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
《华商报》
《华商报》这批进步人士的到港，促使早已想办一份报纸的廖承志，迅速做出办报决定，并于1941年2月10日，向周恩来请示：“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份报纸，定名《华商晚报》。”周恩来立即接受了廖承志的建议。
廖承志对办报考虑得既周到而又巧妙。办报要向港英政府注册，注册需先付2000元港币的“按金”。法人代表找谁？按金哪来？胸有成竹的廖承志，早就想好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和副经理邓文剑，让邓氏兄弟出面，港英当局容易通过。
为使报名不带政治色彩，容易在港立足，廖承志将其取名《华商报》。《华商报》表示商业性报纸，申请注册的邓氏兄弟是商人，商人办报，工商界和港澳市民不会有恐惧感和排斥性。报头从孙中山的墨迹中，分别找出“华”“商”“报”三个字拼在一起，报头也解决了。办报方针经讨论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露和批评英美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工作人员安排是：邓文田任报纸督印人兼总经理，邓文剑任副总经理负责经营，范长江任社长兼副总经理，胡仲持任总编辑，张友渔任总主笔，廖沫沙任编辑主任，陆浮任采访主任，其他同志负责撰写评论和专栏等。在编辑部工作的有邹韬奋、夏衍、茅盾、乔冠华、金仲华等著名人士。成立报社编委会，每周开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
法人代表、办报方针、人员安排确定后，大家便分头筹办有关事宜。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奔波，邓氏兄弟终于拿到了办报执照；编辑部在中环摆花街一号，租到一间一厅两小室的房间；营业部在荷里活道租到一间小屋；报纸印刷由一家小印刷厂承印。编辑部、经营部、印刷分散在三个地方，可见当初创业之艰难。
《华商报》《华商报》从创刊起，就以其翔实的内容，鲜明的立场，透彻的分析，生动的文笔，独到的见解，以及精辟的国际评论，名人荟萃的文艺副刊，吸引着海内外众多读者。
要闻版刊登的国内政治形势的真实情况；每天一篇社论传达共产党的声音；及时反映海外侨胞的意愿；经常刊登反映国内外真实情况的通讯，以及有关华北、华南地区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报道。此外设有大大小小的言论、杂文，与社论形成相呼应之宣传效果。还有每周一篇乔冠华的《国际一周》和张铁生的《欧洲闲话》，对国际形势的动荡变化，分析得有理有据，让人心服口服。还有接连不断刊登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如邹韬奋的《抗战以来》、茅盾的长篇连载《如是我见我闻》、范长江的长篇通讯《祖国十年》，千家驹的《抗战以来的经济》等，在读者中影响都很大。《华商报》的社论、评论、专栏和其它文章，从不同角度，揭露了国民党和国统区的黑暗，在港澳和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销量达一两万份。
1941年7月7日，正值抗战4周年，这天《华商报》全文刊登了郭沫若、茅盾、许地山、巴金、夏衍、胡风、景宋等，写给萧伯纳、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辛克莱、赛珍珠、爱因斯坦、韦尔斯、史沫特莱、海明威、斯诺等30多位作家的信，信中呼吁要实现民主力量大团结，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侵略联合阵线。此信发表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敌对势力的仇视。9月6日，暴徒到处抢砸撕毁《华商报》。做事果敢的廖承志，当天就让《华商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本报特别启事，揭露这一暴行。同时向港英当局提出控诉。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港英当局不得不采取措施，制止反动势力明目张胆对《华商报》的破坏。但反动势力并未善罢甘休，仍暗中捣乱，致使《华商报》处境越来越艰难。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机空袭九龙机场，周恩来指示廖承志立即组织疏散在港文化界知名人士，一场秘密大营救在港展开。此时的《华商报》连日发表社论，揭露日军侵略罪行。8日发表社论《一致打倒日寇》，9日发表社论《拥护政府对日宣战》，11日发表社论《为反侵略加紧团结》（社论），12日发表了最后一篇社论《团结动员抗拒日寇》之后停刊。
［1］中国记者 http://chinesejournalist.xinhuanet.com/html/200508/20050819.htm
