传说——重点在叙述1768年春在江南( 浙江、江苏、江西 )发生的几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割辫叫魂的案件。描述平民老百姓的心理状态、地方官如何审理的经过，以及分析案件发生的原因。
二、升平盛世——对外强中干、徒有空架子的乾隆盛世中期进行讨论，包括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结构、劳动力摆脱人身束缚、人口膨胀、物价浮动以及人员流动、出家人与流浪者遭受迫害和歧视等问题。
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威胁——回顾清朝初年剃发、易服、投充令的颁布与强迫执行以及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情景，不能不引起满族征服者对此产生的敏感，强调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煽动和同化与被同化，对于满族这个统治民族来说，是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同一无形威胁的两个侧面。
四、惩罚的依据——对照《大清律例》、《刑案汇览》等书所指出的清朝法令对“巫师、邪术、纤纬、魇魅、妖言惑众”等行为的格外警惕和严厉防范。
五、对巫术产生恐怖感的根源——讨论中国人自来对魂、魄的概念，以及对它相应的实践，特别着重谈到头发在巫术中所起的作用，诅咒与避邪，官民士绅对奸僧妖道的厌恶和恐惧心理。
六、遍及各省的一场大叫喊、大讨伐——指出当时由于乾隆皇帝本人的出面干涉，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对“妖道淫僧”的声讨，影响之大，波及河南、直隶(今河北省)等省和内外蒙古广大地区。
七、对巫师的追踪——叫魂巫术恐怖案这一事态的发展，延伸扩展到了陕西、湖北、湖南各省。
八、追踪之结局——谈论平民老百姓的诅咒，叫魂者的受审原委，应该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告，但结局却以不了了之。
九、“政治罪”(Political Crime)与“官僚君主”(Bureau—cratic Monarchy)——皇帝既运用常规的行政手段又任意采取异乎寻常的武断手段，行使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最高权力来处理这件事件。清朝封建皇帝对于官僚的控制，一方面使用“京察”(中央)、“大计”(地方)考核制度，另一方面又依仗皇帝个人的私人亲信暗探进行秘密奏报；既有恩典赏赐加以庇护，又有各种法律制裁得到全面防范。经过这次对割辫叫魂巫术恐怖案的处理，清朝皇权到此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十、主题与变化——从不同角度描述的各个故事表达同一主题，即对割辫“叫魂”巫术的恐怖，而每一个故事又反映出对某一特定集团的恐怖。乾隆皇帝本人的不安全感十有五成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阴影，另五成才是实际生活里存在着的：1)巫术是以惑众取信于民，而带有宗教色彩的煽动性的产物，使起义的群众具有格外强烈的破坏性和摧毁性；2)乾隆皇帝对汉文化，特别是江南苏杭一带既羡慕万分(曾六下江南)，又存刻骨戒心(对国语骑射的大力提倡就是明证)。对于割辫叫魂巫术这一社会现象，一般士子和官绅阶层以及普通老百姓也都有各自的不同看法，尽管个人的出发点和着眼处迥乎各异，言人人殊，但乡村农民们与皇帝都惧怕“叫魂”则是事实。
目录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
德清县的石匠们
萧山事件
苏州的乞丐们
胥口镇奇事
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
第二章 盛世
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
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关于谋反罪的看法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第四章 罪的界定
源于南方的罪恶
发生在山东的案例
《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躯体与灵魂
妖术预防法
对于们道的怀疑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弘历的行省官僚
江南的隐情
接踵而来的危机
第七章 妖党的踪迹
妖术西行
运河上的妖术
对嫌犯的围捕
两心相悦的奸情
一个冥顽有化的嫌犯
第八章 终结
民间的诬告
被告席上的叫魂犯
说服弘历
与官僚机器算总账
终结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
君主对官僚的控制
常规控制的制度障碍
特殊的考评制度
叫魂危机中帝王控制的运作
官僚的抵制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君主：真实和幻影
知识阶层和大众对妖术的看法
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
官僚制度：谨慎的喝采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饮誉国际中国学界的著名大家。
1933年9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
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 Woodraw Wilson )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
195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1954-195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
1955年夏一1958年夏，在美国本土服役。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1957年春，转移到美国东部继续服役18个月。
1958-1959年，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58-1962年，担任福特基金外国研究员。
1959-1964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1964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
1962年，与Sally Cheng结婚，1963年儿子Anthony出生。
1963年，开始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讲师。
1965-1966年，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研究员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
1970-1971年，担任ACSL中国文明研究员。
1971-1974年，担任了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
1971-1976年，担任当代中国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974年，升任芝加哥大学正教授。
1975-1978年，担任美国历史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
1975-1977年，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
1977年一，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研究员。
1978年秋，回到哈佛大学，接替费正清担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 )历史讲座教授至今。
1979年6月一7月，随美国明清史专家代表团访华，参观了中国六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图书馆，以及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
1980-1986年，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984年，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员。
1984年，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到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接触到1768年乾隆年间发生的“叫魂”案清宫档案。
1984年8月13日一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和辽宁省档案局领导陪同，参观抚顺市档案馆业务建设。孔飞力教授回国后，于9月14日致函市档案馆表示满意和感谢。
1990年8月31日至9月3日，孔飞力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题为《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的学术演讲。
1994年1月，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讲学。
1994年6月28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庆祝建所四十周年及纪念创所人郭廷以院士举办的“纪念郭廷以先生史学讲座”上发表“魏源(1794--1857)政治思想中的参与与权威”演讲。
1995年，参加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84讨论小组“Humor in Republican China"的主席。
1996年3月1日，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为学生做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学家应当研究海外中国”( Why Should Sinologists Study Overseas China？)的演讲。
1999年3月11-14日，参加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142小组“海外华人和身份与文化在中国南方的变化，1900-1949" ("Chinese Oversea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 1900-1949")的讨论。
1999年11月2日，在美国“国际移民大学委员会”高级系列学术讲座上做，“当代中国移民”("Contemporary Chinese Emigration") 演讲。
2002年10月3日，孔飞力在Lake Forest College的东亚研究讲座上做了题为“A Stateless Expansion： Five Centuries of Chinese Emigration.”的演讲。
2003年4月10日，孔飞力在美国Swarthmore College的吉纳维芙•李青雯(译音)亚裔美国人问题96纪念系列讲座(The Genevieve Ching-wen Lee'96 Memorial Lectures on Asian-American Issues)上发表了“中国家庭怎样创造历史： 四个世纪的移民”的演讲(How Chinese Family Made History： Four Centuries of Emigration)。
2003年1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做题为Chinese Emigration： Themes for a Global History的演讲。
2003年7月2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做题为“农村社会与海外移民”的讲演。
2003年7月25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做题为“华人的社会经验中一些适应于移民活动的特点”的演讲。
2003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中国移民：一部世界史的诸多方面”(Chinese Emigration： Aspects of a World History)的主题发言。
有学者认为，孔飞力关注的核心命题，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脱胎换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孔飞力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他的视野纵横晚清、民国、共和国初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美国的学术思潮演变、中国和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多维变化，无疑为他的思考提供了宏阔的思维空间背景和丰富的思想养料。他的学术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博士论文开始，直到80年代中期，研究1796-1864年的地方军事化、清王朝衰落及太平天国运动、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等问题，是谓中国近代社会的近代“胚胎”滋长和“胎动期”。孔飞力分析了中国社会自身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环境，传统国家权威的衰落和神权的扩张，国家与社会的均势向士绅代表的地方社会一端倾斜，孕育着近代的因素。
从80年代中期至1990年，孔飞力通过对清宫档案的解读，出版《叫魂》。此书是解剖1768年发生在乾隆朝的一桩“叫魂”妖术案件，意在透视“母体”。孔飞力认为近代脱胎于传统，那么传统究竟为何？需要走近细看。孔飞力问道：“时处十八世纪，倚仗武力而来的西方人尚未出现，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已在为中国近代社会创造着条件？”
90年代以来，孔飞力分析“现代国家的起源”，此为“脱胎换骨”问题的长时段、宏观的考察，从魏源到毛泽东，孔飞力围绕着三个基本的需要解决的课题(即扩大的政治参与如何与增强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竞争如何与公共利益的概念相一致？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与地方社会的需要相一致？)，总括性地讨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脱胎换骨”的“换骨”问题。
90年代中期以来，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孔飞力认为，海外移民史脱于国内移民史之“胎”，海外移民史与近代以来的商业化、城市化相关，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史发生在近代以后，本身就是近代因素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对海外移民史的研究，内在的出发点，是在考量和评估变化后的中国的海内外形象。
叫魂事件本身虽然介于民俗和玄学之间，这本书也确实在叙述这一事件时，在探讨清代政治和司法体制，经济环境，民间信仰方面时有卓见，但是最有趣的还是，作者带领我们逐步理解，夹在一位疑虑重重的皇帝和轻信和容易被困扰的民众之间，一个
看似海绵状柔软的，却又无比确信自己的文化精英地位的文官系统在突发事件中起到的作用。
事实上，书中的受迫害的僧道可能就是现代的少数团体（“一个黑皮肤的跛足的威尔士女工会主义者”），叫魂的传言可能就是现代的媒体和小道消息，疑虑重重的皇帝可能就是现在的焦虑不安的首席行政长官，面临类似的境遇，这个满大人群体和Yes Minister中的文官系统已有太多的惊人的相似。
第一个版本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並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並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於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於是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的姓名纸条打进桥桩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了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吠影吠声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並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並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信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並不常见，特别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乾隆时代正是清代的所谓盛世，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修养生息後，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这个所谓的“乾隆盛世”不仅为传统史家所津津乐道，也为当代的研究者所重视和推崇。但在作者看来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係，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清代前期的修养生息、和平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三亿多。到了乾隆时代，人口过剩的压力已经明显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导致了粮价的上升和通货（特别是白银）的紧缩。人口对资源和财富的压力当然並不是平均地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不仅受到的实际压力不同，他们对压力的感受和应对能力也不同。随著时间的推移，其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於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後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到底有多少不幸的人被抛进这支队伍，史家们没有充分的资料来做确切的估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而他们的存在和对社会安定所构成的威胁被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对大多数比较幸运的人们来说，特别是生活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如江南地区的人们来说，盛世的繁荣意味着他们还能通过辛勤劳作维持温饱。但是他们同样感受到生存竞争的严酷，对眼前和未来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眼看周围不断增多的流民乞丐，他们害怕同样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汲汲於保住自己仅有的一份温饱，社会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如惊弓之鸟。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他们脆弱的神经立刻绷得紧紧的，唯恐自己成为妖术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分辨谣言与真实，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为神经过敏，所以对谣言他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们所希望的是知道妖术来自何方，这样他们就可以设法防范妖术，躲避劫难。流浪的乞丐、化缘的僧道（他们只是披著袈裟道袍的乞丐而已）大都来自他们所不知道的陌生世界，这些陌生的外人很自然就成了他们怀疑防范的对象。当然那些乞丐僧道也确有可怀疑之处，他们来去无踪，四处漂泊，或三五成群，呼朋引类。除了沿门乞讨外，他们免不了鼠窃狗偷，甚至强抢强要，骚扰地方。对地方社会来说，流浪的乞丐不仅讨厌，而且易欺，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没有任何权力，不论官府还是民间社会，来保护他们。相比之下，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对他们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沮丧发泄到他们身上。在叫魂危机中，许多所谓的妖术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门胥吏、地方棍徒对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的攻击，这样的众暴寡、强凌弱是整个叫魂危机中常见的丑恶闹剧。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这种暴民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的牺牲品。
叫魂案的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麽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後果。无论於公（维持治安）还是於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異，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髮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髮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繫在一起，並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虽然事後的发展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这並不等於他们有先见之明，毋宁说这是官僚制度的逻辑在指挥他们的行动。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並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並最终移送北京。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並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而不必受制於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於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这就是为什麽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虽然乾隆皇帝暂时被自己的地方官员们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於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於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著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並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並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於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後，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和官僚们的故事不同，叫魂案的第三个版本是专制君主乾隆（在《叫魂》一书中，作者在提到乾隆皇帝时都是径用其本名弘历）的版本。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後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並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更让他愤怒和失望，並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汉官僚们，长期来抱有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官僚们的颟顸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横行无阻，並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对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同样是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並不亚於民间的妖术。这种腐败积习是以江南为中心的汉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痈，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剿。一时间，清剿成了帝国的头等大事，各种行政常规，如田赋、科举、河工、盐政、肃贪，都要为其让路。对清剿的任何延误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地飞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後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乾隆运用其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随著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但这並不能轻易动摇乾隆的意志和决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将重要的叫魂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军机大臣们直接会审；另一方面他对各省官员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埋怨地方官员继续敷衍姑息（这是事实），致使妖首至今逍遥法外；又埋怨他们滥捕充数，滥刑求供（这也是事实），使得案情益加扑朔迷离，茫无头绪。他对官僚们的愤怒和失望随著案情的展开也日益加剧。清剿越来越成了他与各省官僚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不过，至此为止，乾隆並未处罚过一个官员，並不是他不想这样做，而是时机未到。如他自己对督抚们说的，这时若惩罚官员，谁还会真心实力去从事清剿？显然，乾隆在准备秋後算帐。
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於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协助皇上在进行这场清剿，不过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善後。为了避免整个朝廷陷入更大的尴尬，他们显然表现了相当的道德勇气。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並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於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有了这样一个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作为平衡，一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也受到惩罚。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滥捕滥刑，给朝廷和官僚机器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富尼汉（所有关於叫魂阴谋的供词都是山东嫌犯在重刑之下编造出来的）却只受到相当轻微的责罚：他被贬为山西布政使，革职留任。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乾隆在为自己开脱。
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国的学术界，包括史学、文学、新闻、人类学、心理学，都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很多人在谈论此书的同时，对本土研究进行了反思。
从20世纪60年代起，孔飞力开始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其新颖的视角、精当的方法、独到的见解，在美国中国学界奠定了学术地位。他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关于“叫魂”案的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研究，关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观念形态研究，都成为美国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人才的必读书。
可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个案研究力作！
1990年出版,当年便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的“李文森奖”。
本书作者孔飞力教授随着对割辫叫魂案事态的描述，对案件的分析，此外还提出了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虽然作者并没有都把它们解答完，但已经足以启发我们读者再作进一步思考。比如说，巫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作用与影响如何；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皇帝对中国实行长达近300年之久统治的具体特点是什么，他们遭遇的问题又是些什么，以及他们有些什么特殊的心理负担；皇权与官僚机构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等等问题，值得今后我们进一步好好探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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