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半天堂》
屈贾
散文 许多事情，明明发生在很久远的以前，但仍在我的脑海中，仿佛昨天才见到过的一样。我称之为历史，必是真实的。
又有些事情，明明刚才发生过，但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模糊不清，仿佛发生在上古洪荒之年，那么遥远。我称之为记忆，必是虚幻的。
因而，每当我将要开口时，我便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空虚；即当我安静，我就感觉到万分的充实。这也是生活，我虽然明白，却并非深信不疑。
已经没有人相信盘古了罢？他曾是我们民族的祖先。当盘古忽然从我们的语言和思维里消失，天堂就失去了托依，倒圮了一半。有人说：天堂从来不完整，一手创造，一手毁灭。但我要做一场朝向天堂的旅行，寻找另一半被遗弃的天堂。带上我的酒，和我的名字。
我探访星辰，拜会列宿，饮尽了酒星上的七千口装满美酒的白玉深井。他们都不愿意告诉我，这些深井中，曾经埋葬过多少逝去的文明。我不愿意问了，因为知道又如何呢？他们说：“来，且尽一杯！”我于是酩酊大醉，一百年不复苏醒。
在我醒来的那个晚上，我身在一座废墟之间。我见到一群萤火虫，深信就是我儿时见过的那一群。直到我见到他们孤独地游荡在原野间时，我才明白了那只是另外一群萤火虫。我原以为自己会悲哀，但我只是沉默而已。
当生命的唇，吻到了沾满了晨露的花朵，花朵因此变得脆弱。我摘下一朵，放他在东流的水涧，然后急忙逃跑，不敢回头，但我心中渴望着一阵风将他吹落，毕竟随着春水东流去了。但我害怕看到，我恐惧离别。
我于是想到了我寓前的那些小树，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种类，他们却一直努力地把枝干伸向冷峻的天空。我想到了冬天时，我躲在被窝里，听他们迎风呼号的样子，我庆贺他们的自由，却更庆贺他们的孤独。
此夜我能够见到紫罗兰色的丘陵，苍黄色的玄月，玫瑰红色的天空，紫绿色的松树，黑白相间的鸟儿，还有一堆留着太阳刺眼的暖味的废墟残亘。在东流的小溪边，借着一点苍黄的颜色，我也见到了同样苍黄颜色的自己。
我斟一点酒，洒在这片废墟之上。我又斟了一杯，洒在眼前的溪水中。我再斟一杯时，谁饮？耳边传来一阵悦耳的音乐，我知道，那是天空的迎宾曲。 小记
在旅途中，我先写了一段文字，即是下面的小序。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到这么萎靡的文字，取名为《另一半天堂》，但我确实因此有了一些写些文字的冲动。
于是我后来写了一篇《魁星阁》，那是甘肃境内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山丘上的魁星阁，我因为去那里看一些已经没有居民的古村落，错过了宿头，就在那里借宿了。
写完《魁星阁》，我决心要写一本《另一半天堂》，现在的计划是十篇，但能不能写这么多，就要看执行了。我将和讯作为这些游记的首发处，期望与大家交流。
四月二十五日于敦煌
魁星阁
月亮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也没有星辰，甚至连浮云也没有一片，因此月光反而独特的明亮。我先看到了一个山丘上模糊的建筑的影子，与山颠那些松树的影子一样，棱角分明地泛出一些白光。我最近愈发的自负，愈发迁就自己一些没有来由的感触，竟决定今夜就去那里住宿。
但山脚下并没有路，至少我没有找到，只好顺着丘陵的沟壑往上爬。我的家乡也全是丘陵，没有路的山脚要上去，我少年时就用这个办法，既不会迷路，也好走一些。我往上手脚并用地爬着，除了哗哗的拨草声，还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和汗流下来的声音。旁边传来夜鸟飞过的声音，“嗖”地从草丛中穿梭，以及此起彼伏的猫头鹰之间互相的唱酬。月亮悄悄摸了上来，我看到他就在那山顶的建筑之前，触手可及。脚下的沟壑明晃晃的，虽然并不刺眼，我却好几次看花了，差点滑倒；况且我还担心遇到蛇。因为浑然没有预防的办法，只好加紧小心地看着四周走。幸好蛇虺们既没有民主政治需要争取，也没有下岗失业的肚子负担，不至于容易失眠如同余秋雨，因此这一夜我终于没有碰到过。
到山麓时，听到了些“叮咚”的声音，我四下望，看到了不远处一个小池子。池面上已经装满了月亮的颜色，皎洁的月光毫不保留的溢出来，流向深黑色的草丛里去了。几棵腐败了的枯叶悬浮在水面，因为水面的涟漪而自在地轻轻摇晃。我知道那是山泉，欣喜地朝着去了。原以为整个月亮刚好装进这个池子的，等到了他的面前看时，却发现池子里的月亮同样孤独地据守着池子的一个角落。四周长满了苇蔓一类的植物，把池子的面积缩小了许多，月亮把半边身子藏到了芦苇下面，我想我找不到了。
我痛快地喝了几口泉水，舒服地打了一个冷战，顺势躺到了一边的草丛里。已经降露了，我听到了雨水落地的“啪啪”声。存心想要计算一下露水坠地的频率，绷紧神经仔细等待，露水却总是在我稍微松懈时忽然落下——“啪！”有露水顺着我的脖子，慢慢地流向背脊，我差点舒服得要叫出声来。耳边不知道是什么鸟儿，到这时了还在“瞅瞅”地叫唤。月亮就在我的头上，她已经失去了芦苇的掩护，却不甘心被我这么无礼地注目，顺手招过来一小片薄薄的云彩盖在头上。忽然吹来一阵微风，月亮还没有来得及惊呼，那片云彩已经被吹到了天的另一边，我仿佛听到了他庆祝胜利的凯歌。
终于决定继续往上爬，才发觉到自己躺着的，原来曾经是一条通往山顶的老路。因为年久失修，几乎全被野草覆盖住了，但野草虽然掩盖了他的面目，却没有改变它石头砌成的本原。此后我稍微留心，就顺着这条小石子路，一直走到了山顶。
直到庙门前，我才看清楚原来是一座塔状的魁星阁。门神虽然已经斑驳陆离，却依旧怒目横眉地注视着我这个黑夜的不速之客。我不由笑了起来，他们终究不因时间、金钱、遗弃、荣誉、咒恨等等种种，改变他们冷眼的本色。点起一根蜡烛，推门进去。神龛上的泥像已经损毁不堪，看起来这里断了香火已经很久了。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尊曾经寄托着天下读书人前途和命运的大神，最后的结局是厚厚的尘土，和从来与寂寞为伍的蜘蛛。
我喜爱魁星，是绝对甚于文昌帝君的。文昌帝过于书生白面，一看就知道是宋朝人的杰作，对于他到清朝后礼仪等同关圣人很不满意。唯独这位魁先生面貌峥嵘，一幅武人打扮，却原来内秀至于主宰天下文运。所谓“文人走笔安天下，武士上马定乾坤”，他两样都占据了。还有就是明朝人的传说里，他爱喝酒，点魁之时，往往半醉半醒，我就更觉得他的可亲了。拿着蜡烛转一圈，只看到了剥落的墙壁与其中干燥黄土，其他再也没有什么了。
我原本想就在庙中过一夜，背包中还有一些酒，喝了正好睡觉。但酒喝眼红之余，我却很不满意这个旅馆起来。这庙宇中的神龛，就如同我的失望，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却还是有着一只硕大的笔垂挂在这宇宙苍穹之中。我以为破败神像手中挂着的笔，就是我常拿的那一支：它原本能够写出锦绣的文章，现在却与尘土为伴，这么孤单地悬挂在天地之间。长久以来，我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却不得不承认自己丝毫没有对付的办法。常年奔波于生计，我似乎与此也逐渐淡忘了，甚至淡忘了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可恶的是今夜，我又想起来了。失望的情愫滋长迅速，我简直觉得自己已经不能承受。
终于我决定坐到庙门口去，两尊斑驳的门神站在我的身后，依然怒目横眉地盯着这个世界。“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这两位来自唐朝的将军虽然并非鸡鸣狗盗之徒，但他们确实比读书人要忠诚于自己的职业得多。坐了一小会，我却如芒在背，总觉得身后两位门神阴冷地盯着我看。虽然他们的行规是不允许说话，但我已经清楚听到他们在心里的嘲笑。
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由于惊恐与惭愧，但我终于还是站起来，想要在这庙宇四周走一走。可惜除了这座塔阁外，山顶别无建筑。我走远一些，回头再看此阁时，才发觉他的形状原来模拟笔来建的。擎笔向青天，寻找遗落的酒壶和那些蓄谋已久的诗句，这曾经是多少读书人的壮志抱负？如今笔还在，读书人却已经不在。他也只能与这塔阁一样，在这样的山顶，让月光来做洗笔池。“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但我却不敢了。
也不知道是几点了，冷风吹来嗖嗖直响。四周的树木大约也与我一样贫穷，只好在这夜里不断的哆嗦，发出牙齿相磨的冷战。山涧之间，树林之隙，慢慢飘过来一些薄薄的白雾。他们悠然自得地漫步在这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却看到了他们对这片河山的眷恋与不舍。那一片雾云缠绕着一大片的树林，似要往我而来，却又并不舍得张开自己的臂膀，“何休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我甚至看到了她娇羞的脸红。我就这么看雾时，忽然抬头远眺，才发觉这个天地已经完全变化了。
月与远山，早就不见了踪迹，自己脚下的这座山，也逐渐消失在一片昙白之中。我往前走一些，再回头看时，塔阁也略隐略显了。我的生平，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雾，毫无忌惮地充斥整个空间，于是连时间也在这里静止了。我仿佛置身在一片混沌之中，没有天地，没有四方，没有生命，没有思想。我的头脑中一片空白，语言也消失在了这一片白茫茫中。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不愿意开口，也不知道自己能够说些什么，但我只愿自己永远这么站在那里，站在一片混沌之中。在这里我虽然无助，但我却不需要援助；这里的我虽然寂寞，但我却觉得充实；我在这里找到了自由，虽然这里是一片混沌。
忽然一丝金光，如同倏忽为天地混沌开了一个窍，从一片白懵懵中直向我冲来，我觉到了一丝温暖。天亮了，太阳即将要升起。我感觉生命在自己身上快速流失，我甚至来不及挽留，就如同当年在长江边望着奔腾而去的江水，“毕竟东流去”了，我于是终于头脑清楚了一些。
在不久的时间里，金光逐渐破解了雾气，他们如同战死的兵士渐渐倒在了我的脚下；远望去时，在我和朝阳的脚下，尽是混沌的残骸。太阳就在这白懵懵的混沌之中逐渐挂起，我又看到了山、树、身后破败的庙宇。我收拾了一下，离开了这里，没有回头，因为我害怕那两尊门神的眼目极了。
（完） 虽然中国有两个玉门关，但从唐末开始，他们都走出了中国的文化。我一直认为它把中国的历史笼统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没有玉门关的阶段。
一
从桥湾西行十几公里，走过一片茫茫芦花，就能够看到一个水库。安西县双保塔已经修了水库的消息，我是知道的，但我坚持想要去看一眼，哪怕最终我真的只是看到了一个水库而已。
站在这个水光粼粼的水库前，谁会想到呢？他的水底永远埋着一个曾经承载了无数边塞思念，羌笛怨柳和异乡人坟墓的古战场呢？谁又会想到，当驮满货物的商队缓缓通过这里时，当玄奘偷偷从这里渡过疏勒河前往西域时，他们心中想到过是否能够生着再进这道耸立的关门呢？
清朝陶保谦在其《辛卯侍行记》中，最早把唐朝玉门关的地点推测到了这里 ，虽然当初他作出这个判断时，仅仅依靠《元和志》记载的晋昌县与肃州、沙州之间的里程来推测，而不是亲自找到了任何文明痕迹。但后来以闫文儒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实地考察，都支持了他的观点 。
关于唐朝玉门关的推测，自然不止这一种。但《大明一统志》“瓜州西北十八里”的说法，找不到一点证据。严耕望《唐代交通考》卷二的推测虽然多，却没有最终作出定论。我自己并不太认同他们的看法，只是我并没有条件也作那些考察，因此我只能从了陶保谦的说法。何况，既然埋在了水库之下，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个无奈，在我来之前，就已经想通了。但我还是坚持要到这里，只是为了圆我一个少年的梦。
我在少年时期读了许多唐诗，我也承认，直至今日我最喜欢的依然还是唐诗。唐朝人的风度，在我看来是一种从容，这种风度基本上集中表现在了他们的诗里。他不像魏晋，狂的没有底气和飘在空中，也不像明朝，狂的庸俗与无知。至于宋朝，那是一段读书人最风光也最为悲惨的岁月，除了自我解嘲外，根本没有风度可言。
唐朝在我眼中，不是天堂，而是人间。那里生活着一群人，一群从容的人，展现着这个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这种从容在边塞诗中，也有展现。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中，那个作战勇猛的盖将军，同样是一个懂得享受的人，这是一种从容。李白两首《关山月》，那种张弛有度的坚定与乡愁，是另一种从容。戴叔伦《塞上曲》和王维的《从军行》里的视死如归，也是一种从容。相反我并不是很喜欢王之涣的《凉州词》，和晚唐边塞诗。那里面少了从容的气质，多了一点幽怨。
唐朝玉门关到了宋朝，基本上已经废弃了。根据《重修肃州新志》的记载，直到清朝雍正六年，清朝在这里设置了双塔堡，一个营的士兵在这里把守，而从此再也没有用过玉门关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当年驻扎在这里的清朝兵勇，是否都知道他们所谓的双塔堡曾有过一个显赫的名字，人们一直在诗里称他为——“玉门关”。
二
“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岑参这首《过碛》里写的，就是我下站的目的地，汉朝的玉门关。
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关于玉门关的文字，是汉武帝太初元年李广利征西域大宛国。久攻不下的李广利回师到敦煌时，上书汉武帝请求罢兵。武帝大怒，派人遮断玉门关，下诏：“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这大约是玉门关历史上最残酷的一页，比起战争更让人伤心。从此以后，与之相关的所有文字中，除了残酷，还充满了一种杀戮后的苍凉，一种生离死别的悲哀。
在我的脑海中，曾经不只出现过一次这样的画面：秦时的明月，静静挂在煊赫的汉家关隘上。数千年来，北风都如同今夜这样呼啸而过，沙尘扬弃，片刻后又恢复平静。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惨酷的战争，城楼上铁甲未除的战士，手中刀尖上匈奴的血迹还未风干。但这次战争，又好像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远的甚至无法记忆。
墙脚的战马，鞍辔还未卸下，披着一层白霜。渐行渐近的驼铃声，让它立刻竖起了尖锐的耳朵，左右顾盼。喂马的战士抚摸着马背，轻声说：“不必紧张，是我们的商队要从这里经过，你还记得从这里过去多少商队？又有多少商队从这里入关吗？”
驼队缓缓经过关口时，督尉对他们说：“匈奴已经被击退，祝你们一路平安！”月光照亮了他们的脸，其中有张骞，有班超，还有许多不知名而又那么熟悉的人。他们就这么走过去了，仿佛走向遥远的过去，就这样渐渐消失在这片白色之中。直到驼铃的声音，成了天边的风声，不知是谁吹起了羌笛，唱着：“高陇多悲风，寒声起夜丛。禽飞暗识路，鸟转逐征蓬。落叶时惊沫，移沙屡拥空。回头不见望，流水玉门东。”
司机把我叫醒，说已经到玉门关了，我才知道刚才睡着了。而玉门关，已经近在咫尺。
实际上，这里可以确定为小方盘城，却未必就是玉门关。十九世纪初，英国的斯坦因从一烽燧遗址中掘得几枚汉简，其中一枚上写着“玉门都尉”；过了三十年后，中国的考古学者夏鼐和阎文儒才光临此地，也找到了“酒泉玉门都尉”的汉简。另外还有一些证据，我现在无法完全想到了，只记得他们大抵是一些地方志，我也无缘看到。但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上就确定了此处为玉门关了。
这是一个土城，黄土经过多年的风沙吹蚀，已经与这片土地融合在一起，成为那段历史最永恒的记忆和见证。站在城楼之下，仰望天空时，我终于明白，不论是诗文还是实物，玉门关终究都是那种苍凉的宿命，已经深植进我的骨髓，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当我在残阳断亘之间，抚摸苍老的黄土，想要寻找到曾经的文明时，我莫名感觉到了一种悲哀，这种悲哀不为玉门关，只为我自己。
因为太阳就要下山，我不能在这里多呆，还要赶到百里之外的敦煌去，在我无法到更远一些的马圈湾去。实际上我知道，我此次旅行的唯一可以算能做到的，只是凭吊而已，去与不去，意义不会太大，但我却还是深感遗憾。
带着这种遗憾，我回首再望了一眼玉门关。残阳渐下，玉门关略略出现了我梦里的颜色，我仿佛看到了一些模糊的影子，渐渐消失在远方之中。
三
当我写完这些文字时，我已经身在敦煌。我忽然想到了玉门关一个浪漫的传说，用来结尾。
相传丝绸之路上有一支特殊的商队，他们是驮送于阗国特产“和田玉”的商队。他们的商队每当送到这里时，骆驼一进关门就昏迷不能前进。一个拉骆驼的老人告诉商队的头领，说因为他们没有祭奠关神，关神生气了。最后他们采用了老人的建议，用上等玉石在城门上镶嵌了一圈，果然再也没有骆驼生病的事情了。而从此，也因为这一圈玉石，这里从此被称为“玉门关”。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忽然想到这个传说，更不明白为什么最终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一个传说。现在我所能够想到的，也许是因为我与玉门关，已经渐行渐远了吧。
（完）
一
没有文化的美国，常常出现一些说漏了嘴的文化人，我还记得Longfellow的一句话：“Art is long, and time is fleeting”，译过来就是“艺术永恒，源于时间是静止”。这就是西洋文明的主要特点：例如一个显赫的建筑，很快就会围上铁栅栏，贴上“请勿靠近，禁止拍摄”的告示，如同养一尾金鱼在一个鱼缸里，人们拿着香槟酒站在橱窗外指点评论——哪怕美国人总夸耀自己的文化辐射全球。
而这也是华夏文明与之的最根本区别。华夏文明所以能够存在千年依然鲜活，在于这个文明具有“传承性”。这个“传承性”，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继承和不断积累，更多时候也表现在物质上、可观的具体形态上的扩充和丰富。哪怕是一幅字画，收藏者都要在欣赏之余盖上一方雅印，或者题上一首小跋。最明显的就是那些楼宇的墙壁上，过客虽然匆匆，却总免不了风雅的诗人的题壁诗。可最好的例子，却是我眼前这座莫高窟。你可以在这些绚烂的色彩和丰腴的雕塑中，找到众多朝代远去的身影，而且我相信，在这里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的心灵归宿。
但这种传承，在最近几十年间，发生了决然相反的改变。粗鲁如美国，他们开始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积累，譬如总统山上随时添加的总统雕塑，譬如何里活星光大道上每年增添的名人足迹，还有迪士尼经典电影库等等。而华夏文明——至少是汉族文明——却停止了他的脚步，随处可见如同养一尾金鱼一样的“请勿靠近，禁止拍摄”的告示，和一群又一群仿佛与这些遗迹与文化毫不相干，兴高采烈地摆着各种奇特姿势照相的游客。
汉民族的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我时常为这种尴尬觉得悲哀。因为文明是民族存在的不易前提，是民族特征的区别标志（Civilization identity），是必不可少的；而现在对于传统的文明的传承既然已经停止，他就必要产生新的文明，来成为自己的标志。尴尬的是，我们陷入了西洋那些炊毛茹血的祖先们的境地，没有创造文明的才能，只好模仿。最佳的模仿对象，是西洋文明。可是问题在于，西洋文明本身就不是成熟的文明，还要考虑到两种历史之间的冲突和排斥性，这样去模仿，简直是一种自杀。
这种危险性，最多的表现在儿童教育的领域里。白雪公主也好、哈利伯特也罢、乃或是华盛顿总统，这些原本是与华夏文化毫不相干的。黄头发、黑眼珠、说汉语、写汉字的中华少年，却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他们根本不能理解的黄色毛发、碧眼、烟囱鼻的西洋童话。教师或者学前教育时，学习到了所谓先进西洋教育方法的女先生们，皮笑肉不笑地对着小朋友说：“今天，我来讲《灰姑娘》的故事”。我儿时不幸未能赶上这种文明时代，可我至今也不能理解，孩子们是否知道什么是王子、公主、城堡和水晶鞋。以及他们梦中的灰姑娘，是否还是黑头发、黄皮肤和说着一口汉语——倘若他们是南方人，这个灰姑娘是否会说方言呢？
写到这里，我才知道自己完全走题了。但这是我到莫高窟后，最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我借用了Samuel Huntington一句现成的名言，这是“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的冲突）。
二
今晚是我在莫高窟的最后一晚。三天以来，我每一天都会到莫高窟去走一次。每一次当我徘徊在各个洞窟之间，我都觉得自己恨不能立刻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千字文章，倚马可待。但每当我真的要提起笔的时候，我却发觉自己语言的匮乏与苍白。
这三天来，我究竟看了些什么，现在根本就很难想起来了。只觉得自己仿佛一个忽然落水的旱鸭子，掉入到一个色彩的大漩涡中，就这么被翻来覆去的倒腾。几股激流互相冲击，我就在这个冲击的中心，感受他们互相交融而又彼此独立的力量。
那个青褐色属于北魏，一个金戈铁马的大变革时代，一个英雄和武力的时代。这不是剑与枪的颜色，是裹着铁甲的战马与厚背大刀的颜色，那么的坚强有力，震人心神。最从容的颜色属于唐朝，有心思和渴望让画面变得艳丽、动人、精细的，必是从容的唐朝人。他们至今还是从容地看着这些慕名而来的朝拜者，他们的从容让我变得谦卑，让我嫉妒地发疯，但他们依然那么从容地把自己的画面变得那么艳丽、动人和精细……这些色彩从我的眼中、耳中、乃至于毛孔中，灌入我的生命里，唤起了我多年来已经沉寂的对华夏文明的崇拜，与对自己的无知的嘲笑。古希腊Simonides那句“Painting is silent poetry，and poetry is a apeaking picture”（画是无声之诗，诗是无声之画），在这里我再一次深刻领教到了。以往观画，观其气韵、落笔，而在这里，我第一次在线条之外，找到了画的生命力，一种倔强的生命力。
我的耳畔，响起了一个来自遥远的声音，我不知道他是来自遥远的未来，还是遥远的过去。他如洪钟巨罄，他如金鼓铜铎，悠扬深远地回荡在这些洞窟之间，我相信他永不消逝。但当我感觉耳畔的声音同样将要远去，悠远，直至最后只能感觉到余音缭绕的时候，我却觉得他已经灭亡。
这种感觉很不好，我就在这样的自信与失落之间，继续着我的莫高窟之旅，和我的思索。
三
中午的时候，我终于决定去看一看王圆箓道士的圆寂塔。陈寅恪说：“敦煌者，中国学术之伤心地也”，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王圆箓。我知道在莫高窟，也许我愿意也有勇气绕过一切文明的断片，却唯一绕不过他，哪怕我多么的不愿意承认，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道士。
我不得不承认，对于是否要去看一眼王道士圆寂塔的踌躇，从我决定要到敦煌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平静地站在那座塔前，看一眼，然后离开。当我想到就是这个普通人，把那一卷卷价值连城的经书递到斯坦因手里时，当我看到那几个洞窟中洁白的墙壁和拙劣的天官像时，我怕自己没有勇气去面对他。
这种担心，在到达敦煌以后到了顶峰。在藏经洞纪念馆中，当敦煌的导游们，指着那个矮瘦猥亵的王圆箓像，介绍说：“莫高窟是由王圆箓道士发现的，他把他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这里，对保存我们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她把莫高窟经卷的遗失，称为王圆箓与斯坦因的哲学交流，一种基于精神世界的互相人同时；当她把一切都归咎为清政府腐败，王圆箓仿佛超脱成了鞭笞政府腐败的圣人；当她绘声绘色地演讲王圆箓如何拼命地为保护莫高窟而找县令时，又如何绝望时，我已经愤怒得差一点要喝止她：“你住嘴！”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民族原本一直以为已经包扎好的伤口，又一次淌出了鲜血，这鲜血如同从我的体内流出，令我肝胆俱裂。
我独自离开了这个藏经洞，心中只有一声叹息：“一个民族的历史呀，一个民族的历史呀！”
对于王圆箓的翻案，虽然导游讲的绘声绘色，却不过依赖两份文件而已。一份据称是王圆箓给慈禧西太后的折子，名为《催募经款草丹》，又称《王道士荐疏》，我在苏莹辉《敦煌学概要》中看过照片。还有一份就是王道士的墓志铭，名为《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我后来在他的塔前看到了实物。其实这两份文件的真实性都非常的可疑，而且很明显。只要试问：一个逃兵，并自封为敦煌主持的农民，怎配向西太后上折子？再问那个动荡的时代，读书人本就不多，王圆箓一个湖北农民怎么可能会写出那么生动的折子，叙述清晰，逻辑严谨？而写他的墓志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三一年，那时敦煌学已经产生，敦煌也成为了学术的圣地，王道士和他的徒孙此时对敦煌的认识也不像刚开始时那么肤浅了，为自己树形象而说出那些话，怎么能够相信呢？
况且，血淋淋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当我们拿起《敦煌遗书目录索引》时，五万余卷经书中，流失海外的就有三万多。
我原本对于王圆箓有恨，这是一个读书人必然的情绪，也许他不是理性的，但我依然恨他。现在我却不恨他了，我恨那些粉饰王圆箓，为中国历史上那段滴血的文明史掩盖丑陋的人，而且永不宽恕！我想到了前不久关于施琅的争论。那个卑鄙的三姓家奴，因为最后成了攻打台湾的执行者，而被改造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大义凛然”地在电视前说着什么：“统一祖国！”
我仿佛看到了施琅和王圆箓，就站在我的面前，对我露出他们的嘲笑。我仿佛看到历史摇着头，叹息着往遥远的过去走了，走得那么蹒跚，背影那么苍凉。我多么想上前去，扶一下踉跄的他，可是我却只能站在这里，看着王圆箓圆寂塔上的碑刻，看着夕阳下我那越拖越远的倒影。
我决心，明天离开敦煌了。
四月二十六日晚
（完）
一
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某一天，应该是一个春天罢，长安某一个酒肆里人声喧哗。王之涣、高适和王昌龄在这里喝酒，忽然有伶人唱起了乐曲，分别唱到了高适和王昌龄的诗。自命名士的王之涣正感到尴尬时，台上最美的那位伶人唱起了他的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刃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她的声音悠远戚怨，唱得听者断肠。
这件事后来被记录到《集异记》，终于和所有的传说一样，留在我感伤的记忆里。直至今日，当我在滚滚黄沙中奔向陇南时，面对着无边的戈壁沙漠，耳旁依然萦绕着她凄婉的歌声，不能自己。
美人唱的那首诗叫《凉州词》，但这首诗并非写凉州，而是写在玉门关，只是当时《凉州歌》的调子流行，王之涣用了这个曲调而已。王之涣一生中只写过两首好诗，两首诗里都有排遣不了的忧愁。《凉州词》是一首，还有一首写在黄鹤楼。
我们很难想象，《凉州曲》当年在唐朝如何的风行。幸运的是，当我们翻开厚厚的《乐府诗集》，还能够找到《凉州六首》。在那里我所看到的是与王之涣的《凉州词》主旨不同的场面：当优柔的美女皓齿轻启，以响彻云霄的甜美声音，唱着：“汉家宫里柳如丝，上苑桃花连碧池。圣寿已传千岁酒，天文更赏百僚诗”，你能够想象到莫高窟里婀娜多姿的飞天神女的妩媚，赞赏唐朝的富强，而绝想不到边关、沙漠、寂寞和生死。
《乐苑》里说，《凉州曲》最初是凉州府都督郭知运载开元年间进献给皇帝的。这个皇帝，就是唐玄宗。
唐朝有很多不务正业的皇帝，僖宗李儇喜欢蹴鞠，自称是“蹴鞠状元”； 肃宗李亨喜欢下象棋，哪怕逃命的时候也棋不离手；庄宗爱好撂跤，常在庙堂之上与大臣比试。而众多皇帝中，最有名的却是玄宗，他喜欢舞乐。
唐玄宗与凉州的缘分只有音乐，除了《凉州曲》，根据宋朝王灼《碧鸡漫志》里的说法，著名的《霓裳舞曲》就是唐玄宗在凉州观灯时创作的，只是后来被附会成了叶法善的道教故事。
车窗外是飞驰而过的沙丘，漫漫黄沙一千五百年前也是这样静静的，看着从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两首旨趣完全不同的《凉州词》，在我脑海中交替出现。当我过了凉州，终于不得不在金昌住下养病时，我想到了那些沦落天涯的人。
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天子和士大夫们总是想当然的认为，皇恩浩荡，惠泽四极八荒。可是事实从来相反，中国广袤的领土上，曾有过太多被忽略的地方。甘肃是一个，凉州当然也是的。
明朝的杨慎在《升庵诗话》里说王之涣的《凉州词》的悲伤色彩，是“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杨慎一句话，带出了历史上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往往自称“天涯沦落人”，一群远离家园的同时，还远离——甚至是被抛弃——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人。
他们或许是远戍的兵士、贬谪的官宦、外出的商人，或许是外出寻求功名利禄的士子，也可以是名落孙山还徘徊在京城“高升店”的举子。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不发达，造成了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静止，更给这种天涯沦落蒙上了厚厚的伤感情绪，成为纠结在华夏文明心中挥之不去的伤感。
历史上的甘肃只有三类人。一类是原住民，一种是驻扎在这里的军队，还有一类是被谪贬或发配到这里的犯官、罪人——谪贬的现象主要发生在秦汉两朝，以后的朝代里，更多的是戍与流放——地理的偏远，加上随时可能出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使得没有人愿意主动到这里来。因此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凡后来到这里来的，都是被放逐的天涯沦落人，将要饱尝恩泽不及的悲哀。 当然有这种现象的地方，绝不仅是甘肃，而且甘肃也不是最有代表性的地区。例如宁古塔、新疆、岭南、房陵、朔方、登州……这些地方都是历史上流放、戍兵、贬谪者的集结地。
这种流落的事实，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有一种世界历史上独有的“天涯沦落人”的文化。这种文化寄托在各种其他文化的身上，只要稍微留意就能够窥见端倪。当李白曾为“天涯沦落人”时，他是诗之谪仙人；当杜甫曾为“天涯沦落人”时，他是诗之圣哲；当贾岛曾为“天涯沦落人”时，他是诗之通鬼神者；当苏东坡曾为“天涯沦落人”时，他是文起一代兴衰之达者……不必再费力列举下去，我几乎可以断定，只要历史能够记录下名字的，几乎都曾“同是天涯沦落人”。
这种文化伴随着这些流离的人的足迹，遍布华夏各地。可以说，是他们把华夏文明传播到了这些原本极其容易被边缘化的地区里。正如同如今的莫高窟，不是华夏文明在这里被边缘化，而是那些沦落天涯的人把华夏文明带到了这里，并与其他文明进行坚决的对抗。
三
我已经不愿意用概念和地域的观点去探究天涯沦落人了，我要探究他们的内心。当汉民族文化本身都在被现代工业文明边缘化的今天，还有多少人曾注意到过天涯沦落的心情，还有多少人曾体味过这种心情呢？
天涯沦落之人，都是被放逐者。无论这种放逐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是一种无奈。他必是孤独的，却未必自由。他们至死都能够清楚记得自己从何处来，但却不知道自己将要往何处去，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回到他来的地方。
于是他们行走在历史中，在行走中思索与呐喊。更多的时候，是在行走中四下观望，想要找到那个自己都不清楚就是什么的期望。
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没有找到。
可是，天涯沦落虽然一般表现为肉体的放逐，但并非身在旅途的人都是天涯沦落人。在旅行中，总会偶然感觉到孤独和寂寞，也偶然会有思念，但他却缺乏天涯沦落人最深层的特征：天涯沦落人所不能承受之重，是同时被放逐的精神。这种精神上的流离，不乏对自我的深刻反省，勉强振作起来的对未来的信心，偶然有之的一个关于前途的点子。自然，更不缺乏孤独和寂寞，只是这种感觉纯粹源于思念，而不是像一般旅客，有孤独和寂寞的同时，还有思念。
如果天涯沦落之人，还能够有思念，他不会觉得孤独和寂寞有那么可怕。思念无药可救，思念同时可以救治一切。
身在逆旅，倦卧在病榻上。窗外是滴滴答答的夜雨声，肆无忌惮地冲入房里，充斥在每一个角落。世界安静的可怕，客人忽然开始不习惯早已习惯了的孤独，讨厌这种安静。但是能做什么呢？从枕头下，小心翼翼地取出那三个月前就收到了的家书。虽然已经能够倒背如流，还是借着房内那豆大的油灯之火，如同三个月前刚刚收到信时一样，一字一句认真看下来，生怕看漏了一个字。“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至少还有眼泪可以流出，还有可以惦念的家乡。
而当思念都没有时，他的精神世界里，只剩孤独和寂寞了。
后期的李白，就属于这种人。《拟古十二首•其九》诗里：“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浮荣何足珍。”让我毛骨悚然，他大约已经孤独之极了罢，否则不会写出这么决绝的诗句。
在我的理解中，道教是一个属于悲观者的宗教，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能够悲观的如此彻底。李白继承了这种彻底的悲观，他因此是孤独的。在他的精神世界中，除了天地外，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就那么孤零零地站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里，那么寂寞的仰望着天空。
生在唐朝，首先是李白的不幸，其次才是他的幸运。因为唐朝完全区分了政治家和诗人，李白梦想成为政治家，可惜他只有做诗人的才能。从这里说，他是不幸的。而正是这种严格的区分，让李白能够专心做诗人，直至成为最出色的诗人。
如果前期的李白诗是天生的飘逸，那么后期的李白诗则是沧桑后的豁达。天生的飘逸成就不了今天李白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我时时为后期那些豁达到彻骨的诗句而伤感。说真的，我可怜李白：当一个人笑着哭时，人们往往以为他在笑，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什么流泪。
说到《拟古》，恐怕很难不提苏东坡那首《临江仙》：“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首模仿《拟古》写成的词，显然只是纯粹的模仿，如同一幅赝品名画。
事实上苏东坡做天涯沦落人的时间有限，在他的生命中，得意比失意少，加之他是宋朝文人自嘲本领的集大成者，他不可能参透那种决然的孤独。现代心理学中也说，懂得自我调节的人，总是会在生活中活的舒服一些的。生活需要一些愚昧，否则剩下的只是真相，那就很无趣了。
我羡慕苏东坡，并不为他没有李白那种对一切洞如烛火的眼光，而因此有丝毫的轻视。倘若能够快乐生活，真理在哪里，并不重要。
天涯沦落人还有一个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的心理，他们都有很深的失败感。这种失败感往往以对当时政治的抨击，对命运不公的鸣辩为表象表现出来，但归根结底，都是对自己的不满！他或许不满自己得不到机会，或许不满自己际遇的不公，总之，他是厌恶当时的自己的。
这个时候，他会感觉到自己的无能，尤其是那些平常志比天高的文人。原本以为自己可以致君尧舜，名标青史的，却最后连一个进士也没有考上，只能远走天涯，盼着能够出现圣主明君，对自己另眼青睐。
天涯沦落人，总会想到一个场面：眼前是自己曾付予壮丽诗篇的大海，自己已经不是那个见惯沧海桑田的仙人，而是一枝利箭，射入大海，无声无息。
四
这群人很少有纯粹为了理想而远走天涯的，基本上都是自伤身世的自怨自艾。他们并非不希望得到别人的可怜，相反因此他们更加重视自己的声名，因为唯有名声，可以成为他们蒙住他们心灵伤口的布巾。请不要因此鄙视他们的心胸，也请不必为了他们的悲惨经历而感到伤感，因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这也是一种生活。
我的经过凉州，我的天涯沦落。
五月一日凌晨于甘肃金昌
（完）
入川
生病的人因为无事可作，总会胡思乱想，在金昌养病的两天里，每一天我都有些惴惴不安的感觉。西南方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我，并约定了时间，仿佛我若不在这个时间前去见面，他就要弃我而去，我永远见不到他的真面目。
我清晰的知道，他是杜甫。
我原本的计划是从陇南成县去探访古蜀道，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杜甫。我曾想到过秦朝，这是一条艰险到让吕不韦害怕，甚至不惜自杀来躲避的流放之路。况且我以为自己对杜甫的记忆不会苏醒的那么早，至少应该等到入川以后。可是这种记忆如同在我脑中生根发芽，迅速成长了。
我终于决定先去秦州，也就是如今的天水市，追寻杜甫的足迹。但文章的题目我在莫高窟时就已经确定了，还是叫《入川》。
一 大唐乾元二年
大唐乾元二年，即公元七百五十九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一年。是年三月，九节度使六十万大军在邺城彻底溃败，似乎暗示了这个世界历史上一度最强大的王朝即将没落的前途。但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安史叛军，也并没有因而赢得光明的前途。史书上说得明白，也是这一年，两年前在洛阳杀了乃父安禄山的安庆绪，被史思明杀死在邺城，安史叛军的末路也铺张开了。此后历史每隔两年重演一次，先是史思明死于其子史朝义之手，接着是兵败流亡幽州的史朝义自缢，被李怀仙斩首献给朝廷。
八年的安史之乱最终没有胜利者，除了失败者外，更多的是受害者。也许，每一场战争都是这样的。
这也是平淡的一年。史官们甚至连杜撰一次天文异兆的力气都没有了，陪着他们的皇帝四处躲避叛乱，因此天气也和往年一样。早春二月，三峡的风很急，带着厚重的寒气。被流放夜郎的李白在巫山遇赦，掉转船头自江陵返回。他以后的诗还是如从前一般洒脱，唱着“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游离在湖南境内，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但中国的文学史，还是在这一年发生了转折。李白在湖南不久就生病了，三年后死在当涂。他死前的一年，王维也死了。此后直到大历五年，即公元七百七十年杜甫病逝于耒阳的船上，曾经皇皇乎，强哉娇的盛唐诗歌王国里，只剩下一个孤独的杜甫。
这一年，身在陆浑山庄的杜甫四十八岁，正当壮年。可惜就在去年，他因为给房琯求情，由原本就职位卑微的左拾遗，被贬为相当于地方官幕僚的华州司功参军，可以说他那本就不顺的仕途已经结束了。但此时他雄心犹在，认定了皇帝会回心转意，因为大唐现在最缺少人才。至少他坚信自己是一个经世治国的大才，而绝非是仅仅能够写几句诗的清客。因此春分刚过，他就匆忙地赶回洛阳去，继续寻找那虚无缥缈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梦。
此时他不是不知道，全国都在为邺城的大决战惶惶不安。相反，正是因为他很清楚唐王朝在这里部署了强大的兵力，才敢于那么放心的上路。可占有绝对兵力优势的唐朝军队，最终还是败了。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当年那场战究竟是怎么打的，但经过邺城前往洛阳的杜甫，显然非常清楚。
到这一年夏末的七月，由于战乱加上大旱，引发关中饥荒，物价飞涨，杜甫不得不弃官从华州前往秦州，寻找他的生计。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他于洛阳和华州之间一去一回，并写完了几首与那场邺城之战相关的诗，后人一般统称之为“三吏”和“三别”。
二 从华州到秦州
金昌到秦州路途比较远，但因为近几年修了一些高速公路，所以一大早上路的我，大约只用了一个上午就完成了路程。在路上，看着车窗外快速倒退的路边的树木，我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将要回到哪里。这种快速的时空转变让我忽然有一些慌张，于是我慢慢复苏自己对杜甫的记忆。
杜甫原本的打算是到秦州投靠自己的侄子杜佐，绝没有料到自己会在两三个月后就要离开。可事实确实如此，秦州变成了一个中转站。实际上，乾元二年这个历史上一个普通的年份，却是杜甫个人历史最关键的转折点，甚至因此可以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以前的杜甫，只能算是一个诗艺高超的爱国诗人，而从这一年开始，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诗圣”。
唐朝是一个大时代。这个时代里诗人辈出，并各有自己的闪光处。纯粹从文艺批评的角度去说，杜甫写诗的才华决不是冠绝大唐王朝的。而如果“圣”只是一种品德的褒扬，那么纵观那些在文学史上留名的唐朝诗人，谁的个人素养会特别差呢？他们基本上都具有热爱国家和同情弱者的品德，可后来却只有杜甫被冠以“诗圣”之名。
我曾经看到一些学者指，杜甫被称为“诗圣”，是政治包装的结果。我记得当时自己笑了，是嘲笑。虽然我见过最早推崇杜甫为诗圣的文字，是在清朝人叶燮的诗里，但这与杜甫本身是不是诗圣，及杜甫为什么是诗圣并不相干。
政治包装的明星的生命力岂会长久？他们顶多活在某个特定的朝代之中。老百姓也许会因为缺乏辨别信息的能力而被误导，但文人和知识分子却不会。高傲的中国文人别的本事不怎么样，但看人的本领是不错的，这也是他们一向吝啬赞美别人的主要原因。因此若不是真心的折服，任你是天王老子，他也许会口头附和着表扬几句，但决不会写入自己的文字里。因为每一个文人都深信自己的文章可以流芳千古，所以每一个字的下笔都要慎重。可就是在这种被称为“文人相轻”的中国文人生态中，却从来不会缺少对杜甫膜拜顶礼的人。谁有那么大的力量控制他们的言语？只有杜甫自己。因为政治的权力如同兑奖的礼卷，只在规定时间内生效，否则的话，就是那些学者以为唐朝以后的中国文人都瞎了眼。
可为什么杜甫是诗圣呢？纵观中国诗人那些美轮美奂的诗歌，从来不乏大气、豪言和壮语，也不缺乏典雅、透彻与深刻，唯独缺乏一种“大爱”。那些与杜甫一样身处士大夫阶层的儒者，之所以无法像杜甫那样成为“圣”，就是因为他们缺乏这种大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几乎是所有儒生做人的准则。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可以做到“胸怀天下”，成就一世英名，但是他们还是无法入圣。只有杜甫一人，不论穷达，始终在“胸怀天下”四个字后面加上两个字，那就是“胸怀天下苍生”。
前者我称之为大志，后者我称之为大爱，这也就是我之所以认同杜甫为诗圣的原因。
这些思绪整理完毕后，我也到了天水。与甘肃大部分的城市一样，这里楼不高，路较宽，太阳照在黄蒙蒙的地面上，像是发黄的照片里的传奇故事，透着一股沉甸甸的历史的气味。吃饭的时候我询问了南郭寺的方位，饭后马不停蹄地奔向城南彗音山。
南郭寺就在那里。遥想当年，面对忽然到来的杜甫一家，那位杜佐大约吓坏了吧？他绝对没有经济能力，负担这么多张嘴的，甚至提供不了那么多张床。所以到达秦州的杜甫，最终还是搬到了南郭寺。他原本计划的投奔，开始变成了逃荒。
过了籍河大桥后，我开始沿着一条芳草萋萋的黄土路往山顶爬去。风好像特别的大，南郭寺就孤零零的伫立在那山顶之上，也仿佛在风中摇摆着，连接着天空的寂寞。这是一座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古刹，却只因为杜甫的光顾而闻名。杜甫在《秦州杂诗》中，写到了这座寺庙的环境：“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
终于进得山门，虽然是下午三四点钟，寺内却空空荡荡的，没有什么游人。亭庙间萦绕着低沉的诵经声，偶然有几匹鸟儿在眼前出现。杜甫诗里那棵横戈庭前的古树还在，看介绍才知道已经有2500年树龄的古柏，只是号称“北流泉”的井已经不见了。
当年杜甫的住所，是一个十几平米的小院子。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所很普通的小院子，如果不是因为改造成杜少陵祠堂，只怕会更普通。这里很安静，对于现代人而言，想要有这样静谧的生活环境，非得赚大钱买别墅不可。可对于那时的杜甫而言，这种安静是可怕的。
杜甫就是站在这个院子里，听着冲破黑夜不断传来的撞钟之声，一步一步把自己带到对一家人前途的担忧中去。来秦州前他就已经一贫如洗，加上一家人旅途的开销，到达秦州后他们基本上已经身无分文。“囊中空羞涩，留得一钱看”，原本以为侄子能够帮上忙，但是兵荒马乱的时节，大家自顾不暇，谁还有能力照顾这么大的一家子的生活。还好侄子总算资助了一些，虽然微薄也廖胜全无。但他已经不得不自谋生路，开始去采些草药来换钱了。我看了看四周的山峦，遥想着当年杜甫茕瘘的身影，攀爬在这些山丘之间，不由得伤感唏嘘。虽然在战乱的年代里药是紧俏物，可是嘴太多，而且靠卖药为生的人肯定不少，杜甫绝对已经开始担心还能在秦州活多久了。
但他毫无办法。今夜月明如洗，使他想到了朝廷。不知道战局发展到什么样了？去年六月他被贬到华州后，还写了《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主张渡河北进，直捣叛军巢穴。可是朝廷显然没有重视，否则不会有邺城那场战斗。杜甫感到了才智不能抒的压抑，更感觉到了自己的无能。
偶然间他想到了李白，这个他此生最敬佩的一个天才。这种思念在瞬间膨胀，让他不能自抑。他当然记得自己的三十三岁，那时他第一次在洛阳见到了比他大十二岁的李白。当时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仕途失意。他们约定秋间同游梁宋，后来两人还在梁园遇到了高适，就在那里豪饮游猎，谈古论今，一直相处了一个秋天。李杜一直到北上济南，才分道扬镳，而高适梁园会后，就独自南游楚地去了。
第二年春天，杜甫又在衮州见到了在那里探视家属的李白，于是又同游泗水。随后两人去会齐州司马李之芳，刚好北海太守李邕也在，四人同游历下亭。这次盛会成为了杜甫一生念念不忘的愉快记忆，直到十四年后的今天，还是历历在目。
他不知道自己以后没有机会再遇到李白了，命运的事情，他怎么会知道呢？但是他已经听说了李白被流放夜郎的消息，虽然自身难保，却还是免不了担心。就在不久前，他还写了两首《梦李白》。今晚他又想起来，担心李白承受不了流放之苦。颠沛流离的生活让消息变得闭塞，他根本不知道李白已经在自己一家人累然若丧家之犬时，于中途获赦，现在正在湖南优游。
在秦州的两个月里，他就这么每日忧心忡忡的过着。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因为他不知道国家的未来命运如何，而他却知道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只能把这些情绪倾泻到诗里，所以虽然在秦州不过两个月左右，他却写了一百一十七首诗，可见他当时多么的痛苦。
正当他惶然无计之时，一个叫宰盖的同谷县令给他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同谷去居住。这是我昨天去飞龙峡杜甫草堂时，听导游说的。但她只说宰盖，却没有说他是县令。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中国的文人痛恨的几个人中，一个是莫高窟的王圆箓，还有一个是同谷县的县令，只是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宰盖。
导游宣传说宰盖盛情邀请杜甫，而且历史上同谷十分富饶，我们都姑且相信吧，杜甫也相信了。在秦州已经山穷水尽的杜甫立刻举家搬迁，去寻找他那位命里的贵人。
三 从秦州到同谷
当时的杜甫绝对不乏对一家人到达同谷后的生活的假设，他都幻想过什么呢？我并不知道，总之他迫不及待的出发了，甚至等不及天亮。我不知道杜甫离开秦州的具体日期，根据《发秦州》诗里的描述，应该是在十月的一个子夜。那是一个已经有了寒意的子夜，月亮磊落光明，给大地万物铺上了一层雾一样的白霜。杜甫一家人就踏着这片月色，无声无息的离开了秦州。也许是他不想被别人知道，也许是别人根本并不在意。
出于预算的原因，我没有在秦州住宿，从南郭寺下来后就直接往成县——也就是当时的同谷县走了。因为修了不错的公路，我只花了三四个小时就到达了，到的时候居然才晚上八点多。而这段路，杜甫一家人却走了将近一个月才到达。当然他们人多，而且当时没有现成的路，需要翻山越岭。从他这一时期的诗中，大体可以看出来他经过铁堂峡，到了盐官城，过寒峡、法镜寺到了青阳峡，最后到了同谷东的龙门镇、石龛、凤凰台等地。
虽然一路艰难万分，他却对不久的将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因此他一路作诗，非常乐观。他大约没有少对自己的妻儿们说过这样的话吧，“到了同谷，就好了”。他的妻儿们，大约比他更渴望那个叫做同谷的地方吧，每一次听到这句话，都会欢呼雀跃。这种快乐太大了，大到甚至让杜甫等不及到达同谷县城，在只是县界的积草岭就表达了他对宰盖的感激，写诗说：“邑有佳主人，情如己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食蕨不愿馀，茅茨眼中见。”
转眼到了十一月，同谷县城中已经是白雪遍地。虽然此处的气候已经与兰州诸地的黄沙漫天不同，但西北地区特殊的大气候，还是显得要比其他地方冷得残酷。早早躲进被窝里的人们，没有注意到城里来了一群衣衫褴褛的外乡人。他们衣衫单薄，仿佛不知道已经是冬天了一样，穿着夏天的衣服。看起来是一家子，其中一对大人怀中抱着孩子，手上还牵着几个稍微大一些的。丈夫乱蓬蓬的白发像满天飞舞的雪花，在风雪中摇摆不定，白的苦涩。妻子手上脸上长满了冻疮，已经分辨不出样子。那几个孩子也是瘦弱的吓人，脸色苍白，不断的往家长身上挤，希望获得一点温暖。当时的人们没有想到，同谷县的历史会因为这群人的到来而改变，更没有想到一千多年以后，这个饿死了他们几个孩子的地方会有这么多人靠他的名字吃饭。
他们就是长途跋涉后，终于到达同谷县城的杜甫一家子。虽然今天晚饭后，我还特地出去逛了一下城关镇，我却还是没有一点关于杜甫在城关镇的证据，无法复原他们当时见到宰盖的情形。这一段历史仿佛被上天悄悄抹掉了一般，是不是上天也觉得那段过往太惹人心酸呢？
传说中的这一段历史，确实是辛酸无比的。在传说里，那位杜甫口中的“佳主人”忽然失心疯一般变卦了，不仅没有给他们任何帮助，甚至连住所都没有提供，这也就是后来杜甫在同谷的住所为什么在郊外偏僻的飞龙峡，而不是在城关的寅宾馆的缘故。
但传说到这里又嘎然而止，没有人知道更多具体的细节。许多人对这一天有许多的想象，有人想象杜甫大义凛然地带着家人离开了尽是小人嘴脸的县衙，甚至有人想象杜甫还说了一堆豪壮的话。但我宁愿想象杜甫曾经在风雪中苦苦哀求，请求宰盖至少给他们找一个地方住一晚，吃一顿饭，并且宰盖总算没有天良泯灭，答应了这个请求，哪怕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赶他们离开。
因为我更不愿意想象这样的画面。在风雪的夜晚，月亮也照在这座城池上，冷冷清清的大街上，站着一群刚刚经过长途跋涉，衣衫褴褛的外乡人。他们满面苍白的颜色，与那冰冷坚硬的城池一样，在这夜里沧桑地等待。天下间只剩下各种各样的孤独的倒影，没有一个人。那是我们的诗圣，读书人心目中的神，却只能在这样的一个大风雪的夜里，一家人挤在谁家的屋檐之下，相互依偎着取暖，孩子们喊着：“我饿……”，杜甫再也不敢想起自己曾经在路上对妻儿们说：“到了同谷，就好了”的话，他甚至没有胆量叹息，就这么躲在屋檐下，偷偷看一眼天上的明月。
还是那轮明月，他曾经赋予诗情的明月。
四 同谷七歌
五月二日清晨，我起得很早，因为今天终于要到飞龙峡的杜甫草堂去了。读过杜甫的诗的人，大约都不会忘记一组诗，名字是《乾元中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当中记录了杜甫一家人在同谷县一个月的生活，那杜甫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个月。
我其实一直猜不透杜甫为什么会把家安在同谷县东南郊。不能住在城里，这是可以想到的，他们既住不起客栈，也租不起房子，只能自己想办法。可是，为什么是东南郊的飞龙峡呢？此处距离县城有三四十公里远，就是如今我走的时候，还觉得艰难。你看那清泥河两岸眼看就要崩析的峭壁，着实让人担忧。果然曾经就有石头崩落谷底，成了一堆乱石，大如民房一般堆积在一起，把飞龙峡口塞得严严实实。青泥河就从这乱石滩里硬闯了一条路来，弯弯曲曲，逶逦地穿过这条峡谷，直奔嘉陵江去了。那么当年的杜甫，又何必走到这么艰险的地方来呢？
远离需要货币交易的居民区的杜甫一家人，自然是要靠山吃山了。杜甫的《同谷七歌》里也确实是这么说的。“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他们一家人在这山野之间靠着捡一些橡、栗充饥。也许别的季节会好一点，可偏偏是冬天，而且还下着大雪，山上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充饥的植物了。可肚子不干，只好和他的儿子上山在雪堆里挖，结果是没有挖到任何东西，一家人只能相对哭泣。“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也许懂些武功的人会好一些，可以抓一些野生动物来充饥，可惜他们一家要么是文弱书生，要么是妇孺，没有被野兽攻击已经算是幸运了。也许有一个青年在会好一些，至少可以卖一些苦力换粮食，可惜这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也许……没有也许了，历史已然过去，发生的事情终究发生。杜甫的子女中，有人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饿死了。也许那时的杜甫，已经存着必死之心了吧，“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
导游是个浪漫主义者，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不断的和我介绍四周的风景，并介绍说杜甫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还说唐朝的诗人都喜欢旅行。他在同谷选了好几个地方，因为这里风景最好，所以才最后决定在这里盖几间草房，也就是现在的杜公祠。她还特地向我强调，全国三十七处杜公祠，“我们同谷县历史最悠久，根据记载，在宗微宗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一一二三年就建造好了。”我点点头，表示对他们的佩服。
杜公祠就在飞龙峡西岸，当年的几间破茅屋，早已经不在了。如今是一所傍山筑起的小建筑，很像北京地产广告里所谓的独栋别墅。才进山门，就能够看到院子中央立着的杜甫的石雕像。果然像导游说的，长衫加双翅软帽，一幅飘逸之像，可导游非要我从那石雕像眼中看出杜甫忧国忧民的神色来。坦白说我真的没有看出，大约我对造型艺术不会欣赏，就如同我一贯不知道什么是人体艺术一样。
雕像后则是一些平房，两侧立着石碑。我因为来早了，草堂里空得很，导游说这几天人会多起来，因为五一节到了。我对那些雕刻、摩崖没有什么兴趣，这些基本上都是慕名而来的文人的雅题。放着一个诗圣杜甫不管，我哪里有心情去看那些杜甫的仰慕者的表演呢？
五 入川
杜甫也没有心情管别的了，他这一家子又要开始一次迁徙。这一次，是他今年第四次迁徙，也将是最艰难的一次——从飞龙峡往南，入川！
有人说是高适写信给他，也有人说是他给高适写信，总之他要去四川找那个当了彭城刺史的老友高适去了。实际上我一直认为高适没有写信给杜甫，杜甫也没有写信给高适，因为他去同谷之前绝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狼狈的离开，更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古代的交通不便，就算杜甫一到同谷就决定去找高适，邮件往来也不会那么迅速。只不过是杜甫偶然得知高适在彭城当刺史，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为自己一家人的命运寻找运气的一次冒险。
我甚至相信，杜甫的入川，根本就是一次破釜沉舟。能在这次迁徙中活下来，是赚的；活不下来，就是命。一个月在同谷的生活，可以算是杜甫一生中最悲惨的日子，虽然杜甫的一生没有太多安定的时光，但他往往能够一笑视之。但这一次不行了，否则他不会甚至等不及春暖花开，就冒着风雪入川去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如此清楚地在自己的《发同谷县》诗里，记录下离开同谷的日子：“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也就是说，不论他是生是死，他都会永远记住这个日子了。
杜甫是沿着我脚下这条清泥峡谷，一直顺着嘉陵江，进入四川的。我就沿着这条路，向前走了大约五公里，因为导游不干了，只好折回。也只有亲自走过这条路，今天看这篇文章的读者，才会明白为什么我说杜甫这一次是破釜沉舟，抱定必死的决心入川了。
不必说他对于高适是否会接济自己心里没有底，一个月前宰盖的教训还在，他怎么能放心得下？虽然后来事实证明了，高适是一个不错的朋友，而且因为严武等人对他都不错，他甚至在四川当了官。也不必说他对于高适在彭城的消息是否可靠还存在担心，因为高适是在五月份才当上彭城刺史的，杜甫那个时候还在洛阳与华州间游走。就是那条蜀道，和这场大雪，他对自己这一家人能不能生入四川都深感担忧。李白的《蜀道难》仿佛就响在他的耳边，也响在我的耳边。
直到今天我去走时，这里依然没有特别像样的路。唯有一条尺宽的独轮车道，就这么悬挂在悬崖峭壁之上。导游说当地流传着这样两句民谣，说此处的地形是“隔山不远隔河远”，“对面能说话，见面需半天”，确实把这里的地形说活了。你看这一路下来，全是悬崖峭壁，而两个悬崖之间的距离并不远，正是“山高涧深”的地形的代表。在这种路上走，好天气都危险，更何况几个老弱病残在下雪天呢？难怪仿佛已经下了狠心的杜工部，也对此产生了后怕，乃至于有《泥公山》里：“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的劝告。
杜工部后来写了一首诗，叫《皮木岭》，写出了这一路的艰难：“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汗流被我体，祁寒为之暄。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闻虎豹斗，屡跼风水昏。高有废阁道，摧折如短辕。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长根。西崖特秀发，焕若灵芝繁。润聚金碧气，清无沙土痕。忆观昆仑图，目击悬圃存。对此欲何适，默伤垂老魂。”当今天我再一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胆战心惊。
六 结尾
我的思绪到这里，总算停止了。回头再看时，才发觉自己已经写了这么长的一段文字，而时钟也已经指向清晨七点钟了。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乾元二年，让唐王朝的子民们承受了许多不能承受之痛，这些在杜甫的三吏和三别中可以找到完整的影像。而乾元二年，也让杜甫承受了他生命之中最悲惨的一段时光，同时承受这种相似之痛的，还有许许多多普通的老百姓，只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而已。正是因为乾元二年里，杜甫完全与最底层的普通人一样生活过，痛苦过，绝望过，他那种千古文人中独有的大爱精神，才会深深渗透到他的生命中，成为他与其他诗人最大的区别，也成为了他真正成为中华民族诗圣的开始。
如今，杜甫的入川就此结束，我的入川却才开始而已。
五月三日清晨于成县
因为下雨，远的地方是不能去了，我决定去郫县看一看。
从成都到郫县不过十余里路，一路上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从青城山飘来的几片浮云，在川西平原上缠缠绵绵地迤逦，朝着长江去了，我的思绪就纠缠在这些时断时续的春雨中。并不远的距离，我仿佛走了比入川时更远、更艰难的路，觉得疲惫。之所以会这样，是我清楚的知道，入川时我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但现在我却不知道自己会往哪里。
“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我竭力试图复原一个远古的古蜀王朝，可我的脑中却只有断片而已。
一
在灭亡了古希腊文明的马其顿铁骑一度抵达亚洲和非洲的同时，中国广袤的西南方正在进行一场令人琢磨不透的战争，那就是秦灭巴蜀之战。这场发生在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的战争，针对的不是东方雄起的诸侯们，也不是式微的周朝，而是微不足道的西南巴蜀。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了解秦朝为什么打这场仗，直到许多年后秦朝点燃兼并六国的烽火时，人们才都从中看出了秦朝统治者的远见。
这场战争的筹划者之一司马错，依然在《战国策》里得意地诉说自己的天才远见，告诉我们：“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最关键还是这一句：“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那时的秦朝，就已经开始了统一的思维，而其他诸侯还局限在争霸上。
统一的概念，并不是简单的领土和并。在冷兵器时代，疆域的概念会在不断的战争和白骨上，随时发生更改。如果没有文化的统一，那么一切关于统一的战争都是暂时的，没有期限的。秦的统一是中华大地上关于文明的第一次大统一，他创造了条件，让许多原本相互独立的古文明发生交流、融合，并最终统一在华夏文明这个大概念下。这种交流和融合，可以说是一次凤凰的涅磐。我们无法断定，那些参与交流并最终融合的古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是死亡了，还是重生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出现了华夏文明这个可以统领中华文明的字眼后，那些来自遥远的历史深处的古文明，就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某些符号，成为了永远的传说，不可再现了。
我们无法为这样的涅磐产生太客观的情绪，有人悲哀，有人淡然，都是对的。
古蜀文明在公元三百一十七年的那场战争以后，永远成为了一个传说。这次战争后，古蜀文明走在了此次融合的最前方，此后伴之而来的是将近一个世纪的大移民风潮，促成了他最终灭亡在茫茫的历史之中。虽然通过现代考古学相继发掘了几期三星堆文化遗址，并据此把古蜀文明推演到了新石器时代，断代了其越四千年的文明进程，但由于古蜀没有文字，或者是不使用文字，所以一切关于古蜀文明的考古研究，都找不到太多的第三方证据，他依然是一个谜题，神秘的恍惚。
还好有一个郫县，它是唯一一个可以确定，曾与古蜀文明有过交集的幸存者。现在所能够找到的关于古蜀的最早的文献，基本上集中在汉晋期间，数量也比较少。其中扬雄的《蜀王本纪》，还有就是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最经常为学者们引用的文献。两个文献都提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郫县。
二
郫县是一幅新兴的乡镇的模样，屋宇磊落。因为下雨，街上的人很少，只听到雨落在水泥地上的啪啪声，杂着我有些失望的脚步声。我一点也没有想到，郫县是这样的。但这一切似乎又在我的预料之中，只是我自己心眼窄，还是会因此觉得失望而已。
一到郫县，远远就能看见一片赭色短墙围成的建筑。墙内一片葱郁的古柏之中，平畴隆起两座山丘般的青冢，仿佛写在史书上的句号，这句号之前写着三个字：望丛祠。古蜀的历史在这里结束，于是这个句号显得有些沉重。
旅游高峰期刚刚过去，望丛祠显得十分冷清。噼噼啪啪的屋檐落雨声，仿佛要把我带到一个富饶的古蜀中去，闻一闻那四处弥漫的稻花香。接待员大约也觉得奇怪，我怎么会冒雨到这里来游览，却还是领我进去了。
因为郫县也开始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所以望丛祠建造的也和其他文化名胜一样，各种亭台楼阁遍布祠中，若非因为天气的缘故，我准以为自己是置身于北京的某个公园里。有一个清漪园，有一个听鹃楼，又有一个回清阁，还有一个稻荪楼等等。这些建筑依着一个不大的湖，置身其中，听那“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声，看那“沧浪水深青溟阔”之景，数一数湖中那些互相推挤的涟漪的数目，倒也不失风雅。在那湖外是花圃数亩，已经是“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了，导游还是不免介绍一句，其中最多杜鹃花。
望丛祠中之所以会有听鹃楼和杜鹃花，是因为一个有许多版本的传说。此处名为望丛祠，是纪念两个古蜀王，望帝杜宇和丛帝开明。《蜀王本纪》里说开明原本是蜀相，治水去后，望帝和他太太私通，自觉惭愧，就禅位给开明。因为他是有道明君，走的时候满天的杜鹃哭泣。《华阳国志》只是说了望帝禅让，却没有提私通一事，但其离开时杜鹃哭泣，却也说得比较明白。此后才逐渐演变成了望帝化为杜鹃的传说，只是私通一事毕竟不是很光彩，无法自圆其说。有一个版本显然出自高人之手，结合了《本纪》中望帝之妻朱利于其中，说朱利是开明的青梅竹马，但却是望帝的太太，望帝后来知道了，就禅位给开明。只是因为思念朱利，化为杜鹃进宫看她。朱利也思念望帝，于是也化成了杜鹃和他一起飞走了。也正是因为这种如同梁祝化蝶般的浪漫悲情，李商隐才会写“望帝春心托杜鹃”这样的诗句。
还有的版本的传说，是开明继位后不思德政，已经退隐荒山的望帝想要规劝他，但是进不了宫门，只好化为杜鹃到他面前哭泣到吐血，使他又勤政爱民了。所以杜甫等人的“杜鹃泣血”之类的诗句中，虽然还是讲望帝化成杜鹃的典故，却不是李商隐那种柔情篇，而是爱国篇了。
这些都是传说，即便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也是根据一些神话传说撰写的，其实无法作为太严肃的资料来使用。文献中，望帝杜宇和丛帝开明是和舜禹一样的上古名君，望帝劝民务农，于是使得蜀中大地遍地稻香，民生富足。丛帝开明则是一个水利专家，曾经在蜀国大水时，和大禹一样开山疏河，避免了蜀地成为泽国。在这以后的传说中，李冰父子建造著名的都江堰时，曾经得到了开明疏水的图纸，以此才建成了那个至今在发挥作用的伟大建筑。
虽然文献的匮乏，使得这些传说无法得到证明。但古蜀的富饶，却可以在文献和考古学中都找到证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仿佛天堂般的地方，说“西南黑水、青水之间，有都广之野（按：即成都平原），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华实，草林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就是古蜀。三星堆的考古更证明了这一点，数目庞大而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生活用品、劳动工具等等，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富强的古蜀王国的实力。
我的神思于是飞到了五六千年以前。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川中平原之上，仿佛沧海般广阔的稻浪，一波连着一波向我袭来。围着这片金黄色的海洋的，是连绵的山峦。山中一派翠绿，偶然从稍微稀疏的一片树林子里看到了银白色的河流，就这么顺着山脉缓缓流下，注入这片长满了五谷的海洋中。风吹过，鸾鸟飞来，她动听的歌声，吸引了林中的百兽，就这么静静的蹲在他的身旁聆听，凤凰起舞了，带起一阵香风。
三
出了望丛祠，我还准备去一个名为古城遗址的景点看一看。
废墟都比较难找，因为凡称为废墟的，在形态上都很平凡。当我终于找到古城遗址时，也是看到了一段如所有废墟一样平凡的矮墙。每一处废墟都能够让我叹息文明的逝去，因为废墟的记忆建造在文献的字里行间，我总能够从文献中想象到废墟当年的辉煌。但站在这段矮墙前时，我只是有一些感伤他的寂寞，别无他想。而他却连我的感伤也不领受，依然在这雨中默默迎送时间。
这个古城废墟，其实已经和古蜀无关了。
秦灭蜀时，最后一任蜀王选择了用悲壮的抵抗，来捍卫古蜀国最后的尊严。秦灭蜀后选择蜀人来做蜀候，类似于当年周分诸侯、汉分藩王、现在分特别行政区一样，蜀地还是一个看似独立的小王国。但这只是安抚亡国的蜀民的权宜之计，因为秦朝需要时间来冲淡蜀人亡国后的抵抗情绪，并为自己能够在蜀地永远经营准备条件。所以蜀候并不像蜀王那样对地方具有统治力，实权掌握在秦朝派去的各种执行官。而在最后秦国准备好完全吸收古蜀，设立了蜀郡之时，因为谋反或者被认为会谋反，秦国已经杀了三个蜀候。
情绪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可以逐渐解决的。秦国的问题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灭蜀后不久，秦王命令张仪、张若首先开始修建成都城。传说张仪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那就是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修建城墙，都会倒塌。如此几次，直到大江之中爬出了一只乌龟在成都那里走了一圈后一命呜呼，张仪命令士兵沿着乌龟爬过的痕迹建设城墙，于是就成功了。因为乌龟爬行的弯弯曲曲，所以后来的成都城也是南北不正，并获得了一个“龟化城”这样、在现代人看起来不太雅观的美名。
其实类似的传说，在其他地方史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其相似的程度有时候仅仅是名词改变了而已，而他们的年代却有的相隔千年，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地方文化一个有趣的特点。但闲话休说，与此同时开始建造的城池，还有两处。一处是现在的邛崃，当时称为邛城。一处称为郫城，也就是现在的郫县。三座城池建成后，如同一个坚固的品字，牢牢掌握住了巴蜀地区的中心地段，从而开始秦朝对蜀地的绝对控制。
我再看一眼这段古城遗址，相信应该就是这个时候所遗留下来的。他就好像是一个分隔符，分隔了古蜀和后来的历史，决不让人踏足。
四
郫县的最后一处要去的地方，是离望丛祠不远的扬雄墓。没错，就是西汉那个在辞赋上和司马相如齐名，而现代学者称：研究古代文学、哲学和语言学都不能不读其书的扬雄。
我觉得，如果按照考古学的断代，古蜀文明到了西汉才真正灭绝的话，那么扬雄就是最后给这个文明画上句号的人。身为郫县人的扬雄，一生的仕途不顺，甚至还在王莽篡汉时差点丢了性命，却在学术史上建立了不可逾越的地位。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进行地方史研究的人，除了《方言》一书外，我在上面提到的《蜀王本纪》，也是他的著作。郫县以一个扬雄来最后终结自己的历史，也许是冥冥中的天意吧。让他直到陨落，也如同流星那般，必要发出无限的光彩，令人瞩目向往。
在活活的泥泞小径中慢慢走着，路边是一些稀松的小树。雨已经不怎么下了，但路确实不很好走。我一路回想着在郫县的闻见，忽然就很感伤起来。我想，那些行将飘出蜀道的浮云，都要到这里来道别，缠绕留恋一番吧。否则你看这天上纷纷纭纭的是什么？浮云自由，却总有排遣不开的寂寞，这寂寞就是乡愁。于是我又想起了一些关于杜鹃的诗句，他们与家乡有关。李白唱着：“蜀中曾阐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一肠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胡曾唱着：“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年年来叫桃花月，似向春风诉国亡”……
终于在一个小土堆前，找到了扬雄墓。如同一个乡间的小土地庙，矮矮的一个盒子般的小建筑，里面是一个雕塑的五官模糊的扬雄神像。楣上歪斜地刻着“扬子云墓”几个字。
五月十一日夜于成都
（完）
这是一条近乎废弃了的羊肠小道，顺着他一直走，就能够到匡山深处去。少年时的李白，就沿着这条路，进匡山读书去了。
许多年过去，这条朝露未干的野径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太白小径”。
一千六百年后的这个清晨，这条路上只有一个我，小心走在湿透了的碎青石路面上。羊肠小道依然像是快要废弃了的模样，显然很久没有人来过了。我幻想着找到当年李白入山时的脚印，能够让我赶上他的步伐，看一看他的模样。但整个空旷的山谷里，只有我略显得孤独的脚步声而已。
我要从这里去找寻一个可能永远找不到的李白，正如当年的李白希望从这里开始寻找他那虚无缥缈的未来一样。
一
匡山深处，有一个赵蕤，李白要去找他。
赵蕤是一个有名的纵横家。苏頲《荐蜀中名士疏》里说，当时的蜀郡有双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但如果要用词准确一些的话，赵蕤其实是一个纵横术家。因为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固然没有什么关于纵横术的著作流传，却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诸侯之间，成就了自己的一世伟业。赵蕤专门研究纵横术，却担负着隐士的名声，一生没有把自己的纵横术付诸使用，因此他只能算是一个纵横术家，也就是现在的学者。
我在新旧唐书里都没有找到关于赵蕤的传记，只有《新唐书》的艺文志的杂家一类，看到过一行字：“赵蕤，《长短要术》十卷。字太宾，梓州人。开元，召之不赴”。后来孙光宪大约看过了《长短要术》，在《北梦琐言》里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又发挥了一下，但也不过寥寥数十字，主要是对《长短要术》作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了《长短要术》，关于赵蕤也是根据《新唐书》发挥的。除此三书外，我所知道的关于赵蕤的历史纪录到此为止，剩下的就是传说了。
传说里，他是一个看破世情的高古之士。皇帝三次下诏招他入朝为官，他都不愿意去。这样的传说当然是从唐书那“召之不赴”四个字衍生出来的，只是民间的传说往往喜欢夸大其词，唐书的一招不赴大约显示不出赵蕤的高古，所以他比姜太公和诸葛亮还要难请，高古之极。除此之外，他的传说就只剩下和李白的师徒关系了。
我相信他是一个纵横术家，因为《长短要术》是现在还是可以看到书。走入书店的“古代经典”专柜，此书必定与厚黑学著作放在一起，或者和《上海大哥杜月笙的权谋智慧》之类的名著放在一起，而出版商必要在其扉页印上“官场权谋术”、“商场权谋术”之类的前缀，并且标明乾隆皇帝、毛泽东先生等都很爱看的好书。
但我致死不能相信他是一个三招不赴的隐士。理由很简单，因为我相信了他是一个纵横术家。所谓纵横术，现在也叫厚黑学，像我这种没有学问的人，直接就叫阴谋术了。如果这个确实算得上一门值得学习的技术的话，无论是算计邻国还是算计别人，绝对是入世的本领，并且要比其他任何学科都要靠近人。研究这种学问的，前面的苏秦和张仪都是代表，两个人都是一幅利欲熏心、见利则喜的小人模样，哪里像赵蕤这样，成了高古的隐士？因为成了隐士，阴谋就没有用了；而在这样山明水秀的匡山里，却在处心积虑地研究怎么算计别人，也不算是隐士该做的事情。
还好我要探访的是李白，所以关于赵蕤是否是隐士的讨论就此结束了吧。
二
遥想当年，从我脚下这条路进山的李白，不过五六岁而已。这条路他一共走了十年，风雨无阻[①].稍微懂一点现代科学的人，都知道人的儿童、少年两个时期对于人生的意义。人在这个阶段所接受的知识、观点和所经历的事情，是其自身知识素质和其由人生观、价值观组成的人格形成的最关键因素。而且，人的人格基本上在这个阶段形成以后，此生就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了。
正因为这个阶段如此重要，我不得不说李白成为赵蕤的学生，是他一生的不幸的开始。正因为这个阶段主要跟着赵蕤学习，才导致了后来李白不具备盛唐其他诗人那样的正统教育下的知识，使其一生没有参加科考的能力，而只能依靠引荐和朝廷选士来获取参与仕途的资格。更重要的影响，则在于赵蕤的权谋之术给李白的人格造成了缺陷。
说到这里，就又要回到匡山里那个隐居的“学者”赵蕤，和他那本《长短要术》的书上来了。
先说一说此书所获得的荣誉吧。虽然荣誉中没有中国学者人人欲得的诺贝尔奖，或者普林斯顿大学奖章，但秦汉以来，中国诸多著作中敢用“经”字的，除了《六祖坛经》外，只剩下这本《长短要术》的别名《长短经》了。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反经》，找了号称“正经”的《资治通鉴》作参照物，显然是说此书和《通鉴》一样，都是帝王之术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有读者曾经看到过这本书，就会发现此书如同一个水果拼盘，把各家（例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甚至阴阳家的相术等）过去的一些关于计谋（有治国、待人、为臣之道等）像简报一样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列成一本书。治国为臣的理论，古代的士大夫已经有四书五经读不完了，不会看上这种拼盘的；因此他所能够使用的范围，基本上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设计上。而且，赵蕤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出现自己独到的纵横术理论。在看此书时，几乎所有的观点，都能够在其他的著作上找到原本的证据。所以，如果需要说得好看一些，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否则这就是一本教学用的参考资料而已。
赵蕤是杂而不精的伪学者，跟他学习了十年之久的李白看似什么都懂一点，但却没有太深厚的阅读基础，作不出符合科考取士时所订立的“典雅”的标准——儒者所谓的典雅，决不是李白的诗中那种锐意飞扬、个人色彩浓厚的华丽词语，而是建立在深邃的阅读和思考基础上的一种气质表现，文辞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这种知识积累的事实，我认为是导致了李白后来一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原因。其实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赵蕤的学问对李白的影响，但他们过分强调了李白的性格中不受拘束的一面，而显然李白不仅具有这种性格，甚至这种性格是否主导了他的性格都无法确定。他们的依据是，《长短经》给名臣分类，头一类是姜尚这种不是通过科举，而是由明君亲自发掘邀请的山林逸老，所以自信的李白一生不参加科考，而等着明君来邀请。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一个大前提错了，那就是没有对赵蕤这个人进行分析，而是按照一贯的传说，认定了他是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很高深。如果他们好好的把《长短经》和其他著作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赵蕤和如今的人大校长、北大副教授一样，都只是半吊子的货色了。
三
捻着胡须的高古隐士的面貌露出来了，接着说他给李白人生造成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影响，人格缺陷。有一些人格缺陷，只是让人觉得不舒服，还不涉及到大的人格问题，例如李白有些“势利眼”。
这一点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和杜甫的交往，证据则在诗里。杜甫和李白绝对不同，杜甫是一个对情义二字看得很重的一个人，梁启超甚至因此戏分杜甫为“情圣”，而不是诗圣。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里，与李白有关的高达二十来首，而且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这些诗的写作时间不是局限在李杜相交时的那一两年，其中《昔游》、《遣怀》两首甚至写在李白已经病故后。反观李白，一千多首诗中，与杜甫有关的只有四首，其中《戏赠杜甫》可以确定是伪作，《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里的“杜补阙”还无法确定就是杜甫。那么只剩下两首了：同游齐鲁时写的《沙丘城下寄杜甫》，和杜甫去长安时写的《鲁郡东石门送杜甫》。可见两人分别后，李白就把杜甫扔到了脑后。
为什么？李白当时虽然是失意的政客，却还是天下闻名的桂冠诗人，而杜甫的成名很晚。闻一多说两人在洛阳的相会是太阳与月亮的相会，激动人心，只是我们现在的看法。当时的李白并不会特别看得起杜甫的。这一点从李白可以确定的那两首送杜甫的诗里，就看得出来。两首诗都是敷衍之作，没有半点杜甫诗里那动人肺腑的对朋友的依依不舍之情。
但我说了，对于一个天才无比的骄傲的李白来说，当时又是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杜甫的敷衍所表现出来的势利，算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许多人比李白过分的多，但我们却认为这是名流的权利，甚至要谴责狗崽队保护名流隐私，并不苛责。不过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情形，不妨说一说：
某一个月明如晦的夜晚，就在这匡山的读书台。油灯之下，赵蕤拿着他的不世之作《长短经》高声朗诵，小李白很虔诚地跟着朗诵，听着解释。赵蕤说：“子曰，勿友不如己者。但是你现在还年轻，看不出身边的人谁会飞黄腾达，值得交往，那该怎么办？”好办，《长短经》中有“七门二仪”，专门看相。把那些从一品到九品，三公六卿的骨骼相貌一一列出来了，李白于是有了看人下菜谱的本事。
四
最关键的，是一个已经算是严重缺陷的人格问题，融入到了李白的骨子里。这个缺陷，就是李白在政治信仰上的摇摆不定。严格说起来，政治信仰不算是人格问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却体现出了他的人格。
李白的政治信仰摇摆不定，暴露在唐肃宗至德元年，也就是公元七百五十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
这一年大约是老天爷最有幽默感的一年，历史和唐朝开了不少玩笑。正月，曾经叫杨贵妃为母亲、自称儿子的安禄山，在刚刚攻陷的洛阳称大燕皇帝，安史之乱正式拉开序幕。这里插上两个可怜的人，就是倒霉的杜甫和王维。两个人这一年都被叛军抓兔子一样抓住了，不过还好又都被放回去。六月，狼狈逃往四川的唐玄宗被迫杀掉了杨贵妃和杨国忠。七月肃宗即位，逃到四川的玄宗忽然成了太上皇，心有不甘。那个后来害得杜甫丢了官的房琯出了一个馊主意，要玄宗派永王李璘去镇守江陵，导致了后来的永王夺权事件。
这一年李白五十六岁。最先的几个月在浙江、江苏等地四处避难，最后躲到了庐山上，总算免得落入安史叛军之手。那时正是秋天，镇守江陵的永王李璘头顶着四个节度使的官职就从李白门前经过。编年上都说永王几次下书请李白出山，或者是永王逼迫李白出山（李白自己也这么说，永王兵败后，他也说自己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则才导致了后来永王兵败后被流放夜郎的事情，总之李白冤枉之极。
但我看都不对。李白虽然是一个有名的诗人，但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本领。如果杜甫只是缺乏太高深的政治智慧的话，李白则只是一个空言家，这一点与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又是政治家的永王不会不知道。更何况，他的身份和性格都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折节下书去请李白。其次，永王当时哪怕有谋反的意图，也没有表露出来，既然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像明清侠义小说里的那些缺乏智慧的奸王那样，明目张胆的去强迫李白加入他们那一伙的。
最合理的反而是李白自己毛遂自荐。当然，当时他极有可能不清楚永王想要谋反的意图，只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了，想靠着自己的名气，到永王那里混一口饭吃。永王是皇亲，投奔他和投奔朝廷没有什么区别。
关键的问题是，当永王谋反的意图显露，并最终谋反的时候，李白在做什么？
第二年正月开始，意图谋反的永王东巡（去年他就和肃宗闹翻了，不愿意交出江陵），李白还在帐下听命。不光听命，还写了确实马屁味十足的《永王东巡歌》；写就写吧，一写还写了十一首。就算其中的第九首真的是后人伪托的，但剩下的十首也足以看出李白谄媚的一面。最明显的是第四首：“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简直把永王捧得比玄宗和肃宗还高。两个皇帝都在逃难，只有永王在镇守边关。这十一首诗，也可以看出来李白和阿Q一样，听到革命也是会兴奋的。在那诗里自己也功成名就了一次，高谈阔论什么：“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现在看还是能够看出来他摇着一把扇子，指点山河的得意之色。
那么好吧，就算写这些诗像有的学者考证的，是出于永王的胁迫，因为李白实在天才太高，所以才写得那么得意洋洋。那么同样是十首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又是怎么回事？这十首歌，确切的写作时间无法确定，但是肯定是在永王东巡后，玄宗还没有从四川撤回前。这十首歌和永王无关，而是对那个在传说里亲自为他调羹、让高力士为他脱靴、杨贵妃为他捧砚、赏了一个翰林侍讲、即便最后觉得不堪重用还是赐金放还，可以说对他很是不薄的唐玄宗极尽嘲笑之能。
当时唐玄宗一夜之间忽然就成了太上皇，杀了杨贵妃和杨国忠，带着饿坏了的士兵，狼狈逃往巴蜀。李白却用了十首诗来写唐玄宗“出游”四川，排场多么的大，多么的繁荣景象，仿佛根本没有安史之乱这回事一样。“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 “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等等，总之现在的读者只要知道这组诗的背景后，再阅读的话，还是可以看出刻薄的嘴脸来。
事情还没有完。李白一直在永王那里待到永王兵败被杀才逃跑，并一边逃跑一边四处求人为自己辩护，包括当时的宰相。传说中是郭子仪救了他，可能性不大，但不管怎么样，李白算是救下来，只是发配夜郎而已。并且在途中就获得了赦免，还不算真正受到了处罚。按照常理来说，李白经过了永王这事情后，绝对不会再对参与唐朝的仕途抱有希望了，但他从流放的半途获释后，才到湖南，就又开始请人为他向朝廷引荐了，而且还托了不少人。只是后来没有人愿意，他才最终死了心，并且在三年之后，死在了当涂。
当我回顾了这段历史之后，可以看出，关键的问题不是李白参加了哪一个派别，去参与政治斗争。而是在于他在参与这个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枭雄”的品质，即其在政治信仰上的摇摆不定。他可以说跟永王就跟永王，并立刻不遗余力的为永王效力，而不顾以前唐明皇对他的恩情。他可以在永王兵败，自己侥幸获释的不久，就又立刻转向唐肃宗，丝毫不以永王之事为愧。这种品德在同样是枭雄的人眼里，也许并不觉得如何，但在如我这样的普通人看起来，却觉得很不舒服。尤其是当这个人，还是一贯以高出人间姿态出现的诗仙李白时。
而到这里，我就可以明确说出赵蕤的纵横术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对李白的影响了。这个说明出自《北梦琐言》对《长短要术》的评论，定义此书的写作目的是“王霸之术”。我的注释是：给普通人看的，如何称王称霸的纯手段。
五
终于到了大匡山读书台，只剩下了一些矮墙，旁边就是当地农民的菜地之类。
根据史料的记载，当年的匡山有太白词，后来在清朝光绪年间，龙安知府蒋德钧建了匡山书院。只是十六年后，迁到江油武都镇里，成了中学。当地的老乡说，当年这里有十一口井，一百零八间房子，但是在在一九八五年大炼钢时，全部被拆光了，搬到山下去了。
我看着这些断垣残壁，心里知道我原本要找的那个匡山书院，永远也找不到了。但我又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真实的匡山书院。这个匡山书院里的赵蕤，用他的《长短经》教李白怎么样做一个卑劣的成功者。但李白学会了一些卑劣，却在现实生活中，无缘成为一个成功者。这是悲哀，更是幸运。
在我离开前，我忽然想到了郭沫若。我在几年前发现了郭沫若和李白一些纯粹的，但是颇为让人惊讶其巧合程度的巧合，例如他们作为四川老乡，居然都在四川生活了大约二十一年后出川，出川后都成了有名的文人。甚至两人的出生都各有传说，吃鱼生李白，梦豹生郭沫若。最大的巧合，则在于两个人一生的败笔，都是在政治上，但不是政治失意，而是政治信仰的摇摆不定上。这个李白的四川老乡，当年也和李白一样意气风发，自比为吞月的天狗。可是人格上的问题，却成为了文革后，他唯一被大众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
踏着来时的路往回走，我一路庆幸李白生活在盛唐，而不是现在。因为如果他与郭沫若同一时代，我想中国文学史上就不会有诗仙，最多只不过多了一个郭沫若而已。
五月十三日夜
--------------------------------------------------------------------------------
[①] 这是我国学者的李白编年，似乎李白进大匡山的时间太早了一些。但是按照日本神户大学笕久美子教授排的《李白年谱》，说李白十八岁才进匡山读书，又太晚了一些（笕久美子所说的匡山读书，可能已经不是李白从赵蕤学的阶段，而是后来在小匡山学习的阶段了。小匡山也在江油附近，上面也有李白读书台，传说很多）。我记得有一个年谱上，是说李白十五岁进入大匡山，一直学习了十年，二十五岁出川；此前则在小匡山学习一些基础知识，似乎比较可信。可惜我现在忘记了那个年谱的作者和具体资料了，待回京后查。此处暂时先使用通常的说法，因为我要说的是一个阶段的成长对李白性格形成的影响，不必具体到年份。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